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底中國的一次全國政法工作會議上，中共政治局常委周永康要求各地政府不能上交矛盾，要本地的矛盾化解在基層。不過評論人士認為，北京的這個要求難以執行。
去年12月18日，周永康在全國政法工作電視電話會議上，要求各地發生的群體性事件必須「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鄉鎮，矛盾不上交「。北京的求是雜誌報導說，周永康要求各地政府深入推進化解社會矛盾，從四個方面解決目前中國社會矛盾激化的問題。一是抓源頭，預防矛盾發生；二是清理積案，三是完善機制，四是強化基層政府的作用。
目前中國社會每年發生群體性事件超過十萬起，各類暴力反抗事件日漸增多。專家評論說，這顯示中國社會矛盾激化，官民衝突和對立嚴重。
美國紐約市立大學政治學教授夏明表示，周永康作出的要求並非首次，以前北京也一直把維持穩定作為地方政府的首要工作，但問題在於，許多社會矛盾地方政府沒有能力和沒有辦法解決：「現在最根本的問題在於，地方政府它沒有能力來解決這些矛盾衝突。而且很多這些矛盾衝突是由中央的政策其實形成的。中央政府它許了很多的願， 它許了很多願，但是它並沒有把這個許願用財政撥款把這個給落實起來。 那麼地方政府就拿很多，地方政府面對很多中央開的空頭支票，那麼地方政府其實又沒有地方財政去執行。」
美國中文的中國事務網站主編伍凡也認為，中國社會矛盾的源頭，其實是中央政府的政策和中國的一些基本社會制度不合理造成的，地方政府對此也無能為力：「制度結構性的矛盾下面解決不了。 我就講拆遷問題，拆遷問題造成千千萬萬的人上訪。拆遷問題是你中央定的，國務院定的法規說可以拆，02年還是01年定的法規， 到現在還沒有修改好。那麼你這個法規讓下面有權去拆， 拆了以後中間有多少部長他也不管，反正你拆了以後由下面去用。它也解決下面的政府的開銷，上繳一部分到中央稅收。那麼你這個矛盾你讓下面怎麼解決呢？ 還有一個環保， 中央根本不管，當下面活不下去了人家來控告了。你這個政治經濟結構性的問題，你要下面怎麼解決？」
夏明教授表示，通常而言，除了政府機構之外，每個社會都有一些自治和自助組織，能夠起到緩解和化解社會矛盾的作用，但在中國，社會組織政府化，因此失去了化解社會矛盾的功能。
他認為，中國許多社會矛盾的產生，都是因為中國「中央點菜，地方買單「的政策造成的：「許多矛盾地方上解決不了。那麼老百姓就拿著中央的令箭或者中央的各種許諾，而且直接拿著胡錦濤、溫家寶說的許多的‘好話’，但這些‘好話’其實地方政府又沒有辦法去完全落實的，他們這樣的話呢就進行抗爭。你會發現中國社會家家戶戶、村村鎮鎮都有沒有解的冤屈， 它這種揚湯止沸的方法了， 使得中國社會未來發展具有強烈的不可確定性。」
夏明表示，北京如果嚴厲執行把矛盾化解在基層的政策，後果將是地方政府法外執政的權力大增，雖然可能短期內風平浪靜，但社會矛盾的積累，將損害中國社會的長期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