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人們在茶餘飯後談論時局時，免不了將權力舞台上的角色分成保守派、改革派。有這兩派自然就有介於這中間的一派，不同的派別有不同的價值取向，有不同的方針、路線、政策，此消彼長，起起落落，幾個回合的較量，各有進退，直到一九八九年，改革派全軍覆沒，從此權力舞台上變得乾淨利落，至少表面上已沒有分歧，沒有爭論，沒有不同的路向選擇，大家都在一條船上，要麼同舟共濟，共存共榮，要麼一起沉船，葬身魚腹。
利益成為唯一的聖經
掌權者的面目漸漸模糊，一夜之間，再也沒有人是保守派，當然更沒有人是改革派，所有人都贊同改革，所有人對改革都充滿恐懼，改革有利於自己的利益時，說幾句改革的好話，改革不利於自己的利益，編一套似是而非的言辭渾水摸魚，改革的旗號再也不鮮明，如同保守的旗號偃旗息鼓一般，沒有人承認自己是保守派。利益成為唯一的聖經，每人都以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作為是非標準，天下熙熙，都為利來，天下攘攘，都為利往。權力舞台上演的一出出都是赤裸裸逐利的戲劇，如果不是奔著利而來，講什麼抓不住、摸不著的國家、民族的命運、前途，講什麼人民幸福、社會進步，講什麼風骨、尊嚴、名譽，反而讓人家猜測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目的、動機、企圖，注定要落個不幸的下場，趙紫陽就是一個活的例子。
權力的唯一功能就是撈取世俗人間的利益，這是務實的選擇。到此為止，古人講的禮儀廉恥顯得多麼可笑，理想主義被實用主義輕巧地取代，整個統治從此只要圍繞著利益最大化的軸心按慣性轉動就是了，這是一個不需要英雄，也產生不了英雄的時代，這是一個庸人主導、以平庸為美、按利祿之徒意志行事的時代。所有殘存的理想都被邊緣化，權力舞台上的一張張面孔都是那麼機械，權力舞台上的任何舉措都不會有意外，一切都是已經公布了答案的猜謎遊戲，每一次粉墨登場充其量都不過是一次化裝舞會。沒有人堅持什麼原則，沒有人追求什麼目標，吃好、喝好、玩好，美女，金錢，腦滿腸肥就是好，連心肝都變得多餘，只要擁有那些具備享樂功能的器官就夠了。
我曾將這個時代命名為"本能時代"，本能至上，上行下效，看看一級一級的貪官污吏那些嘴臉就知道了，他們遇到了千載難逢的機會，可以在最短的時間、最小的成本獲得最大私利，可以最大限度地滿足本能的需要。一人得道、雞犬升天，長期以來都是個貶義詞，現在也終於在官民內心深處平了反。自古以來中國老百姓對貪官的那種恨正在漸漸消失，日復一日，很多人開始認同貪官的選擇，對於那些因各不相同的原因倒霉的貪官，人們的同情、羨慕遠多於不齒和痛恨，因為誰都知道與那些更大的貪官、真正的超級巨貪相比，他們不過是小巫見大巫，而後者是不可能倒霉的。連老虎、蒼蠅之說都已銷聲匿跡，時不時地喊幾句反腐敗的口號，也是權力正常運作的需要，拍蒼蠅誠然是免不了的，蒼蠅也不必委屈，怪只怪自己運氣不好，喝涼水塞了牙縫，怪只怪自己的後臺不夠大、扮演的角色太次要。不過不要緊，老蒼蠅被拍住了，新蒼蠅會前仆後繼，踏著他們的足跡繼續前進。
安子文談自由民主人權法治
十七、八年不算短暫，那時出生的嬰兒都已長大，很快要成為大學生了，一代人的時光等來的只是一個這樣的本能時代，不禁讓人感嘆唏噓天道不公、老天無眼。常有人說，有什麼樣的民眾就有什麼樣的政府，但是千萬別忘了盧梭的那句斷言："一個民族的面貌完全是由它的政府的性質決定的。"李慎之先生在謝世前不久得出的結論也是"一個民族最重要的創造是政治制度，經濟、文化、國民性都由之決定。"制度陷入了僵化的泥潭，只能靠利益的稻草來拯救。
令我們常常難過的是這樣的現象，這些年來，發出清醒、正常聲音的都是退出了實際權力的老人，而不是在其位、謀其政的那些人。我們知道李銳、朱厚澤、胡績偉乃至閻明復、田紀雲等人都在體制內擔任過重要職務，他們已看清時代的真問題，他們主張政治改革的聲音也不時通過輿論控制的夾縫傳出來。其中還有個安子文，早年就是劉少奇的得力助手，曾位居要害的中組部部長，八十年代出任國家體改委黨組書記、常務副主任，親身參與了改革進程。五年前（二○○一年八月），他在一次談話中就明白指出：
"黨領導一切，還把領導權集中於個人，這是一切問題的根源。權力壟斷、思想壟斷、輿論壟斷，這是當前問題的總根子。思想本來壟斷不了，改革二十多年了，下面思想很活躍，但輿論壟斷嚴重。壟斷必然出現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
權力壟斷，有權就胡作非為，制度要改。
現在社會問題比經濟問題嚴重。搞現代化，如果政治體制不改，就可能搞一個腐敗的市場經濟。這已經現實地擺在我們面前了，不是很遙遠的事。......社會民主黨也好，自由主義也好，都承認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等這些普世性的東西。這很重要。共產黨不是不能繼續執政，但必須重新認識這些東西。不承認市場經濟是普世性的，不承認自由、民主、人權、法治是普世性的，這是不行的。"
民眾自甘弱智裝傻
然而，高居舞臺之上，壟斷了權力、正享用著權力滋味的人又怎麼可能聽得進他的逆耳之言，他們的全部心思都已用在了"如何把權力繼續壟斷下去"上面。今天，這個古老國度的權力運作本質上已陷入一種弱智化的比傻遊戲困境中。一方面統治者表現得過人的聰明，不斷用一些冠冕堂皇的語詞哄騙民眾，那些詞常常是他們自己也不相信的。他們眼中的民眾總是那麼弱智，沒有分辨美醜善惡好壞香臭的能力，更不用說洞穿統治小把戲的能力，只要保持一定的暴力威脅，營造一種時刻都在的恐懼氣氛，民眾就是可以隨便揉捏的麵團，想怎麼著就可以怎麼著。
他們的這點伎倆其實也不需要什麼雄才大略，不需要多少老謀深算，只要臉皮厚一點就夠了、按著本能行事就夠了。另一方面，民眾總是那麼恭順和乖巧，哪怕其中一部分人身上的棱角沒有被削平，頭上的刺沒有被拔掉，他們一眼就看穿了種種戲法，但是他們的聲音常常發不出來；偶爾發出來了，很快也會沉沒在一片又一片如雷的鼾聲中。因為大多數民眾或真或假都在裝傻，大家玩的就是比傻遊戲，以自甘弱智換取苟且的日子。在這個角度看來，統治者和民眾結合得真是天衣無縫，如此下去，這塊土地將不再有奇蹟，不再有想像，不再有未來。我們在迴圈的圓圈中原地打轉，像弱智一樣生，像弱智一樣死，誓把裝傻遊戲進行到底。
如果在制度內部，只有離開了權力舞臺的李銳和安子文們在呼籲政治改革，那些站在台上的人中無人挺出，率先打破裝傻遊戲的表面那死水般的平靜，向弱智的本能時代說一聲"不"，要想順利開啟制度轉型的閥門幾乎是不可能的。改革的停滯、失敗將意味著甚麼？這個老而不死的民族難道還要在這種狀態下繼續徘徊--十年、幾十年、上百年？沒有人知道，"天意從來高難問"，也許這就是一個"天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