在48天時間裏，中國6省連續發生殘殺兒童的血案，震驚世人。同時中共官方媒體被禁止報導和討論，中國社會危機加劇引起國際社會強烈關注，中國人權律師李和平，從法律人角度深入分析了殺童血案不可迴避的社會背景，他闡述了信仰缺失的後果以及司法必須獨立的社會架構。以下是本臺對李和平專訪。
李和平律師曾在2008年獲美國政府頒發的民主獎，他是中國近代最活躍的人權律師之一，廣泛為遭遇公權力傷害的群體提供司法援助。他首先表明對事件的譴責立場。
錄音：「我就說這麼幾點吧！現在已經有多起殺害小孩的行為，從一個公民的角度來講，我覺得應該是對這種行為是持譴責態度的，任何人不管你有多大的冤屈，用這種方式去傷害小孩，這是不可取的。並且是應該受到譴責的，這是第一個立場。第二個，這麼多人在這麼短的時間內，他們採取了同樣的行為，這已經不是一個個案了，這表明中國社會的矛盾和怨氣已經積累到了相當大的一個程度。有人把中國社會比喻成一種高壓鍋，並且是沒有閥門的，沒有出氣口的。感覺這個高壓鍋它的溫度已經到了快要爆炸的點上，是相當危險的。 」
出現血腥殺童案的原因是公眾關心焦點，而中共控制媒體的獨立採訪和報導，不但公眾無法得知凶犯的行凶動機，甚至無法獲知確實的死亡人數和死者名單。李和平律師對犯罪心理做了推測分析，他說：
錄音：「為什麼會出現這麼多事情，我從法律理念上來說，只有保護了弱者的權利，強者的權利才能受到保護。這每一起殺童案件，中國境內的媒體都無法對這個案子進行深入地報導。也不知道這些凶手他們遇到了什麼樣的冤屈，過不去的坎兒。他竟然採取極端的行動抱定必死的決心，要去做一個驚天動地的大案，要把自己弄到被別人唾罵的境地。肯定是他應該受到了相當大的不公正，他本身對這個生活已經絕望了，這個社會沒有給他任何的或者相應的幫助，也沒有給他相應的希望，使他這個人在那個時候，產生了非常絕望的情緒，他才會產生這種暴烈的行動。」
「並且很多人去殺小孩的時候，他還有一個希望，是希望通過做出這樣一個大案子，引起有關方面的關注，才把他原來的積案得以解決，也使殘害他的人受到懲罰。他的想法，原來害他的人，共同的一塊完蛋吧！但是他採取了又拉上了一些無辜小孩的命。 」
針對中共對公眾安全危機的應對措施，李和平批評大陸官方採用的維穩模式，暴力控制伸張權利的公民，合法公民成為維穩對象，其實質上在製造和加劇社會矛盾。
錄音：「再一個現在大陸官方一直在強調搞維穩，主要的手段採取暴力，如控制的手段，把人動不動給關起來，叫做穩控對象，這種做法本身也是在社會上製造不和諧，心裏產生反感，就是去伸冤的時候，被當成被維穩控的人員，這種行為也會直接對社會上造成很大很大的傷害。
有人講維權才能維穩， 不能夠維權，也就不可能維護社會穩定，這種角度來講，目前的這種維穩體制，是造成中國現在出現這種殺童案件的原因之一。 」
那麼，出現這種殘暴血案的深層原因是什麼，到底誰是矛盾的始作俑者？李和平做了深入細緻的分析，他談到3點，首先談到中國民眾暴力意識的成因源於中共的鬥爭學說，他說：
錄音：「再還有一個講，現在中國的民眾他們的思想上所受到的影響，絕大多數的人，還是受到原來共產黨在49年以前，他們對付國民黨的時候，他們的那一套宣傳的影響，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要鬥爭、造反有理，有這種思想。這種思想在民眾中是有很大的市場的。再加上現在他們的環境，所受到的這種不公正對待，確實很多，那麼他們就想起了反抗，哪怕這個反抗越激烈越好，影響的面越大越好，兒童可能是社會上最軟弱的地方，神經最敏感的地方，他們可能就想到了要殺害兒童，來做一個引起世人廣泛關注的驚天血案。」
接著，李和平談到中國社會信仰缺失，導致被灌輸無神論的民眾對行為沒有任何約束，他說：
錄音：「還有一點，中國目前來講，信仰缺失。我個人認為，現在的這幾起殺童案件，如果大家把行凶者的背景調查一下，我相信他們是沒有信仰的人。如果他們有信仰，他們不會去殺害孩子。這就是中國政府，他們官方推崇出來的國教，馬克思主義唯物論，對中國造成的影響之一吧！」
此外，經濟指標GDP成為衡量社會進步的標準，中共官方倡導「利益至上」，以利益導向引導國民一切向「錢」看。李和平說：
錄音：「現在中國官方倡導的主要是利益至上，以利益導向對整個社會的國民進行引導，唯GDP論，只要你這個地方經濟發展了，一切都好，經濟不能夠發展，你可能一切就都不好。並且它也引導國民都一切向「錢」看。這就導致了很多人把社會公益，把價值不當回事。為了達到短期獲得的利益，他們不惜損害社會公益，損害長遠價值，政府他們帶頭這樣做，民眾就跟著政府學。我覺得這也是殺童案產生的背景之一吧。」
李和平律師批評了官方對殺童案的應對措施，認為以安保方式派員看守學校是不可行的，他建議用這些保安費用救濟那些受到公權力傷害的人。他說：
錄音：「中國現在應對殺童案策略，我覺得官方在強調加強校園警力，校園能夠得到比較強的安保服務。這裡面可能會起一定的作用，但我對這種行為，這種措施根本就不看好。中國的學校那肯定也是非常多的，一個學校有多少個學生，這個數目也是非常客觀的。那麼這個學校要派多少保安，派多少警察才是合適的呢？沒法去說了。
我看一個資料上講，重慶已經派了6300人，300個警察，那6300個人能夠頂用麼？如果一個人以拚死的決心到一個學校裡去，這些警察他們能擋得住麼？並且這麼幾個警察散到每一個學校裡面去，他能夠把整個學校都看得住麼？是不可能的。所以，這種方式根本是不可能解決問題的。如果校園增加安保的這個錢拿過來，增進社會的這種公平正義，增進社會的這種對正義的維護事業。我相信可能效果還好一些，減少那些人的支出，我覺得可能也比這樣好。」
那麼，中國社會這個高壓鍋，是否有釋放的閥門呢？李和平談到了非政府組織NGO和律師角色的積極作用，但是兩者都受到政府的強力打壓。
錄音：「中國現在是黨領導一切，黨領導一切所以在社會上的NGO組織普遍受到了壓制。如果中國民間的組織能夠活動空間要大一些的話，那麼他們會對這些弱勢群體提供一些幫助，使他們看到社會對他們有關，使他們對這個社會有一定的希望，我相信他們也不會走向這樣的不歸路。
現在中國政府對律師進行全方位的控制，而這種控制我看只能使頭疼案多的在中國發生。因為律師的存在是維護社會公益的。他是幫助弱勢群體，維護他們權力的。但是現在在中國，律師幫助律師群體，往往會吊銷執照，往往被打、被停業。我覺得中國政府是把這些民眾逼到一個沒有希望的、絕望的境地上去。按照這種方式去做的話，這種事情以後會比現在的比例要多的多的比例去發生的」
那麼，如何解決中國社會日益激化的社會矛盾？李和平強調，要還權與民。
錄音：「說到底，在中國必須實行司法獨立，要還權於民，因為這是一個多元的社會，而以犧牲弱勢群體的方式帶來的發展，那肯定是建立在沙丘似上的空中樓閣，根本就不可能長期存在。如果要這種方式持續下去的話，又有可能中國引起非常血腥的事件，這不是好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