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 勒法奴指責藥品公司助長了藥品依賴的「生活方式」治療革命成為戰後人類所有成就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事情。因此，對攻克疾病取得如此大的成功，以至於很難想像如果回到1945年，那會是什麼樣子：那時醫生所面對的肺結核、精神分裂症或類風濕關節炎，甚至是任何疾病幾乎都是無藥可醫。更不用說實施心外手術、器官移植和癌症治療。所有這些進步極大地幫助人們擺脫對疾病和早逝的恐懼。
然而，正如埃克塞特大學的瓊 巴斯菲爾德教授在本月《社會科學與醫學雜誌》的一篇論文「一片藥治百病」裡所主張的---- 有一些奇特的現象正在證明：為什麼在過去二十年來，衛生服務藥品費用不因國家保健的改善康而隨之膨脹。
從1990年代初期的每年 40億英鎊，到2006年，英國國民保健費用已經超過了100億，而現在已近180億，預計在這十年中還會飛漲到240億。巴斯菲爾德教授指出，在此期間，每年人均處方藥消耗量增加了一倍，達16。由於健康的年輕人和中年人很少看醫生，所以這只能意味著，尤其是很多老年人，目前每天都在大把大把吃藥。
所有藥物對特定人群都會有副作用，因此，多種藥物混合使用（或醫生誘導用藥）的流行往往成為引起醫源性疾病的問題。如利物浦的德里克 巴克斯比（Derrick Baxby）研究發現：因心臟病發作在醫院治療後，被要求每天服用7種藥。然後他閱讀了所提供的每種藥品說明書並計算這些藥的副作用，總共有130項。因此他在《英國醫學雜誌》撰文：「所有這些藥物都可能引起噁心和嘔吐；大多數可能導致肝腎問題；5種引起皮疹或發痒；4種導致痢疾或便秘； 4種引起頭痛、胸痛或心悸。」
是什麼導致這種狀況的發生？毫無疑問，正如巴斯菲爾德教授的論文標題想表示的那樣，公眾的態度已經發生了變化：人們比過去缺乏忍耐性，並指望通過藥物治療他們的疾病，而不管是否真正有需要。更加重要的是，製藥業幸災樂禍地認為，衛生保健藥品費增長的助推力在於：從治療疾病到「全面診斷」模式的轉變成為其未來盈利能力轉變的需求—因為這產生了對其產品的需求。
這就形成了幾種模式，其中最成功的一種模式就是大量開出膽固醇、降壓藥等處方藥來預防心臟病發作或中風。而在這裡，單一品種用藥獲利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假設850人需要服用藥物降低血壓僅僅是為了防止中風。那麼就有可能849人每天會毫無目的地同時服用一些其他藥片。這種「利益缺失」隨著以下因素的變化而加劇，如血壓或膽固醇，年齡的增長（並可能與高齡無關）。很多時候，這種因素是不容忽視的，許多人一直服用那些對他們幾乎無益處的藥物。進一步受益策略包括改善「生活方式」的藥品，如治療肥胖症、陽痿和戒菸等，並重新定義心理條件，如抑鬱症、因須用藥等。
如果任其發展下去，可以預見，這個過程將最終導致國家「藥物末日」 災難 - 醫學進步的「弊大於利」以及製藥業的「殺雞取卵」摧毀了西方世界衛生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