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配圖）
前兩天，美國智庫布魯京斯研究所舉行了一個「海歸現象」研討會。人們對近年來不少海歸逐漸走向領導位置的現象給與了特殊關注。學者李成在會上介紹說，在中國共產黨十七屆中央委員會的正式委員和候補委員中，「海歸」人員佔到百分之十點五。他預計，在兩年後的十七大上這個比例還會進一步提高。除此之外，海歸們在政府部門和企業中也都紛紛嶄露頭角。
研討會的參與者對海歸隊在未來中國的變革和發展中將起的作用充滿期待，這是因為受到「海歸」在中國近代史上發揮的積極作用的鼓舞。人們注意到，在二十世紀前期從晚清到民國，「海歸」扮演了「革命者」的角色；二十世紀中期包括中共建政初期，海歸是中國工業化和現代化重要力量；而在中國近三十年的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海歸們也發揮了類似於催化劑的作用。
人們對海歸的期待是有理由的；但是對海歸在中國社會轉型中的作用過度的期待則是不現實的。這主要是因為兩個原因，首先是由於現有的中國執政者們對具有普世價值人類文明所持有的狹隘的實用主義立場以及他們對社會資源分配的絕對壟斷權；其次是由於中國海歸們特有的政治、經濟地位以及他們和現有體制融合的特殊形式。
雖然號稱對外開放已經三十多年了，但是中國的開放基本上還是沿襲了清末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體制。當家的還是「西太后們」。這些「西太后們」對社會資源、包括職位的分配具有絕對的壟斷權。那些陸續從歐美回國的海歸更多地是在中國與海外的銜接上起到一個「中介」甚至僅僅是「翻譯」的作用。當政者只希望利用海歸將外國的技術、管理經驗等「翻譯」到國內，並不希望他們傳播自由、民主等文明理念和政治制度。
截至目前為止，海歸們實際上是被排除在各級政府的決策層之外的。人們提到做多的楊潔篪、周小川等人，實際上也至多隻不過是一個技術層面的執行者而已。例如，周小川是主張人民幣升值的。他的主張並沒有錯，但是由於這個主張，他連行長的位置也差點丟掉。溫家寶在陳述拿掉周小川的理由時說道：人民幣升值問題，我講了七次（不能升），他講了八次（要升）。由此可見，海歸想由技術層面上升了決策層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只要「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方針不變，海歸的侷限性就不可能有突破。
對現有體制的忠誠是現有的統治集團在分配資源是考慮的主要因素，因此，與「土鱉」們相比，為了得到「學有所用」的機會，「海歸們」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向執政者們表明他們是仇恨西方的政治制度的，是忠誠於現有的政治集團的。記得是上個世紀九十年代筆者在牛津大學讀博士學位期間，一位來自於中央重要經濟管理部門的小夥子完成了碩士學位即將回國，在為他送行時，我無不調侃地對他說，回國後恐怕必須「裝孫子」才能生存，他則帶著幾分酒意大聲回道，「裝孫子」是不夠的，必須變成「真孫子」才能成功。一句話道出了海歸們回到國內後的命運。
其實，海歸們在中國社會變革中能否發揮積極作用，還有他們自身的原因。海歸們都是具體的人，是具體的人就有自己的立場。學到了知識可以為推動社會進步，也可以更加有效地維持現有的既得利益格局而反對社會變革。本來就來自於現有的統治集團的「「海歸」」們中的大多數要維護他們那些「土鱉」父母所屬的利益集團的利益；即使那些出生寒苦的「海歸」，一旦發現自己有可能通過在西方「學成文武藝」，然後回到中國「貨與帝王家」的時候，他們也完全有可能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參與現有利益集團。這一點也正在不斷地為眾多海歸的實踐所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