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記者是將真實生活的困境轉化成公共討論的傳遞者。
「如果你直接批評政府，會被關進監獄嗎？」在學院的餐廳午餐時，我偶爾會被這樣問道。劍橋的克萊爾堂裡穿梭著來自不同國家與膚色的人群，人們短暫的相逢，又匆匆地離去，表達著對別人短暫和淺薄的興趣。
當坐在對面或旁邊的人知道我是來自中國的記者時，除去感嘆中國的經濟增長外，就會對我的人身安全感興趣。中國是兩個截然不同形象的混合體，它是繁榮、也是禁錮的象徵。尤其是對於新聞記者來說，可能只有朝鮮、古巴、緬甸等為數不多的國家比它更糟糕，甚至俄羅斯都更好些。
我該怎麼向這些陌生人解釋呢？一切沒有他們想像得那樣危險，但仍舊很危險。除去那些頭腦最愚鈍、心肝最麻木的人，沒人不知道這是個專制、腐敗甚至可以說邪惡的政權。但是，中國也不再是一個徹底的極權體制，你不必擔心因私下的言論而獲罪。事實上，從官員、商人、知識份子到一位出租車司機，他們在餐桌上、在閑談時咒罵與譏諷現行的體制，已經變成了一項娛樂。你在公共空間上，很難看到、聽到這種不滿，到處是國家富強、和諧社會的讚歌。人們生活在一個二元世界裡。這二元世界又加劇了虛偽與嘲諷的蔓延。中國似乎進入這樣一種狀態，人們都感到目前的政治體制問題重重。人們表示不滿、充滿譏笑，卻又很少人準備真的改變它。似乎嘲諷已經產生了足夠的滿足。在嘲諷中，人們自認已經改變了現實。整個國家已經陷入了犬儒主義的泥淖。
犬儒主義的盛行，是因為現實的困境不能被傳達到公共空間，私下的議論無法轉化成公開的表達的辯論，缺乏社會組織來將不滿轉化成正常的行動。這種公開性、組織性，正是一個專制政權最恐懼的力量，它將不惜一切代價來壓制它們的出現與存在。徹底的極權主義，會試圖改造人的思想，甚至連私下的念頭都要壓制。而現在，政權給予以私下抱怨的自由，政權甚至會容納與鼓勵這蔓延的嘲諷，但千萬記住，這只是私下的遊戲。
但另一個同樣重要、卻常常被忽略的原因是，人們缺乏足夠的內心力量去追求自己的主張，或者根本不知道自己的主張是什麼。比起外在的束縛，更重要的是，人們缺乏對內在自由的真正渴望。自由很少被視作生活的目的所在，它似乎僅僅是一種手段。當自由只是一種手段時，它也就經常被交易。政權輕易收買了大學、媒體，讓知識份子們用靈魂來交換物質生活。此刻的中國最大的危機是這種內在價值觀的坍塌，或者說我們從未建立起這種內心的價值系統。
新聞記者是將真實生活的困境轉化成公共討論的傳遞者，是把被遮蔽與忽略的事實，呈現在公共空間的人。雙重危機阻礙著我們。一方面，我們要受到來自政治權力的威脅，很多議題是明確不能報導的，即使你報導了，你必然會被刪除，你的個人可能也會遭遇不公對待，因為所有的媒體仍處於國家的監控之下。另一方面，我們變成了一個勤奮的自我審查者，自我麻痺者。即使沒有得到明確的警告，我們已經率先提醒自己——這個議題無法觸碰，自己放棄了自己的自由；我們也可能變得熱衷於在字裡行間的小小文字遊戲，沉湎於用雙關、隱喻、聯想來傳遞可憐的事實，長此以往，我們的所有興奮都將集中於說出那一句常識。
我想不出改變這種狀況的方法。但是在所有黑暗的歷史時刻、所有專制的地區，說出真相、追求自由，都要付出對應的代價，都需要很多人為此而做出犧牲，是一顆顆自由心靈的相互鼓舞，是一代代人的持續的努力，才讓自由得以實現，這首先需要來自內在的信念。
此刻的中國，這種內在信念的缺乏，比這在外在的束縛，更為致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