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期間有記者在人民大會堂前對全國的人大代表做關於「個人財產公布」的台階式調查時，有20位做官的人大代表透露了自己的房產數目和私家車數量。
粗略可分四類：一、華北科技學院院長楊庚宇、南京汽車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王浩良、河北滄州市副市長辛書華、有一套房和一輛車，江蘇亞萍有限公司集團董事長陸亞萍有兩套房和一輛車，二、浙江省虎山集團董事長張劍星有兩、三套房，河北承德畫院院長蕭玉田、江蘇鹽城市市長李強、廣西欽州市市委書記湯世保有兩套房，沒車；山東省政協副主席栗甲、廣西貴港職業技術學院院長瀋並羿、澳門中華教育會會長李沛霖、中國銀行香港營運部總經理吳亮星、江蘇雙溝酒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趙鳳琦、江蘇箭鹿集團董事長劉慶年、黑龍江奧利達醫藥集團董事長周有財、雲南省教育廳廳長羅崇敏、山東煙臺市煙台大學副校長江林昌、河北工程大學高教研究室主任趙林明有一套房，沒車；三、廣西大新縣副縣長農藝梅有一臺拖拉機；四、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霍震寰沒房，沒車。
看上面的調查，有房有車的4人，有房無車的14人，有車無房1人，無車無房1人。這個調查很粗略，房屋面積、車輛品牌沒在調查中，張劍星房兩套或三套不明，農藝梅是住辦公室或拖拉機也不明，霍震寰沒房沒車讓人一頭霧水。
上面受調查的20位官員向記者透露的個人財產情況，是真還是假？我們似乎不好簡單地斷言這些官員所回答的情況的真假。調查太粗略，如果上面的被調查者都無兒無女無配偶，數字確實，回答就是真；如果將財產登記在父母、子女或情人等名下，如果國企實際上配備了專車私用甚至司機隨時調遣，或公務員有百萬年薪而且車和房都是免費提供，那麼上面的回答可能就是含糊其辭在騙人。
據說獲悉調查結果後，香港記者說了這樣一句話：中國人，真是低調啊！上面被調查的20名人大代表，江蘇亞萍有限公司集團董事長陸亞萍理應是私人企業的老闆，此外19名很可能都是聽命於共產黨的紅頭文件的官員，包括公務員、國家企事業單位的頭兒，可謂黨領導下的官員（簡稱「黨官員」）。黨官員真是很低調嗎？所謂低調，在這裡，就是指清廉，沒多少個人財產。如果香港記者就是這般感慨，那麼大陸民眾很多人就顯然不信。有人因此嘲諷這些人說：他心裏湧起了一股想要「接濟」他們的衝動，第一次覺得跟他一般的群眾富有的像一個奴隸主。這是一種挖苦的說法，不相信這些人公布的財產情況比許多民眾還差。
那麼，今日致富了的老百姓（比陸亞萍更富裕的私企老闆和炒股或炒期貨發了的個體戶們）是奴隸主嗎？奴隸主在山寨國是一個含義混亂的黨文化名詞，將希臘城邦國與羅馬共和國公民政治特有的奴隸制下的「奴隸主」一詞，隨隨便便用到中國大陸來了，用來指山寨國富裕的民眾很不恰當。從1956年山寨國宣稱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三大社會主義改造完成起到今日，普天之下莫非黨土，所謂農村土地和工廠經營的城鄉承包制都不過是共產黨將以「領導」名義實際佔有的大陸土地以租賃的方式交給城鄉民眾經營，種地建房修路等，產權在黨；率土之濱莫非黨奴，所以才有「聽共產黨的話，跟共產黨走」的政治要求。由此可知，所有不動財產最終還是共產黨在堅持領導中國的權力和走社會主義道路名義下最終佔有。誰都沒有真正的私有財產：私營企業的地產，老百姓的房產，在山寨國買的只是50年的使用權。山寨國今日富民沒有一個夠格的奴隸主。
弄清網民關於「老百姓是奴隸主」的說法是黨文化思維下的隨便說，便可推知：黨官員是黨的領導權的代表，絕對權力下普遍趾高氣揚。財產的所謂低調，是在沒有真正的私有財產和黨鏟除異己分子的反腐運動中，黨官員面對記者的裝模作樣。當然，也有真正清廉、心存民眾的好官員，但不多見，壓在低下做牛使。
黨官員面對記者的裝模作樣，即作假裝廉。為什麼山寨國官員要弄虛作假裝清廉？一句話，在喪失了共產主義大同信仰的歷史條件下，黨官員以權致富財路不明，必定弄虛作假裝清廉。這是以當官為民的油頭粉麵，保住黨官位置有能力在政治上肥臀豐乳。廣西黨官員韓峰平時為人謙和，據說「給人的感覺就是那種典型的文人，少與人結怨。」但韓峰日記曝光之後，其利用菸草專賣局局長職權多次收受承建商的賄賂錢財近80萬元的貪官形象與利用權力獲得的情色腐敗生活都被揭露。韓峰以低調的謙和與清廉外觀掩飾其貪財好色，絕不是個案。山寨國以「人民共和」為裝飾，官場騙子如野草，「低調做官，性情生活」成了「草官」的遊戲規則：低調做官是為官技巧，性情生活是做官目標。
中國官員從戰國到唐代，被尊稱為「官人」，為民做主，清官自然。從1950年起，共產黨領導中國60年的山寨國時代，最為不幸是身為黨國官員，「官本德帶來，財生官自然，不刻意低調」的古代官道邪變惡化：缺德能做官，財壞官之德，低調是作假，官場通地獄。中國正處於去除黨文化而重建的政治前夜。我們未來的國家應該營造一個什麼樣的做官環境？這個問題需要我們理性思考。
復興中國古代的官人文化，轉換西方現代的民主憲政。「官人」，本意是為官之人，戰國荀子在其《強國》篇裡說「官人益秩，庶人益祿」，表達為官治國——建立政治秩序——的重要性，後發展成為對男性的尊稱，到宋朝也作為婦女對丈夫之稱。這在中國歷史上逐漸成為一種被「達官貴人」或「士大夫」詞語經常表達並形成的官人文化，即儒家從推舉制、科舉制時代形成的勞心者治人、做官須有德、官德講忠義的歷史、文學（詩歌、散文、小說）等知識文化現象。所以中國古代有「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種紅薯」的說法。復興中國古代的官人文化，就是要把中國古代這種真切的做官為民的文化思想復興起來，與此相聯繫官的尊嚴和財產也將被珍視，做官不怕財產見光。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復興官人文化，並非復活中國古代的官老爺文化思想。如何才能既有做官的尊嚴和誠實，又沒有做老爺的高高在上的現象？這就需要我們引進西方現代的民主憲政，即分開黨跟國而解決憲政虛擬問題，把共產黨放進憲法和法律的政治舞臺裡，治官不需要黨委和紀委。在憲政建設上我們要把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共產黨領導，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指引」這45個黨政紅字的憲政裝飾剝離。這樣中國就真的成了人民共和國了。而這個人民國的人民不再被共產黨領導著到處製造敵人戰鬥，他們根據憲政權利選舉官員，卻又秉承尊重官員的中華文化正統。這樣，古代官人文化和現代民主憲政結合，做官財產見光也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