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本文完稿之時，Google撤離中國事件與否暫時懸而未決。但是Google的反對聲音已經明顯降調，為了留在中國的的「台階」也已搭好：一度放棄審查限制的「谷歌」搜索引擎又恢復了「據當地法律法規和政策，部分搜索結果未予顯示」的告白；黑客的惡意攻擊已經演變成谷歌「內鬼」搗鬼。短短數天之內，美中雙方官員已經舉行多次會晤，磋商「網路自由」問題。
撇開引起這次事件的直接原因網路攻擊──因為那種分析需要更多的專業技術資訊，這只有網路戰參戰雙方願意公布時才有可能獲取。本文只探討Google以及與它網際網路公司在中國面臨的特殊問題。
一、Google的中國問題並非Google獨有
國際社會對Google的 「道德覺醒」之強烈反應與道德歡呼，折射了兩點世人始終不願意真正面對的現實：第一，在中國的投資市場，屈服於中國的制度環境（即順應腐敗並放棄任何原則）是外資企業非常普遍的行為；由此產生了第二點：大家都是侏儒的時候，人們產生英雄飢渴。這是一個太需要英雄的時代，於是在短時間內挺直腰的 Google成了國際社會心目中的英雄。
在我為BBC寫的那篇「Google風波與中國市場的‘資本定律’」一文裡，我指出Google與所有在中國的跨國公司一樣，面臨兩大生存定律的限制與困擾，Google的困境其實折射了外國資本在中國市場無法逃脫的困境：第一，它們被迫順應中國的制度環境（包括向中國官員大量行賄）以獲得市場准入；第二，它們不得不被迫放棄在本土必須堅守的政治原則與道德律條。這次的Google風波，主要涉及第二條生存定律。傳媒公司則更需做出艱難抉擇。他們的運營領域是中國共產黨的傳統屬 地。該黨一直視媒體為進行政治控制的一個重要工具。
Google作為IT行業的一員，由於其技術特質而兼具雙重特點：首先，它們是企業，是企業就會毫無例外地遵循利潤原則，即盡一切可能追逐利潤。其次，它們的業務涉及網路傳播技術，所以在某種範圍內，又必須遵循媒體行業必須遵循的道德法則。在中國，對此最簡單的概括應該就是不能為中國政府提供與新聞自由原則相悖的網路監控技術。
外資在中國市場的「生存定律」，使Google從進入中國市場之日始就面臨道德困境。它的座右銘是「不作惡」，但過濾信息卻有幫助專制極權政府控制新聞之嫌，這一點使Google深陷道德泥潭，在此我姑且將其名之為「Google的中國問題」（當然也是其它網際網路公司面臨的共同問題）。美國社會基於這條 「不作惡」的道德信條，譏諷Google說「在中國，它不是Google。」
二、Google的艱難選擇：為商業利益放棄了道德自律
憑心而論，與IT行業的其它跨國公司相比，Google的主要業務主要是提供搜索引擎服務，與思科（SISCO）等公司相比，Google的「作惡」程度相對要小得多。其它的IT行業巨頭，早在上世紀90年代末就與中國的國家安全部、公安部及軍方合作，參與了中國那龐大的電子監控系統「金盾工程」的建立工作，並為這一旨在監視、竊聽或聯機監聽電訊的系統提供了核心技術。其中思科起了特別重要的作用，它為中共開發了一套特別的防火牆系統，專門用來聞嗅、審查、最後把中共禁止的信息扔進垃圾箱，作為回報，思科得到了中國80%的路由器市場。到2000年，雅虎(Yahoo)開始監視搜索引擎和聊天室，以保證它在中國最大的市場份額。所以，當2005年微軟、Google開始過濾中國當局禁忌的各種信息時，它們只不過是順著思科、摩托羅拉等「前人」的路走罷了。
問題在於：其它公司的行為多隱在暗處，除了參與者與合作者之外，外界無從知道它們具體做了什麼。而Google對信息的過濾，卻是網民每天都能感受到的現實。也因此，「作惡」程度最輕的Google反而最容易處於風口浪尖。代表Google在中國開闢市場、並讓「谷歌」成為家喻戶曉的搜索引擎的前 Google中國總裁李開復反覆宣揚的那句勵志名言：「年輕＋自由＋平等＋顛覆＋創新＋用戶為本＋不要做壞事＝Google的奇蹟」，在中國被不少青年人傳誦，但卻被美國的媒體，比如《紐約時報》記者作為Google言行不一的例證。
Google在中國市場放棄道德自律，贏得了看起來巨大的商業機會。許多跨國公司在中國投資，因為中國的制度環境而產生成本過高的問題，都被迫將前五年當作資本淨投入期，即只要能夠在中國市場站穩腳跟，前五年就當作燒錢的準備期，再高的成本也在所不惜。而Google的「谷歌中國」卻在前五年內就實現了盈利，儘管Citi Investment Research 預計2010年谷歌中國業務對谷歌的利潤貢獻僅為1%，但谷歌在中國終究擁有了36％的市場份額。
市場展拓的成功使得Google的利益與道德權衡更加艱難。
在對待中國市場的態度上，谷歌高層始終存在不同意見。《華爾街日報》（1月 14日）在「谷歌高層激烈爭論退出中國的內幕」一文中，曾提到谷歌（Google Inc.）威脅退出中國這一驚人之舉的決策過程「具有強烈的個人色彩」。在谷歌創始人佩奇（Larry Page）和布林（Sergey Brin）兩個人之間，「中國」一直都是一個敏感話題。熟悉布林的人透露，布林曾向朋友和谷歌的同事吐露他對於在華經營的矛盾心理，說因為他在前蘇聯度過的童年，所以對於谷歌與政府在內容審查方面合作產生道德羞愧感。多年來，布林一直是Google的企業良心及「不作惡」（Don't be Evil）信條的守護者。
儘管如此，Google道德上的最大壓力並不來自於布林個人對極權的厭惡及其道德原則，而來自於美國社會的壓力。其它的網路公司更是如此。
三、美國社會對網路巨頭施加的道德壓力
最早揭露美國高科技公司與中國政府之間存在不光彩合作的是Greg Walton，他是一位專門研究高科技與全球化對人權與民主的影響的美國作家。早在2001年， Greg Walton就發表了一篇「金盾工程：龐大的中國電訊監控系統」（ China's Golden Shield：Corporation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urveillance Technolog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以大量事實揭露了眾多高科技跨國公司為了競爭中國業務，如何幫助中國政府建立「金盾工程」，以用來監視、竊聽或者聯機監聽。該工程部分是資料庫，部分是監視網路，專注於下列安防範圍：「出入口監控、反黑客入侵、通信安全、電子計算機配件和軟體、解密和加密、電子商業安全、外聯網和內聯網保安、防火牆、網路通訊、網路安全和管理、安全操作、智能卡保安、系統安全、病毒察覺、信息科技有關服務以及其它」。其時，全世界並沒有多少人知道中國政府投入巨資建立的這個電訊工程到底作何用途，中國許多高科技公司更是通過標榜自己是金盾工程的參與者來炫耀自己擁有先進地位。
這篇重要文章發表後不久，我就通過網路搜索發現了這篇文章，並將其主要內容節譯成中文，通過寫文章、演講等各種方式讓中英文世界儘可能知道金盾工程是個嚴重侵犯中國民眾人權的罪惡工程。我曾將這篇譯文貼在北京某大學網站上，但該帖子只存在了不到1小時就被刪除。此後我只能通過EMAIL寄送的方式儘可能讓更多的人知道這個罪惡工程的真相。2001年8月及2002年6月，我曾兩度到美國國會作證，儘管聽證的主題與新聞自由無關，但我都要求額外的3分鐘發言，向參加聽證的國會議員及專家們介紹「金盾工程」，請他們閱讀Greg Walton的有關文章，希望能夠通過立法阻止美國公司與中國政府之間這種罪惡的合作。2001年那次，參加聽證的議員與專家委員們表示從未聽聞過什麼金盾工程；2002年那一次，他們表示將關注這件事情，但也指出，美國沒有相關法律干涉公司在海外的這類行為。
2002年，我讀到了Ethan Gutmann發表在《標準週刊》（Weekly Standard, 2/25/2002），文章標題是「誰失去了中國的網際網路？」該文與Greg Walton的「金盾工程」一文類似，揭露了大量美國公司為中國政府控制信息提供技術支持的事實。作者警告美國政府及科技界：「美國現有的監控、加密、防火牆及病毒技術，已經都轉移給了中國的合作夥伴，中國人有一天說不定會把這些技術的矛頭轉向對付美國百無禁忌完全開放的網路。我們出錢出力將一匹自以為將發揮「木馬屠城記」效用的「特洛伊木馬」推進了中國，卻忘了在木馬上開個閘門。」
後來的事態發展，證明Ethan Gutmann確有先見之明。2009年6月美國五角大樓宣佈成立「網路戰司令部」，對手主要是中俄兩國。最近這次Google與近20家公司受到黑客攻擊來自中國，而這些技術進步正好是美國公司過去數年持續不斷提供並促進的。Ethan Gutmann還指出，思科早在2002年就為中共國家安全局開發了警政網（Policenet），警政網的核心目的是監視，警察用它可以查到任何中國公民的數據：工作史、家庭背景、政治傾向、形象、上網歷史、和至少60天的電子郵件。它攜帶方便：警察只要掃瞄一下某人的身份證件，就可以從隨身的設備中訪問這個資料庫，得到此人的所有信息。當雅虎作為幫凶，使中國新聞工作者師濤等人被捕時，美國社會各界非常憤怒。但是，思科的警政網每天都在幫中共的安全機構搜獵政治異見者和法輪功修煉者，而它的這些服務和系統升級卻不太可能留下記錄。為此，Ethan Gutmann勇敢地站出來，公開了思科的「警政網」 手冊，用鐵的事實證明思科向中共出賣高級終端監視技術，迫使思科有所收斂。
作為智庫的蘭德公司也於2002年一份報告中談到上述同樣問題。我在2003年初完成中國人權（紐約）委託的研究報告「中國政府如何控制媒體」（即《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策略大揭秘》的前身），其中有關網際網路控制的資料不少來自上述文章。而此時距2003年9月3日──中央電視臺在晚間新聞裡宣布「金盾工程」已經啟動之時還相差一年多。
四、終止與魔鬼合作還只是個開始
2003年3月10日，美國國會請「金盾工程」一文作者Greg Walton到國會作證，Greg Walton以「長城，小世界」（Great Wall, Small World）為題，提醒國會注意中國的網路監控中美國公司所起的作用。此後，美國哈佛大學法學院資助了一項常年研究「中國的網路信息過濾」( Internet Filtering in China)，自2004年開始，每年均發布動態報告。2005年4月14日，美國國會美中經濟安全委員會召開了一個有10多位專家及專業人士參加的聽證會，儘管參加作證者有一些堅持認為「中國的民主自由有很大進展」，但來自哈佛大學的John G.Palfrey.Jr.與Derek Bambauer，蘭德公司的研究員Murray Scot Tanner，還有我，均認為中國的網路監控非常嚴重地阻礙了信息的自由傳播，不少美國公司正在為中國網路監控提供關鍵的技術支持，對此美國必須予以高度重視。
正是在上述人士及一些人權組織、人權活動家的共同努力下，2006年1月中旬，美國國會傳召美國四大高科技巨頭思科、微軟、雅虎與 Google至國會，針對它們遵守中國審查法律的做法進行質詢──這四大公司曾倨傲地拒絕了1月上旬國會的第一次傳召，此舉大大激怒了美國社會各界人士，針對這四大公司的尖銳批評如潮水一般湧來，不少國會議員將這四大公司在中國的行為與納粹組織在組織大屠殺過程中利用IBM技術相提並論，輿論批評它們「熱情地自願充當中國政府的審查隊伍」。在巨大的社會壓力之下，這四大網路公司被迫採取守勢，表示該問題對這些公司而言太大了，它們無法依靠自身力量去解決，需要美國政府扮演領導角色。
不管Google在中國市場上是去是留，有一點可以肯定，「Google的中國問題」將是世界IT行業在中國共同面對的問題。當金盾工程與專門從事黑客攻擊的「鬼網」已成氣候，如何鋪下革命的網路，幫助中國人民，有賴於世界IT行業的良心覺醒。但這覺醒過程，不能只依賴企業的自省，來自社會的壓力更為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