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窮，是我的光榮！"說出這句名言的，是國民黨已故"監察院"院長於右任先生。於右老，從出生到亡故，八十六年間，始終與貧窮為伴。弱冠之年，於右任參加歲試，考得第一。考官葉爾愷看完陝西全省考生的卷子，給於右任的評語是"西北奇才"。但這位西北才子的家裡，竟然窮得連鹽都買不起。八十六歲，於右老於臺北壽終，他的最後官職是"監察院長"，有關方面清理他保險櫃遺物時發覺，裡頭只存有幾張借條，總計積欠副官三萬餘元台幣債務。於右任晚年告訴友人，牙疼的厲害，想去拔牙，可是擔心付不出拔牙醫藥費，只好忍痛將就。儘管於右任兩袖清風，如果我們縱覽其豐富多彩，跌宕起伏，充滿戲劇張力的一生，足可憬悟於右任其實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於右任，陝西涇陽鬥口村人，生於公元一八七九年。三歲那年，母親趙氏因憂心家貧，悒鬱以終。於右任的父親到四川做當鋪學徒，無力撫養孩子，於右任被送到伯母房氏家中代為撫養，家鄉自從回捻戰亂之後，農田荒廢，鄉親們多半兼營畜牧。
六、七歲光景，於右任見表兄養了一隻跛腳羊，生下小羊，於右任吵著伯母也要一隻跛羊，伯母只好花三百錢買下一隻跛羊。冬天，調皮的於右任瞞著伯母，跟隨幾個放羊的孩子一塊到野地裡牧羊，忽然來了三隻野狼，羊群和放羊的孩子們見狀，嚇得一鬨而散，兩隻跛腳羊逃跑不及，被狼群拖走啃食。於右任當時在靠東邊的墳地低頭掘紅根，未發覺狼只來襲。一隻狼見到孩童於右任，正要從西邊墳地襲擊他，危急瞬間，幸而楊姓村民途經該地，連忙拿起鐮刀，趨前驅趕野狼，拉著於右任趕緊往於家奔去。伯母在家裡聽到鄰人驚叫，野狼偷襲羊群，於右任差點成為野狼盤中餐，嚇得雙腿發軟，走路都走不穩了。
經此事件，舅父憂心於右任終日與羊群為伍，非長久之計。七歲那年，舅父送他到村中馬王廟的學塾裡，啟蒙上學。家裡貧窮，連買鹽的錢都湊不出來。學塾課餘，於右任到製作鞭炮的鄉間作坊作短工，貼補家用。不久，炮房失火，經濟來源更為困窘。天性聰穎的於右任，勤勉向學，幸能不為貧窮所困。二十歲那年，參加陝西全省考試，學使葉爾愷評價於右任是"西北奇才"，給他第一名，補廩膳生。葉爾愷特意召見於右任，送他一本《出使四國日記》，于氏讀後漸知國際大勢。
庚子拳亂引發八國聯軍侵略，慈禧太后避難陝西，於右任本擬上書陝西巡撫岑春萱，請岑親手殺死西太后，被同學力阻。二十六歲，於右任赴河南開封參加禮部考試，因為他在《半哭半笑樓詩集》中有一句"革命方能不自囚"的詩句，被家鄉三原縣令密告陝甘總督，稱於右任是革命黨人，于氏舉人身份因被革去，並遭清廷通緝。
一九０五年，于氏為籌辦《神州日報》，到日本考察，同鄉康心孚（1884~1917，名寶忠，中國知名的社會學家）引介之下，他會見了孫中山先生。據於右任事後告訴親友，會見孫先生那幾天，為避清廷耳目，分外小心神秘。某夜，康心孚帶領於右任走進一間秘密的小房子裡，屋裡只點了一根蠟燭，在黝暗的光線下，孫中山講了許多革命的道理，于氏深為折服。在孫中山面前，於右任簽下一份加入同盟會的盟誓，成為真正的革命黨人。為了宣揚革命理念，他先後創辦《神州日報》、《民呼報》、《民吁報》、《民立報》，啟發國人新思潮，卓著貢獻。
一九一八年，於右任主持陝西靖國軍，和南方護法運動相呼應。一九二二年，創辦上海大學。一九二四年，中國國民黨改組，于氏被推選為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同年，靖國軍舊部胡景翼、岳維峻等人率領國民二軍反直成功，電請於右任到北京督導，並請孫中山先生北上。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孫先生病逝於北京旅次。于氏在北京協助料理喪事。一九二六年三月，國民二軍與奉軍交戰失利，陝西危急，在此同時，國民黨亦自廣東北伐。於右任在上海搭船前往蘇俄，途經庫倫，在五原誓師，國民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先解長安之圍，再與北伐軍會師鄭州。
北伐成功，於右任歷任國府委員、"審計院"院長、"監察院"戰區巡察使、"監察院"院長。一九四七年，國民黨實施"憲法"，于氏當選第一任"監察院"院長，這個職務，也是于氏後半生最主要的官職。
自幼貧窮的於右任，擔任"監察院"院長後，仍然不敢亂花一分錢公帑。抗戰時期某日，於右任帶著四位"監察院"同仁，撤退經過安徽祁門縣，縣長見來人是"監察院"院長於右任，預備招待於右任吃飯住店，於右任告訴這位縣長說："我只有一件事情請您辦一辦！"縣長問是何事，於說："我們這一路上看見許多橋樑都損壞了，希望發動民工修理好。把橋修理好，比請我們吃飯好多了。"
于氏具備知識份子率真性格者，他的妙事趣聞多不勝數。
于先生是國民黨內美髯公，蓄有一付飄逸的長鬍子。據說，於右任為了保護鬍子，每晚臨睡前，必定把鬍子梳理齊順，再用一隻布套裝好，掛在胸前，以免睡覺得翻身，把鬍子壓壞了。某日與朋友聚會聊天，朋友問於右任："您晚上睡覺時，鬍子是放在被子裡或是被子外面？"於右任從來不曾留意過這問題，猛然被這麼一問，一時為之語塞。
第二天，於右任碰到那位朋友，抱怨昨天晚上沒睡好。原來，朋友的提問，讓他終夜輾轉反側，不知究竟該把鬍子放被子外面，或者放被子裡面，翻來覆去好久都不能入睡。等他一覺醒來，也忘了睡著之前鬍子最後是放被子外面或是被子裡面了。
於右任是民國時期知名書法家，友人請教他寫毛筆字的妙方。於右任告訴朋友，因為他是陝西人，那裡是我國古代歷史文化發祥地，經常可見古代諸多書法名家的石碑真跡。于氏對漢魏碑造詣極深，自從他見過"廣武將軍碑"之後，他的書法風格為之一變，開始寫草書。到了臺灣之後，有一次從辦公室下班途中，他的座車經過臺北市和平東路某家商店門口，這家商店的招牌署名寫著"右任"兩字，于先生心想，他從未為這家商店題過字，這字明明是偽冒他的名義寫的。他立刻吩咐司機停車，店主人一看是於右任，吃了一驚，于先生說："你這招牌的字是假的，你取下來，我跟你寫一幅真的。"店主人既感動又慚愧。
臺灣時期，某年冬月某日，於右任正在家裡看書。他習慣在家裡客廳生一盆炭火，擱在炭火盆上煮一壺茶，邊看書，邊烤火，喝喝茶，好不愜意。正讀書讀得入神，蔣介石突然來到臺北青田街公寓，探望於右任。于氏起身相迎，兩人禮讓落座之後，開心聊天。蔣介石見客廳燒著炭盆，擔心炭氣可能有損老人健康，提議於右任何不換兩隻大電爐。於右任連聲說：不行！不行！電爐用電太貴。蔣介石當下交代隨從人員：以後於院長家裡電費由"總統府"支付。
蔣介石剛走不到半小時，兩隻大電爐已經派人送到於府。這事被新聞記者知悉，想披露報端，於右任連忙制止：這不能報導，"政府"當中的元老不少，"總統"如果每個元老送一隻電爐，這要花太多公家錢，不好發表！不好發表！
於右老晚年經濟情況欠佳，偏偏身體健康也走下坡了，小毛病不斷，尤其常犯牙疼。有一次，右老牙疼得厲害，與朋友詢及哪一位牙醫最高明？朋友告訴右老，臺灣省"財政廳長"周宏濤的夫人拔牙醫術不錯，於右任連忙問朋友，拔一顆牙多少錢？友人說，拔一顆牙三百元台幣，於右老苦笑著搖搖頭，太貴了！不要拔了。
還有一回，老人家喉嚨發炎，他又問朋友，平常給他看喉嚨的醫生出國去了，有哪個醫師比較好？朋友告訴他，許渭清大夫醫術很高明，但醫藥費比公立醫院貴些。於右任又搖搖頭說，算了！不看了。
於右任年輕時貧窮，是因為家世緣故，年長之後貧窮，則是他一介不取，視錢財如糞土，而且總把私財大方濟助親友，對部屬更是從不苛待。就以他擔任院長期間的"特支費"來說，他是一分錢都不帶回家裡的。每逢月底，他經常問"監察院"秘書長："我的特支費還有多少？"當他知道"特支費"尚有剩餘，就拿起毛筆起草請客名單，把節余的"特支費"請同仁和公務上的朋友，到館子裡吃一頓。他從不把一塊錢"特支費"留為私用。"特支費"不夠用，他還拿自己薪水貼補。
於右任晚年財務狀況窘迫，尤其到了空前艱困的情況。於右任在他的日記上透露："五十一年（一九六二年）二月四日，春節將近，用費太大，將如之何？""二月十四日，近來費用太高，將如之何？""四月二十一日，開支太大，如何能繼？""五月二十七日，我的錢已用干……"
據服侍於右任三十多年的老副官表示，於"院長"每月收入約新台幣五千元，自己的費用之外，有時候還要接濟朋友，所以常常入不敷出，捉襟見肘，遇有急需用錢時，就找身邊的副官調度支借。到於右任去世之日，還欠副官三萬餘元未償之債。
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二日，於右任在這一天的日記本上，寫下這麼一段話："我百年後，願葬於玉山或阿里山樹木多的高處，可以時時望大陸。"在這段話的下方，於右任署名"右"字，而且還加註一句話"山要最高者，樹要大者"，接下去，於右任又寫："遠遠是何鄉，是我之故鄉，我之故鄉是中國大陸，不得大陸不能回鄉。大陸乎？何日光復？"
越十日，於右任又在日記本上以他慣用的草書寫下："葬我在臺北近處高山之上亦可，但是山要最高者。"兩天後，於右任在日記本上寫下一首歌，旁註："天明作此歌"。這首歌的歌詞，正是海峽兩岸同胞日後膾炙人口的"於右任遺歌"，歌曰：
"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陸。大陸不可見兮，祇有痛哭！葬我於高上之上兮，望我故鄉，故鄉不可見兮，永不能忘！天蒼蒼，野茫茫！山之上，國有殤！"
一九六三年春節過後，於右任本想去金門，意在眺望大陸，但要命的牙疼，迫使他取消了金門之行。他在一九六三年三月一日的日記上寫道："牙自相摩，難受，東西不能吃。以牙的事尋醫生，皆無法解釋。"牙齒不行之後，於右任健康情況每下愈況。
友人在回憶文章中述及於右老最後歲月，說他晚年時常一個人坐在客廳打盹，有時手中的書因為打盹而掉落地板，老人尚渾然不覺。
一九六四年八月，於右任腳腫加劇，起坐皆需人扶持，八月十二日住進臺北榮民總醫院。九月十八日，陷入昏迷狀態。十一月十日，於右任以肝硬化併發症，病逝於臺北榮總。蔣介石在褒揚令上說他"德行醇厚，器量宏深。早與同盟，鼓吹革命。危身奮筆，風動四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