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如此，從日本或香港搭乘飛機，我也有時候胡思亂想，「這一次在中國入境時會不會有麻煩呢? 」。就因為曾經在中國駐某國大使館工作過的中國人跟我提過他當時的工作就是「記錄所有在當地媒體發表的有關中國報導」，所以，中國入境審查官一手拿著我的護照一手進行計算機查看數據時，很大可能在它的屏幕上出現我的「簡歷」，不過我非但從沒有受過什麼盤問，而且護照審查時間也沒比其它外國人更長。
如果真的被拒絕入境的話，會怎麼樣？聽說各航空公司與各國有關部門都有簽署相關協議而有「對於被拒絕入境者，航空公司對其負責遣返並承擔相應費用」的責任，所以我可能會直接被送回到日本或香港，而對我來說，這個處置雖然會帶來工作上的不便，但是這兩個地區都是已習慣居住而且擁有居住權的土地，即使被"遣返"也沒什麼大不了。於是，給自己的妄想打上句號。
然而，拒絕你入境的是你自己的祖國的話呢？那意味著「驅逐出國」麼。例如，泰國原總理他信就被政變後成立的新政權取消護照而喪失了泰國國籍，泰國政府從而無論他在國外遇到什麼情況都沒有責任將其引渡回國。目前他正在想方設法回國，但泰國政府一直拒絕這個已經變成外國人的他信入境。
但是，如果有人被他所持的護照發放國拒絕入境（即被拒絕回國）的話，又怎樣呢？他回國時乘坐的航班所屬航空公司又該如何履行「遣返」責任？有人被國籍所在國家拒絕入境時，如果他擁有雙重或三重國籍倒也好辦，但他只持有該國國籍，該「遣返」到何處呢？
如果你此時聯想到了好萊塢演員湯姆漢克斯主演的電影《幸福終點站》，就算是闖過了第一關。據說這個電影是根據曾經在法國戴高樂機場生活過的伊朗難民的真實故事改編的，而你是否知道，在現在這一瞬間，在日本的大門口成田機場，正在上演著相似的一幕呢？
出身於上海、現年五十五歲的馮正虎先生於今年十一月三日夜晚從成田搭乘全日空航班前往上海浦東機場，入境時遭拒，在機場酒店住了一夜後於第二天即四日上午被全日空航班帶回成田。當時馮先生曾抵抗過，但最終被上海機場人員強行上機壓到座位上，就隨機回到了成田機場。而他以違反其意志而被帶回為理由拒絕進入日本，至今仍在位於成田機場第一航站樓南翼的入境管理審查櫃臺前的沙發上靜坐示威。
與湯姆漢克斯在電影中的角色以及在戴高樂機場的伊朗人不同的是，他們的悲劇是由他們所持的護照失效而引起的，但馮先生是一個持有正式中國護照並擁有中國國籍的中國人，而且既沒想從中國逃亡海外，也沒想偷渡到日本，只是想回自己的國家而已，然而卻被拒絕「回國」，並且不情願地被上海當局相關人員強行帶進他自己根本沒預訂過的全日空航班而回到了成田。
他主張，「我並沒有想來成田，只想回中國。違反我的意願而把我『綁架』到成田的全日空公司有義務把我送回上海」，還在持有日本多次入境簽證的情況下拒絕入境並宣布放棄該簽證，然後開始在日本入境管理審查櫃臺前的沙發上靜坐示威。由於「入境」行為本來就要以本人意願為前提，日本入境管理部門面對這一聞所未聞的事件也無法強制要求入境，儘管做了說服工作，終因他本人無此意願而無可奈何維持到現在。
於是，馮先生開始了靜坐。但是，他所靜坐的地方是，由於處於入境之前，既沒有自動售貨機，也沒有小賣部，而最初幾天只有隨身攜帶的行李在身邊，沒有食物和飲料，只喝點衛生間洗手池的自來水來維持。（而他對我笑說，「幸虧日本的自來水標準是可以喝的」。)直到十一月八日，在上海的朋友得知其窘狀，委託搭乘上海到成田的航班的乘客給他捎來餅乾和飲料，讓他在第五天才得到了食品。幸好帶著手機和筆記本計算機，可以與外部能夠聯繫，馮先生的狀況也通過網際網路在網民中間流傳開來。
而我，一早預定在上週為了觀看JMM總編輯村上龍先生主辦的古巴樂隊「BANBOLEO」的演出而前往東京，而偶然得知所乘坐的飛機降落在馮先生所在的第一航站樓南翼。到了成田往入境管理審查櫃臺看望，看到坐在審查櫃臺旁簡易沙發上的馮先生的身影。當時在我眼中的他的樣子極為「普通」，讓人無法想像他已在那裡三個星期，倒像是剛剛飛抵成田，正坐在那裡等待去了衛生間的朋友。
那時候，已經有從網際網路及海外媒體的報導中得知他的情況的不少來自中國、香港、臺灣的乘客以及在這一航站樓降落的機組乘務員們開始送給他食物、換洗衣物和日常用品，還給沒有被褥的他送來了兩個睡袋等，行李數量應該不少。
但是，當我走到跟前時，發現那些大行李已被整齊地收拾在一邊，以免佔用沙發。如果沒有衣物原包裝紙上寫的簡短訴求，誰都會認為他跟自己一樣，是一位剛下飛機的乘客。這情景，與出發前急急忙忙地從網際網路上收集和閱讀了有關他的資料來我心中所描繪的、堅持主張「自己是被綁架到成田」而靜坐示威的人物形象相去甚遠。
據馮先生說，他是經上海市當局勸說，今年六月四日之前才出國前往擁有滯留簽證的日本的。之後，曾經於六月七日乘坐中國國際航空公司的航班抵達上海浦東機場，卻被拒絕入境，第二天被逼上全日空航班帶回到「既沒熟人，也沒去過」的關西國際機場無可奈何入境了。此後，曾多次想要乘坐國航及西北航空公司的航班進入上海，但都在登機口遭到了拒絕登機，這次搭乘全日空航班前往上海，已是第八次「回國之路」。
馮先生本人，曾因為二十年前的事件被解除當時擔任的所在大學研究所所長一職。但，在此要提醒日本讀者，其實二十年前的事件是在整個中國、特別是對知識及文化敏感的人群（當然也包括大學生及教師）產生過巨大震動的民主運動，事件後，這些知識份子中有不少人被逮捕或者逃亡國外，但也有留在國內，雖未身陷囹圄，但受到了開除學籍或開除公職的「懲罰」的人也相當之多，但是他們至今仍過著普通的生活。
從某種意義上，當時經歷過那個時代的知識份子當中完全沒有受到影響的人，甚至可以說是相當堅定的體制派，或者相當堅定的政治不關心者（當然，社會主義國家的知識份子很難做到一個不關心政治的人）。所以，海外媒體常常將「事件」作為講述某人以往「勛章」的關鍵詞來反覆進行強調，但我認為，實際上，好也罷，壞也罷，對於那個時代裡生活的中國人來說，它是一個無法避免的時代背景。
不過，馮先生的情況則是沒有僅僅停留在這一層面。他從日本留學回國後曾經創辦企業，後來圍繞所經營出版物的審核問題被處罰，最終以非法經營罪被判處三年有期徒刑。至於詳細情況，在此不再贅述，而只是說明一下，這一案件在與此番成田事件完全無關的某一法律相關網站上登載，在那裡，他的辯護律師指責判定其「罪狀」的上海市相關審核當局的證言有可疑的矛盾，並對無視這個矛盾而做出的判決提出了質疑。（要特別提醒的是，該網站在中國國內也不受限制，可以隨意訪問。這說明，那些律師的質疑也不是令中國政府緊張的「對體制挑戰」而是屬於「允許範圍」的。）
馮先生對我說，自己是一個「法律專家」。他在心理不能接受的三年獄中生活裡閱讀了大量的法律書籍，學習了權利相關的知識。重新獲得自由後，他開始利用所掌握的知識展開市民權利保護活動，與侵害市民權利的當局交鋒，有人甚至稱他說:「比律師還像律師」。而他所建立的《護憲維權》網站(f zh999.net，此網已被牆)彙集了大量的有關權利保護活動及權利意識啟蒙教育的資料。
我想，這樣的馮先生，對於上海市當局來說應該是一位「頭疼」的人物；也在中國政府提心吊膽地迎接天安門事件20週年之際勸說馮先生出國，應該是上海市當局的主意。這樣說來，從他的護照至今未被取消來看，在機場轟走本國公民而不讓其回國，很可能是在上海市地方當局人士而非是中國中央政府的授意下做出的行為。
從而，為滯留在成田的馮先生提出聲援的網民當中，也有人認為「或許他可以從北京、廣州、香港入境」，但馮先生本人則堅持主張「綁架」他帶來日本的全日空有責任把自己送回上海。據說目前全日空否認這一責任，相反還發出通告說，今後一段時間內將拒絕他搭乘其班機，並且要求他對於造成機內騷亂賠禮道歉。
「我沒有確定過我的飛機票。這一次我先受到上海警察的暴力對待近一個多小時（推撞）了，最後還是全日空航空公司職員也配合他們在一起地把我按在座位上。那時候我已經沒有力氣了，被他們按住了。那個全日空職員也是上海人，他把我按住了，然後飛機就開了，就像開公共汽車綁架一樣。」
我問他，「有當局人士在飛行之中一直都壓住你嗎？」，他搖了搖頭；我又問，「那麼，後來你有沒有抵抗要下機呢？」，他回答說：
「他們壓住我已沒力氣，飛機就開了，我也不表示什麼抗議了。因為這樣做，飛機就開始有危險了，我是不敢。飛機開了，我就不會大聲大喊，因為我沒必要在飛機上這樣大聲大喊，其它乘客的安全也會有影響，所以我就安靜下來了。但是到了日本，我就拒絕入境了。因為我說，我被綁架，這是一個中國人的恥辱，也是我們國家的恥辱，日本也是......」
他在記錄成田事件日記的博客中發表《放棄日本簽證的聲明》，上面這樣寫道：
「現在，這份二０一０年六月十二日到期的日本工作簽證已成為我回國的障礙物，也是中國上海當局利用非法手段禁止我入境回國的障眼法。利用企業為了經濟利益屈服權力的弱點，上海當局可以輕易地要求航空公司拒載或參與非法綁架，不惜一切非法手段將我強行滯留在日本，又以我在日本有簽證的藉口可以瞞上欺外，企圖掩蓋他們的違法事實。或許，日本政府也是這個原因而一直默認。沒有航空公司的配合，中國上海當局是根本無法可以做到：連續八次將一個合法的中國公民強制滯留在東海彼岸的日本而禁止回國。」
我是在馮先生開始滯留成田機場後第三個星期時到達東京的，令我吃驚的是，後來在東京見面的日本人，其中包括平時接觸和報導有關中國的消息或情況的人，幾乎全部根本不知道這一事件，但按馮先生的博客，之前一個星期已經開始由入境管理部門作為接待窗口正式安排外部媒體對他的採訪，而且已採訪媒體名單上也幾乎都所有日本大媒體的名字。但，不知道後來他們如何報導，既然是多少與中國新聞有關的日本人都毫無知道，如果被人批評為舉國「忽視」這個事件，也沒法抗辯啊。
還有，更讓我吃驚的是，早就通過中國網民發出的信息而得知這個事件的「中國通」日本人，在網上發表針對在日本的大門口進行抗議的馮先生的發言。
他們向馮先生提出，「你應該先進入日本，再向中國提出抗議」、「也許是沒有按照本人的願意行事，但正因為被全日空帶回了日本才沒有被中國當局被捕，應該感謝才對」，或者說，「全日空是受上海當局強制的。在需要考慮企業的利益和其它乘客的利益得立場上，全日空也是受害者。搞不好的話，也許會得不到起飛許可，所以馮先生追究全日空的責任是錯誤的」。還有人說，「有求於人的話，先你擺出應有的禮儀吧」。
這種發言的潛台詞是「與其生活在（拒絕本國公民回國的）中國，在日本生活豈非更好吧」，此話讓我想起了法國大革命前夕，當時的王妃瑪麗安托瓦內特看到因飢餓而遊行要求「給我們麵包！」的市民而所說過的一句話：「沒有麵包？ 那吃蛋糕就好了麼。」
其實，我也知道，那些「中國通」日本人是擔憂馮先生及其聲援者們對於「日本」及「全日空」的強烈批評有可能直接引發出中國國內對日本的攻擊。我也的確看過一部分武斷的（看起來是）中國網民藉著這一事件銳意批評日本的發言。以往在中國，每當中日之間稍微有事發生時，「日本」便容易成為抨擊發泄的對象，從而飽受過無數次委屈感的那些「中國通」日本人的不安心理，我完全可以理解。
但是，在考慮這一次事件中，他們未發現到一件因素，那就是那些批評並未與「反日」糾纏到一起。這因為在過去幾年裡經歷了西藏事件、四川大地震、毒奶粉事件等慘痛經驗後，在中國過內，即使他們自己與海外沒有直接聯繫，但也能夠理性地面對中國所面臨的各種問題的網路輿論領袖已經出現而形成了很大的公信力。所以，現在與以前不同，無論有人無厘頭地如何高聲攻擊日本只要那些輿論領袖們的論點不偏離問題的本質的話，就很難在網際網路上亂掀起大規模的反日聲浪。
所以，在這時候包括政府及全日空在內，日本方面只要認真努力從正面解決問題，彌補出來「不論對方擁有哪國國籍，我們都要尊重其人權」的民主主義國家的理念的話，不會招致對日本的抨擊。正因為這些輿論領袖們希望這一事件能夠通過民主主義國家的明確態度得以解決，使民主主義的優越性給中國的聲援者留下深刻印象，才會對於馮先生追問至今太福不夠明朗的全日空及日本政府的責任予以聲援。
我把馮先生的事情講給一個長年支持日本國內弱勢群體的朋友時，他就說：「對於為保護自己的權利而不得不奮起抗爭的弱者，日本社會有一種強加自己的『美學』的傾向」，就是說，人們對受援者要求「如果你需要得到幫助的話，首先向大家擺出應有的客氣的態度」。這個思路也放在馮先生的情形上，就是「你也要諒解為此日方受到的麻煩。全日空也是受到上海市當局的脅迫，為了其它乘客才不得不起飛的，也是受害者之一」。但，這樣的思路里根本沒有對於不得不直截了當奮起抗爭的人的思考和體諒。
甚至還有人指責馮先生個人以往的「態度」。可是，萬一馮先生是夫妻關係不和或兄弟關係不睦的人，還是對人暴粗的人，誰都沒有權利妨礙他「想要回祖國」的要求。
當然這些都是我所擺的假設而已。而當我實際見到並與他對話時，原以為他精神和體力都應該十分衰弱，卻發現他是個非常明朗、和藹、穩重的人，是遠遠超過我的想像。而且，有一個香港聲援者為了他能吃到溫熱的食物而帶來的電水壺，但當時他跟我說：「因為電源插口只在廁所裡，如果在廁所開始用煮東西，那麼變成了太霸道了。這裡畢竟是公共空間，屬於人家的地方，我是借人屋檐的。把手機和計算機能夠充電，我已經滿足了」，而放在一邊。連續三個星期吃不到熱飯熱菜喝不到熱水的生活會是什麼樣，我完全無法想像（實際上，滯留時間快到一個月時，他才開始使用了那個熱水壺）。
全日空也是的確考慮乘客的利益而優先起飛的吧。但是從結果上看，面對一個人「想回國」的基本權利，他們優先了乘客們的飛行利益或者自己今後繼續飛往中國市場的公司利益。也許，在當局的高壓之下，一時之間別無他法，但事實就是在「權利」和「利益」的天秤上他們選擇了「利益」。也許可以說，是當時為了乘客的安全無可奈何，但是強制讓未預訂其航班而且抗拒乘坐的人坐下而飛行，難道乘客就安全嗎？即使為了避免今後發生同樣的事件，還是必要進行認真的檢討。
在中國的網路發言空間上擁有強大話語權的輿論領袖之一連岳跟我說過：
「這一事件對於日本來說也是一個挑戰。法制及人權問題在自己的機場內發生時，究竟如何予以應對？估計有許多人和我一樣，會深切關注日本社會如何評論、如何解決。」
前不久還在亞洲提倡過「友愛」的鳩山首相以及認為「非民主的中國總令人不安」的每一個日本人，將如何面對拋到自己「利益」眼前的前所未聞的「人權」問題？我告訴你，中國人民懷著對民主主義的期待正在密切關注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