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一號看到一個報導，中國忽然之間有13家報紙同時登載了一個相同的社論，這個社論就是要求廢除從1958年開始的已經執行了52年的戶籍制度。
這個戶籍制度是限制人的居住自由和行動自由的。你在戶口控制之下，哪裡都不能去，你要去的話，你必須要得到本地政府的批准。如果不批准，你就不能動。就算批准了，你到了城市工作，如果在城市裡忽然沒有工作了，你要被趕回來。
在城市裡你也得不到任何國家的保障和福利。比如說孩子上學；又比如說生病到醫院，沒有人管你，因為你必須回到本鄉。這是中共集權制度控制老百姓的一個最有效方式，也可以說是中共的社會主義中國特色吧。
幾十年來在這個制度下，造成無數的災害。我們知道從1958年建立這個制度一直到毛澤東死，戶籍制度都是控制人口的一個最重要的辦法。其中包括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必須把戶口落在鄉下，落戶以後你就回不了城。所以說這是一個可怕的制度，殺人不見血。
這個制度到了所謂改革開放的1978以後，不得不作些調整。因為，自從改革開放後，中共要建設新的市場經濟制度，需要大量人力在城市裡工作。城市裡已經沒有人可以造房子、造馬路、造汽車，所有這些建設，包括修鐵路等等，無不需要老百姓，所以，這些老百姓都是從鄉下來的。
在控制人口流動方面，只能稍微放鬆些。這就是後來文獻上、報紙上、媒體上所講的「盲流」，人數在一億上下，都是從鄉村到城市找事情做的人。這些人幫中國建設成今天這個樣子，立了大功。
但是這些人在城市裡是完全沒有居住權利的。比如說他們孩子上學，是沒有學校可進的。他們只有自己辦學校。他們辦了學校以後，如果這個學校的地址，地方政府要有其它發展計畫時，就要把他們房子拆掉。這個事情在北京和其它各個城市都發生過。
因為得不到保障，只要他們失業，馬上就被趕回本鄉。所以這些人是非常可憐的，可以說是最下層的老百姓。我想，共產黨內部也有一派人認為戶籍制度是過時的，應該改革。但是這個改革始終沒有實行。人大會裡有一位名字叫張全秀的代表，他也認為戶籍要改革：「痛，還要痛多久呢？」
可見要求改革的不只是報紙的編輯、也不只是報紙的工作人員、也不只是工人、農民，而且中共黨員內部也有一部分人有這種看法。但這個看法在黨內被頑固派抵制、被保守派抵制，因為這是他們控制老百姓最有效的方式。
這個社論出來幾小時以後，在網上就找不著了，就被禁了。中宣部直接干預，像張宏、社論的主要起草人，就被解職了。他從《觀察報》網站被開除了。另外，他的同事、跟這個有關的包括十幾家報紙，都受到中宣部的警告。換句話說，共產黨用全部的政治力量來鎮壓這件事情，要把這個事情消滅掉。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荒唐，而且非常離譜的事情，因為這可以引起嚴重的後果。老百姓的憤怒已經不能忍受了，在社論上、在其它網站上的言論，我們都看出來，老百姓對這件事是憤怒至極，因為他們的自由被限制。
這裡，我們想到共產黨提倡儒家的荒唐之處。儒家是從頭開始，中國歷史也是從頭開始，老百姓有選擇居住的自由。孔子講要「擇鄰」，住家要選擇好的地方。孔子自己的生活，家庭就從這個鄉下搬到那個城市，這是絕對自由的。還有孟子，他母親為教訓兒子，可謂「孟子三遷」，搬家三次。
孟子與梁惠王講話，梁惠王問：我怎麼樣才能使我的百姓人口增加，讓別國老百姓到我這兒來？唯一的辦法就是實行仁政，施行仁政，孟子說，他們自然就會來了；如果你不實行仁政，沒有人會來。如果你實行仁政，做官的人要到你的朝廷來做官；老百姓、農民要到你的土地上耕田；而商人也要到你的市場上做生意。
孟子話講得很清楚。這話是在戰國時代說的，遷移是絕對自由的沒有問題的。所以戰國時出現的所謂「游市」、「遊民」，就到處可以跑。雖然有某些通行證的需要，但基本上是自由的。
中國城市發展越來越快，都是農民自由遷徙到城市的結果。比如說南宋的杭州，現在有很多人研究它。本來城市不大，後來因為農民進城工作了，人口就增到了幾十萬人。在北宋沒有亡以前，開封也有上百萬人，這都是城市裡慢慢遷過來的。唐宋時代，正是中國都市發展的時代。
所以我們從傳統上看，中國老百姓基本上是有遷居自由的、有保障的。在國民黨時代也是可以自由遷移的。只有在共產黨領導下，特別是從1958年戶籍制度、戶口制度正式在全國實行以後，老百姓就失去了自由。共產黨如果真想實行儒家的仁政，它就應該好好想一想該怎麼做。
（文章只代表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根據錄音整理，未經作者審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