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憲益與妻子戴乃迭
"千年古國貧愚弱，一代新邦假大空"，這兩句詩的作者，名翻譯家楊憲益先生，於昨日去世，享年95歲。（關於他的生平，此貼最為扼要，且不避諱：『見附一』）
"久無金屋藏嬌念，幸有銀翹解毒丸"，"好漢最長窩裡鬥，老夫怕吃眼前虧"，"人到中年纔入黨，事非經過不知難"......嬉笑怒罵皆成文章，楊憲益的詩和聶紺弩有一拼。
楊先生夫婦都在秦城監獄裡住過（自費坐牢，出獄後當局還猥瑣地找其索要了獄中4年的生活費），今日悼念新聞卻少有提及（官方新聞更是不置一詞）。楊先生出身巨富之家，前半生率性而為，揮金如土，今日悼念新聞也少有提及。這些新聞寫作者啊，你們都是怎樣做案頭，又是怎樣恪守"避諱式新聞道德"的呀？
不過我想楊憲益先生也不會在乎，他是如此達觀如此勇敢，早就窺破了生死勝負、廟堂江湖。
楊憲益夫婦最喜愛的一個兒子，出生在英國，當其父母坐牢時，流離失所，得了神經病。後來兒子回到英國，在那兒自焚身亡。死前，他把某位偉人的像戳滿了洞，而他的墓碑上刻的是他的英國名字 David Green。用我的老友嬌酷兒的話說則是："peopleofnowhere，strangerinbothcountries"。
楊憲益所深愛的妻子戴乃迭，是個英國人，大半生定居中國，但始終未入中國籍。晚年，戴在失去愛子的痛苦與丈夫可能再次面臨迫害的恐懼中渡過。在最後的日子裡，楊憲益拒絕一切社交活動，每天都守護在她床前。當妻子去世後，他寫下了感人至深的詩句：青春作伴多成鬼，白首同歸我負卿。天若有情天亦老，從來銀漢隔雙星。
儘管一生多劫，楊憲益的文章裡仍讀不出絲毫的戾氣或厭世。有人評價他是"集英倫風度與魏晉風骨於一身"，雖不中，亦不遠矣。
然而，楊憲益也有金剛怒目之時。20年前的某日，他曾說出一大段血性之言：I was full of helpless rage and grief. At midday the BBC office rang me up from London and asked me what I thought of the massacre. I was still in a towering rage and through the phone I denounced the people responsible for the crime, calling them fascists. I said that there were a few die-hards in the top échelon of the Party who could not represent the whole Party. I repeated what I had just heard in the morning and I said that these people were worse than the northern warlords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Republic, and worse than the Japanese invaders. Even those earlier fascists had not committed such a heinous crime like this, though this group called themselves Communists. Some days later I heard from friends that they had heard my denunciations through the BBC loud and clear. Many people even made copies of my outbursts. It had made quite a strong impact abroad and I was glad.
在楊憲益的一生裡，他始終跟劫難發生關係，跟高貴發生關係，跟率性發生關係，跟風趣發生關係，但決不與屈服發生關係，與庸俗發生關係，與虛偽發生關係，與戾氣發生關係。
在楊先生去世的新聞跟帖裡，我讀到了一枚價值連城的留言：
網易廣東中山網友ip：121.12.*.*：2009-11-2410:12:04發表
那是1972年,在京師第一監,與楊憲益先生同號,還有京劇團的徐邁敬,以及外語學院的一位俄語教師。有這幾位獄友，談古說今，道中言外，多有收益。楊先生教唱的蘇格蘭民歌"鈴兒響叮噹"，至今還能哼唱出來。楊先生，你先走了，一路走好；老夫時日亦不多了！
對此，我的感想是--化用楊憲益先生的一段名言--"他們可以將任何一個人都加在殺害者的名單之上，但是他們不能夠殺光所有的人，他們不可能摧毀所有的高貴"。這個"他們"，當初別有所指，現在我更願意將之看作是--"時間"。
http://ssnly100.blog.163.com/blog/static/1156339200910242651368/
附一【楊憲益生平】
1915年生。
四叔祖楊士驤，1907年代袁世凱成為北洋大臣兼直隸總督。
五叔祖楊士琦繼盛宣懷為上海招商輪船局和電報局兩局督辦。
幼時曾一天內背完《左傳》，初學對子時曾作"乳燕剪殘紅杏雨，流鶯啼斷綠楊煙"。
1935年遊歷巴黎，享受"在人群中的快感"（波德萊爾），出入酒吧妓院，"紈絝子弟像是某個偉大祖先的後裔"，紈絝主義是"墮落時代的英雄主義的最後閃光"（波德萊爾，見本雅明《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
1936-1940牛津大學英國文學榮譽文學士。與呂叔湘共辦抗日報紙。娶英國妻戴乃迭。回國，受沈從文與吳宓推薦獲西南聯大聘書但未成行，在重慶羅家倫之中央大學任教。
1943年起就職於梁實秋領導之國立編譯館，負責翻譯《資治通鑒》（未完成），歷史研究高峰期。
抗戰中期曾要求去延安，被郭沫若婉拒。
1946年到達南京，成立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民聯），從事地下反蔣活動，向中共提供情報。
解放初期為新政權忠實的擁護者和代言人，南京市政協副秘書長。因對共軍炮轟英艦"紫石英號"發表異見、助英國友人捐獻文物反被批協助間諜、宣傳宗教自由、不滿中共安排老國民黨政客入主南京民革等事件思想上發生轉變。
1951年拒絕翻譯《毛選》（錢鐘書為翻譯委員會負責人）。
1952年攜妻到北京外文局工作，合作者中文編輯李荒蕪（惠特曼《草業集》中譯者），翻譯《魯迅選集》。翻譯《阿詩瑪》結識插圖作者黃永玉。
1955年反胡風肅反運動被中共懷疑。1957年反右運動未波及。
初期支持文革，"只有暴民和精英才會被極權主義的銳氣所吸引"，"正因為認可了功利主義的核心思想，極權主義政府的反功利行為、完全無視群眾的利益這一點，就成了一種震盪"（阿倫特《極權主義運動》），旋被批鬥，同挨批者有《中國文學》主編葉君健。
1968-1972年夫妻雙雙入獄。
出獄後繼續翻譯《紅樓夢》，1978年出版，為其贏得極高社會聲望。
1980年起任《中國文學》主編（前任茅盾），策劃《熊貓叢書》介紹中國文學熱銷海外。
1985年自願入黨（深層思想原因：早年在歐洲受馬克思主義思潮的影響；對共產黨感恩的民族主義情結），當選全國政協委員。"知識份子如果有什幺不幸，其中也有他們自身的認同與合謀。也就是說，這種‘創傷記憶'不可避免地也是‘同謀記憶'。"文革以後的思想解放中，知識份子在反省歷史中，"始終沒有反省到知識份子的知識之真理性與權力性這一創傷記憶的同謀自咎上。"因此，知識份子"只能繼續在自欺和推諉中過虛假的生活"。（張志揚《一個偶在論者的覓蹤》）
該時期背景：1979年鄧小平鎮壓西單民主牆及魏京生被捕1980年"趙丹遺言"批評黨對文藝的領導；1981年批判電影《苦戀》；1983年鄧小平發起"清除精神污染"運動；1987年"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導致胡耀邦下臺。--官僚資本主義盛行與政治改革擱淺使其思想產生轉折。
1989年2月未參加呼籲人權公開信（北島發起，為呼應方勵之提出的大赦魏京生致鄧小平公開信）的簽名，反映與激進西化民主人士的差別。
1989年5月中下旬頻頻接受外國記者採訪，成為唯一的"民間發言人"。
1989年6月1日晚應侯德建、劉曉波之請翻譯絕食宣言。（侯德建、劉曉波、周舵、高新為六四廣場關鍵人物，與軍隊談判為學生撤退作出貢獻。）
1989年6月4日上午向BBC發表著名的廣播講話。
文化部副部長英若誠三顧茅廬勸其寫檢討，未果。
1989年9月全國進行黨員重新登記工作，楊要求退黨，遂被開除黨籍。
1999年戴乃迭去世。
楊憲益觀點：沒有政治改革就沒有文化重建。
自撰輓聯：少時了了，大未必佳；中年昏昏，老而無恥（齒）。
對子：久無金屋藏嬌念，幸有銀翹解毒丸。
又對子：好漢最長窩裡鬥，老夫怕吃眼前虧。
邵燕祥：楊憲益用瀟灑的自嘲取得了諷世的資格。
附二【雷音（化名）：楊憲益傳（刪節版）[節選]】
94．被捕
1968年4月27日晚上十一時左右，楊憲益在外文局大樓辦公室被捕。緊接著，戴乃迭在家中被捕。這個日子是當時參與"行動"的一個當事人回憶的。他說，那天恰逢一位同事結婚，參加完婚禮後，保衛處處長張仁傑對他說："今天晚上留下來，有任務"。行動前他們和公安局的人商量如何動手，最後決定把楊憲益叫到辦公室"抓"，乃迭就在家裡抓。
詳述這個問題之前，先簡要回顧一下當時的背景。這時的"文革"形勢，經過毛澤東首肯的"上海一月革命"，全國都發生了向各省、市政權的"奪權"行動，並紛紛仿效上海的樣板成立"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以取代過去的省委省人委。"革命"一經從思想批判變為赤裸裸的"奪權"，那麼，爭奪"權力"、"地位"的爭鬥就在所難免了。文鬥變成了武鬥，全國性大規模的武鬥此起彼伏且愈演愈烈。與此同時，毛澤東決心要打倒劉少奇：圍攻中南海的行動如火如荼，百萬人的批劉大會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召開，中央文革的"揪叛徒"的"一號專案組"緊密活動，為"砸死"劉少奇的叛徒罪名加緊蒐集"證據"。康生江青王力戚本禹等中央文革成員開始鼓吹批判"軍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全國的形勢越來越亂。
與此同時，文革對中國外交路線的影響日益嚴重起來，極左派以"中國是世界革命中心"和"發源地"自居，他們要"輸出革命"，要拯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的"世界三分之二"的被壓迫人民。因此，中國和周邊國家的關係日趨緊張，外交糾紛不斷。1967年8月，發生了紅衛兵火燒英國駐京辦事處的嚴重事件。中英關係驟緊。一時，中國幾乎跟所有國家（蘇、美、英等大國和周邊鄰國）都處於緊張狀態之中（越南除外）。
1968年3月12日，新華社報導，蘭州公安局"破獲"一起"英國間諜案"。《人民日報》於同日發表評論員文章《堅決打擊敵特間諜分子，鞏固我國無產階級專政》。江青在此前後發表了一個講話，大意說在我國工作的很多外國人，表面上對中國友好，還以專家身份為我們工作，實際上長期從事間諜活動。有些人，解放前就來到了中國，潛伏的時間有幾十年。這個講話以後，大規模抓捕外國人的行動開始了。楊憲益在回憶中說：
68年年初，江青就說過這個話。她說不要相信在這兒給我們工作的外國人。外國人中間有不少是特務，而且有些是潛伏很久的，解放前就到中國來了，假裝給我們工作，實際上是特務。她這個話一說，就開始抓外國特務了。68年就開始了。68年初抓了一個學校的幾個美國人去坐牢。在我們這兒先是抓了一個愛潑斯坦。因為愛潑斯坦是一個活躍份子。他要成立國際造反協會，鬧的很厲害。李敦白也鬧的很厲害，他在電臺。這些鬧的最厲害的外國人那時候是最革命的，結果就認為最可疑，就把他們全給抓走了。愛潑斯坦就住在我們隔壁樓上，一天早上聽說前一天夜裡他跟他夫人都給抓走了。我當時覺得跟我自己沒什麼關係。因為雖然乃迭也是外國人，可是乃迭平常對政治不關心，也沒有張牙舞爪地鬧。所以抓走了愛潑斯坦我覺得跟我們大概沒有什麼關係。可是到了五一節前，忽然大家就好像對我有點敬而遠之了，躲開了。我也鬧不清楚是怎麼回事。那天晚上我拿了一瓶白酒--那時候因為整天鬧運動鬧的挺煩的，我常常晚上跟乃迭喝點酒。她喝了一點酒就去睡覺了。到了差不多十一點了，我想我也該睡了，正想睡覺去，外面有人敲門，我心裏想又是來找我問材料了。那個時候已經不問關於我的材料，也不鬥我了。就是要我揭發別人的問題--前一陣他們就是晚上來找我的。我一看就是那位管戰鬥隊的一個同志跟我們一個搞行政的同志。他朝這兒點點頭，要我跟他走。我想平常他問我問題就是在隔壁，結果他一直帶我到辦公室大樓去了。我想也許是外麵人來外調了，怎麼夜裡還來外調。我穿了一雙拖鞋，那拖鞋比這個（指他當時穿的鞋）還大兩號，踢裡踏拉的，我也沒換皮鞋就跟著走了。我們上了三樓。屋子裡趨黑的。就點了一個檯燈。一屋子密密麻麻的一大堆人。我心想這是幹什麼？我一進去就看見還有解放軍，很多解放軍把我圍在那兒。先是由兩個人把我兩個膀子拉住，怕我掙扎。然後問你叫什麼名字？我說楊憲益。你多大歲數？我就答多大歲數。什麼地方人？問完了以後他就說現在奉北京市軍管會的命令將你逮捕。然後要我簽字同意搜查我的房間。要我自己簽名。我就簽了。簽完了以後他看我也沒有什麼反抗的意思，也沒有什麼別的意思，就又猶豫了半天。他們都非常緊張。我旁邊的解放軍比我緊張的多。完事以後他們說算了吧，把我帶走了。哦--我剛才忘了說，他們一說奉誰的命令將你逮捕就--哢嚓--給我戴了手銬。我當時還研究了一下，是那種活手銬，越動越緊的那種。到了樓下，工友看到我還挺驚訝的，看我半夜從樓上下來，戴了個手銬，還穿雙拖鞋，踢裡踏拉的下來了。結果，來不及換鞋子，就把我帶走了。
到了外頭有個吉普車，（上車後）就要我低頭，後面有人把我頭摁下來，被摁到他們大腿上，我就睡了，可是還看的到外邊的亮光，看的到從哪邊走。忽然一陣子亮光，我說這是過了西單了，又往西南角走，到了自新路，地名就叫半步橋，有個大鐵門，電動的，自動就開了。我們進去，大門就關了。
監獄在自新路白紙坊，在陶然亭那邊，從前魯迅書裡寫著叫第一模範監獄。（楊憲益訪談，1994年5月16日）
在楊憲益被抓以前，出了一件事：楊憲益的家被四個女造反派霸佔了。她們佔用了楊憲益的客廳，把楊憲益夫婦擠到臥室裡。鄒霆回憶到這件事時，把它與楊憲益的被捕聯繫在一起：
三個外文局的造反派，出身好的、根紅苗正的女造反派霸佔了他的客廳。他的東西沒全搬出來，那個橡皮樹花盆書架什麼的都在裡頭，就把他的書桌呀抽煙喝酒的東西搬出來了，擠到一個臥室裡。（被捕前）最後一次喝酒就在他的臥室裡。我坐床上他坐在一個硬木箱子上喝酒。完了我說你送我一下，他出來了幾分鐘。我說這三個女孩子霸佔了你的客廳，你小心一點。可能是埋了什麼東西。這不是一般的事，你要警惕。咱們都是搞過地下工作的，應該有嗅覺。這是搞火力偵察的，可能留了什麼東西。憲益說不至於吧。他這個人是稀哩馬唬的。（鄒霆訪談，1995年12月28日）
蹊蹺的是，那三個女造反派在楊家只住了幾天，又搬了出去。這件事究竟是不是公安局的"火力偵察"，至今仍然是個謎。
戴乃迭是從睡夢中被驚醒的。對她的搜查大大嚴於楊憲益。她甚至被脫光了衣服進行檢查，這是對最"危險"敵人的做法。楊憲益在《自傳》中說：
乃迭在我被捕後的同一夜裡被捕。幾個女人甚至脫光了她所有的衣服進行徹底搜身。而對我根本沒有搜查。我想，他們認為她是一個十分狡猾陰險的外國間諜，一定隨身藏著密電碼或者什麼特殊的儀器。她被判單獨監禁，比我嚴厲的多。（楊憲益：《白虎星照命》P237,雷音譯）
筆者從那個參與"抓捕行動"者處得知，這次楊憲益和戴乃迭被捕的"直接原因"是戴乃迭把文革小報寄往國外，被有關部門"發現"，懷疑她是外國間諜。鄒霆的回憶也證實了這一點：
楊憲益告訴我，戴乃迭用打字機打了一封信，把毛澤東內部發表的詩，還可能有幾句所謂最高指示，沒對外（發表）的，寄到倫敦的進步朋友那裡。這個信被扣了。戴乃迭那時侯太崇拜毛主席了。她的主觀願望是宣傳毛澤東思想，可（這邊）扣她泄密。（鄒霆訪談，1995年12月28日）
現在看來，當時逮捕楊憲益夫婦的最過硬的"罪證"就是戴乃迭的這封信。就這樣，僅憑一封"泄密"信件，僅憑"懷疑"就使楊憲益和戴乃迭雙雙坐了四年牢。
楊憲益和戴乃迭被帶走之後，公安部門緊接著對他們的家進行了徹底的搜查。他們把熟睡中的楊憲益的兩個女兒叫醒，讓她們作為搜查的見證人。搜查完（什麼"罪證"也沒查到）之後，公安局把楊憲益的房子封了起來，只留一間房給他的兩個女兒住。從此，楊憲益一家五口散作五處，楊憲益和戴乃迭被分別關押，三個孩子各自到了湖北、河北和東北，到"廣闊天地"中去"鍛練"了。楊燁分配到湖北鄂城一個農機廠後，受到嚴重政治迫害，最終導致他神經分裂。此是後話。
95．半步橋邊臥醉囚
黃苗子先生有一首詩《詠酒呈憲益》，詩中的兩句"十年浩劫風流甚，半步橋邊臥醉囚"，捕捉到了當年楊憲益被捕入獄時的精神面貌（儘管有藝術誇張的成分）。
楊憲益入獄的時間是1968年4月27日深夜，履行完入獄手續後他被帶到一間擠滿了犯人的牢房。十二平米的房間，兩排通鋪上的犯人像沙丁魚似的一個挨著一個。楊憲益勉強擠進一條縫隙中倒頭就睡著了，他睡的很香，一直睡到第二天早上快七點。他醒後，同獄一個上年紀的犯人與他有以下的對話：
"嗨，為什麼把你抓來了？""我也不知道。""我們想那麼晚了，你又滿身
酒氣，你一定是喝多了，在街上惹了麻煩，所以他們抓了你。""沒那回事。我是在家被抓的。"那人不說話了。忽然，他充滿嚮往地說："你的酒氣好聞極了，一定是好酒！我好多年沒喝酒了。那酒多少錢一兩？"我對他說我不是按兩買的。我買的是整瓶，忘了是多少錢了。他問我："你喝完了嗎？"我告訴他還剩三分之一沒喝完，他嘆息著說："不知道他們放你的時候這酒還在不在？"四年後，當我被釋放回家，我在壁爐台上發現了那個酒瓶，瓶中仍存留有當年沒喝完的酒。不過我沒有喝它，我把它給了一個年輕的同事。（摘自楊憲益：《白虎星照命》232-233頁，雷音譯）
這個故事流傳的很廣。筆者在沒認識楊憲益之前就在王佐良先生的學生那兒聽到過這件事。我想，很多知識份子之所以對這個故事感興趣（如前所述，黃苗子先生還專門為此事賦詩），正是他們從這件事中看出楊憲益"與眾不同"的"特色"。試想一個人平白無故地半夜被從家中騙出，然後大張旗鼓聲色俱厲地當眾逮捕，立刻戴著手銬扭送監獄，他居然沒事兒似的倒頭就呼呼大睡，睡夢中散發出陣陣誘人的酒香，使同獄的犯人垂涎欲滴，犯人們望著這個"醉老頭兒"，不知他是何方神仙。怪不得那個老犯人認為他是因喝酒鬧事被關。他們怎麼也想不到他居然是一個"陰險奸詐的外國間諜"。
然而，這只是事物的一面。楊憲益當然有憂慮和愁苦。他說他最不放心的就是妻子乃迭（他還不知道乃迭也像他一樣被捕）和兩個女兒。他向看守長講述了他的擔心：
我說，乃迭十分容易受驚。她發現我被捕，可能會神經崩潰，或者自殺。而我的兩個女兒，一個即將大學畢業，一個中學畢業，她們倆怎麼辦呢？看守長微笑著說乃迭很好，她在一個安全的地方。至於我的女兒，我的罪行與她們無關。所以他們會得到很好的照顧。（楊憲益：《白虎星照命》，236頁，雷音譯）
看守長的話使楊憲益放心許多。不知是否有意，看守長在說到戴乃迭時還漏了一句："她很好，跟你一樣"。這使楊憲益確信戴乃迭也被捕了。他沒有想到，妻子受到的是比他嚴厲的多的"單獨監禁"的"待遇"，而三個孩子因受父母的牽連，過著身無分文（主要是兩個女兒，兒子楊燁在分配工作後有了工資），生活無著且遭人歧視的生活。楊憲益在自傳中說：
如果我在監獄裡知道了這一切，我會憂心的多。可那時我什麼都不知道。因為，即使在那個時候我仍然是太相信黨了。在這種欺騙的話語下，我的擔心大大地消釋了。（楊憲益：《白虎星照命》，237頁，雷音譯）
從此，楊憲益開始了四年的囚徒生活。關於他的生活環境，楊憲益是這樣回憶的：
我的牢房是集體的，跟很多人在一起。那天（入獄日）晚上有26個人，很擠。房間跟我現在的房間（指百萬莊宿舍--筆者）差不多大。兩個炕，通炕（通鋪），人多，不能橫著睡，都是豎著睡。就跟沙丁魚一樣一個挨一個。那天晚上很擠，後來人走了一部分，沒有那麼擠了。中間有一個鐵桶，可以小便。有的時候有犯人忽然拉稀了，沒辦法上廁所了（監獄裡除規定上午每人每次十分鐘不到的大便時間以外，不許上廁所--筆者），結果就拉在鐵桶裡面，弄的屋子挺臭，大家都很反對。不過那是偶然的情況。
吃飯是一頓兩個窩窩頭，有時有一碗菜湯。一天兩頓飯。上午一頓是十點，下午一頓差不多是五點。沒有早飯。我兩個窩窩頭吃不完，只吃一個半，剩下那半個給別的犯人吃。有的人飯量大，兩個窩窩頭不夠，覺得餓。我倒是沒覺得餓。菜湯沒有油。有時候給我們加一點豬油，病豬熬的油。雖然是病豬，反正熬過了吃了也沒事。飯錢很便宜，一個月的飯錢才四塊錢。那個時候沒要我們自己掏飯錢。我們是犯人，要槍斃的。後來把我放了以後，又要我出飯錢。那是後來的事。
犯人跟犯人之間不許講話，不許告訴自己的案情。可是實際上我們還是偷偷地講話。
我們每天的生活就是上午九點多鐘開始讀報紙，有時候背語錄。報紙就是一份《人民日報》，別的書不許帶。後來才讓我們讀老三篇，背老三篇，背的不好的要挨批評。我從來背的都很熟，沒什麼問題。
大便是每天早上一次。大家集體叫出去，大家排著隊，到一個蹲坑的廁所，大家蹲坑大便。只許十分鐘。有的人大便乾燥就很傷腦筋。十分鐘完了之後就給轟回來，集體走回來。早上起來之後到另外一個地方去洗臉，時間不到一刻鐘。洗臉的地方倒是有自來水。我們匆匆忙忙地洗。有的時候還要趕著洗洗襪子襯衫什麼的，那就很緊張了。一刻鐘以後又被帶回來。別的時候就在牢房裡頭關著。
每個月有兩次，叫放風--有時候他（看守）忘了，忘了就一次都沒有--放風就
是把你們集體的叫出去，到外面呼吸一點新鮮空氣。到一個也是關起來的四面有牆的那麼一個地方，上面沒有頂，可以有點陽光。在那裡頭集體地轉，轉個一圈兩圈，然後再把你們叫回去。放風大概一次十分鐘左右。（楊憲益訪談，1994年5月16日）
關於提審，楊憲益回憶說：
每個人根據他的案情不同叫出去提審。開頭的時候挺嚴格，還夜審，好像挺緊張似的。夜裡，十二點，把你叫起來，叫你出去。還有帶槍的人，槍上帶著刺刀，押送你走。好像要押著去槍斃的樣子。為的是嚇唬你一下子。提審都是一套老公式。一開頭對我是很嚴格的。說楊先生你不要隱瞞什麼，你的事是鐵板子釘釘的，都是實打實的，隱瞞也沒有用。你老老實實交待吧。你不交待的話，明後天早上我們就要公審，公審完了我們就拖出去槍斃了。你還是老實交待好。交待了可以不槍斃。......剛一開頭的時候他問我你知道犯了什麼罪？我說我不知道犯了什麼罪。他說你想隱瞞是沒用的。你的材料有一房子那麼高，都是你的材料。我們都調查清楚了，你還是老老實實交待。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就是那一套玩意。
第二天早上起來給我一搭子紙，讓我寫材料。我也不知道寫什麼，只好把過去認識的人，朋友和親戚的名字都寫下來，我跟他們是什麼關係。中國人我大概交待了一百五十個人，外國人我寫了一百個人。我寫了一大堆材料給他。他看這個什麼都不重要。他說你這是故意隱瞞。你再不老實我們就把你提去公審。我們剛剛斃了一個遇羅克。就是天天鬧那一套。
開頭的時候半夜裡提審過兩三次。後來一般都在下午的時候多。在林彪出事以前比較嚴厲，好像是動不動就快提走了，給槍斃了。林彪出事以後比較緩和了一些。後來看起來不像要給拉出去槍斃的樣子了。（楊憲益訪談，1994年5月16日）
筆者在採訪中曾問楊憲益這樣一個問題：審訊者說的要"公審"要"槍斃"的
話，你當時認為僅僅是威嚇還是有可能真的實現？你怕死嗎？楊憲益是這樣回答的：
我覺得有可能實現的。因為那時不斷地傳訊，每一次都很凶很凶。總是警告我說一兩天又要搞公審了。那時候是搞過好多次公審，每次公審都槍斃幾個人。不過我當時也不大在乎。因為我好像是怕疼，受刑我是害怕的。可是要是死的話我一點也--從來我對這事不怎麼關心。要真是拖出去槍斃，斃了就斃了。就算了。（楊憲益訪談，1994年5月16日）
黃苗子先生在一篇談楊憲益的文章中說："昔金聖嘆有言：'殺頭，快事也，聖嘆於無意中得之，不亦妙哉！'個中境界，憲益有焉。"黃苗子不愧是楊憲益的朋友，他對楊憲益精神世界的把握有獨到之處。
96．在監獄這個社會大學校中
四年囚犯生活在楊憲益一生中是個獨特的階段。儘管對自己被捕感到意外，但楊憲益很自然地完成了一個"公民"到"囚犯"的轉變。因為他這個公民早已淪為"賤民"，他被"揪出"人民隊伍已近兩年。在將近兩年的時間裏，他是人們隨時可以唾罵、批鬥、侮辱和嘲弄的對象。對一個"牛鬼蛇神"來說，當時的社會環境不啻為一個巨大的監獄。從大監獄來到小監獄，對楊憲益似乎並沒有太大困難。人對苦難的耐受力似乎是無限的。
經過兩年多的頻繁提審、威嚇和訊問，從71年下半年起，獄方對楊憲益的提審越來越松，後來就乾脆不管他了。楊憲益的精神壓力明顯減輕。他也從一個"新號"成了"老號"。四年中，他換過很多囚室，與社會上形形色色的人共同生活在一起。他回憶了一些獄中的人和事：
我坐牢聽到的名人不多。有一個是跟我同一個牢房的。我進去他剛給提留出去，就是遇羅克。遇羅克是前幾天剛公審，公審完把他拉出去槍斃了。他是一直到最後不承認錯。一直強犟到底。不過這個人我沒見到面。還有一個人也沒見到面，不過我在的時候他也在，就是聶紺弩。聶紺弩這老頭子還很倔，讓他在牢房裡頭，他總愛自己一個人跑。結果就給他腿上戴了死刑犯的大銬子，讓他走不了路。結果他還要跑。一跑摔了一跤，把腦袋給摔破了，流了好多血。這是他們（同獄犯）跟我講的。還有一個是那時候有名的和尚。名字我想不起來了。是北大的一個學生。因為失戀出了家。也是當時北京的一個名人。後來那個人也放了。
裡頭有一個是劉鐵雲的孫子，叫劉厚怙，是一個知識份子。他也倒霉，給抓進去了。關了兩年。這個劉厚怙也挺滑稽的一個人，他原來也是一個少爺，雖然劉鐵雲沒有什麼錢留給他，也還算是個少爺出身吧。剛解放的時候他上了當。他們家在天津有點鋪子什麼的，有點商業。他聽了一次劉少奇的報告。劉少奇說大家放心，我們現在是幾個階級共同專政。有民主黨派，有共同綱領。我們是按照共同綱領辦事的。中國現在還很窮。我們資本主義還要搞幾年。做買賣的我們還要扶持，還要發展。是那麼說的。所以他以為--他說看起來還可以做買賣。可到了後來就成了資本家。後來資本家又完了。後來又把他抓進去坐牢。他沒什麼大問題。挺好的一個年輕人。學問也不錯。現在這個人去世了。他以前住在白雲觀裡頭，當道人。他做過道教協會的副會長。
我們那兒住的人有兩種情況，有的人關了一年兩年，三年四年，像我那樣後來就放了。有的是關一陣以後就拉出去。事後才知道，拉出去就槍斃了。（楊憲益訪談，1994年5月16日）
當筆者問楊憲益"拉出去槍斃的人有沒有公審"時，楊憲益說：
都有公審。不過公審都是形式主義的。走一個形式。等於說，就是拉到那兒開一次鬥爭會。大家在一起喊喊口號，然後就槍斃了。槍斃人都在酒仙橋那兒。酒仙橋橋底下是刑場。把人帶去，一般的死刑犯都戴著銬子，然後從背後用腳一踢，一踢就站不住了，就跪倒了。一跪倒，後面的人就拿手槍在你後腦杓上一槍就完了。完事以後還要跟家屬--來收屍的--還要跟他要子彈費。四毛錢還是多少錢。家屬還得給子彈費。沒人收的呢，就拿一個蘆席一包，或者是埋了，或者是燒了。（楊憲益訪談，1994年5月16日）
據楊憲益說，以上情況是一個被"陪綁"押往刑場的犯人親口告訴他的。
在眾多難友中，楊憲益對一個原志願軍戰士的印象特別深。這個前志願軍士兵竟然為了愛情不惜偷渡國境，他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有一天我搬到一個新牢房，一個很小的牢房，只有四個人。我跟一個年輕人躺在一塊兒，熟了，我就問他為什麼進來。他給我講了一段故事，很有傳奇味道。他參加過抗美援朝，在抗美援朝中間跟北朝鮮的一位姑娘發生戀愛了。就有感情了。抗美援朝結束他回來了。回來了以後還算是有功的人，到了北京給他分配了一個挺好的工作，就是北京整形醫院裡當會計，管錢。他在管錢時也偷偷摸摸地私用過公款兩三百塊錢。數目不大。可是以後他跟他愛人關係不怎麼融洽，總想在北朝鮮的那位姑娘。他忽然煩了，要到北朝鮮去，不做中國人了。他想到北朝鮮去找那位姑娘結婚。他因為當過兵，游泳挺好。他說鴨綠江我也很熟，什麼地方可以艀過去我都知道。結果他就艀過去了，偷渡上岸了。上岸後給北朝鮮方面的守衛抓到了。他去以前，中國跟北朝鮮正有一度關係緊張。北朝鮮是跟蘇聯站在一邊的。所以他想，我到北朝鮮去就罵中國共產黨怎麼怎麼不好，這樣不就正合他們的口味了嗎？他身上帶了一本小紅書（毛主席語錄）。他自己跟我講他把小紅書從口袋裡拿出來，往地上一扔，還拿腳踩了幾腳，表示他對中國共產黨的痛恨。人家也沒什麼表示就把他關起來。過了幾天把他裝在一個郵包裡給寄回（東北）來了。他不知道，就在他罵毛主席的時候，正好周恩來又跟北朝鮮的關係彌補好了。正是請北朝鮮的人回到北京來的時候，情況又變化了。北朝鮮跟我們又是戰友了。結果就把他郵寄回來了。他當然又是偷渡又是反革命。可是因為他過去是抗美援朝的軍人，所以審問了他以後對他還客客氣氣，把他從東北運到北京來，就住在我們那個牢房裡。頭一天我還問他：你覺得將來會對你怎麼樣？他說我這事沒什麼了不起的，大家對我挺客氣，在東北吃的也不錯。我挪用過兩三百塊錢公款，也交代了。頂多不過是讓我退賠兩三百塊錢吧。第二天早上起來，一大早，叫他捲鋪蓋，他高高興興地跟我們說再見，走了。過了一天，我聽說他拖出去槍斃了。（楊憲益訪談，1994年5月16日）
楊憲益說，在監獄裡跟別的犯人關係處的好壞對獄中生活影響非常大。萬一跟別的犯人搞不好，就會受很多罪。他提到一個老天主教徒的遭遇：
有一個老天主教徒，到那兒每天唱禱告，唱聖母瑪利亞，在被窩裡頭跪著唱。大家就欺負他。用被窩把他蒙起來揍他。看監獄的人對他態度也不好，常常把他提留出去問。交代的他們不滿意，他們就用涼水滋他，凍的他要死。他挨過好幾次揍。還有兩個犯人後來渾身浮腫死掉了。可是我沒受什麼罪。（楊憲益訪談，1994年5月16日）
楊憲益儘管沒有遭受過那位天主教徒那樣的皮肉之苦，但是他也屢屢被一些同獄的小流氓欺負。筆者曾經採訪當年和他同一牢房的外文局造反派邢軍（邢軍這個外文局有名的"革命造反派"和楊憲益這個"資產階級反動權威"先後淪為"階下囚"，被關在同一間牢房中，是文革中的典型現象。類似的荒誕劇曾在全國範圍內一演再演，引人深思），邢軍提供了寶貴的材料，使我們可以進一步瞭解楊憲益在獄中生活狀態，他說：
我是71年年底到72年年初和他（楊憲益）在一起的。我71年5、6月份抓進去的。先把我關在秦城監獄，一看我級別不夠，又把我轉到北京看守所去了。和他關在一起。我一進去就認出他，他沒認出我。那時一個房間關十來個人。我一進去就說"哦唷，他媽的這老頭怎麼和我關在一起？！"後來過了兩天--我坐（班房）在和他隔一個人--我說老楊你不認識我？他說不認識，你是七機部的？我說我是外文局的。他一聽"啊"了一聲。我說我叫邢軍。他說這個名字很熟。那時候文化大革命，都知道我。他說"你們怎麼會進來的？你們是毛主席紅旗下長大的人，怎麼會......"我說文化大革命亂套了，外文局體系的冤假錯案，你可千萬別相信。......就這麼聊到一起了。
老頭挺幽默。我說你是怎麼進來的？他說我和我愛人喝了一瓶酒，喝的醉醺醺的把我抓起來。第二天我還問"這是什麼地方？"他們說"監獄，老頭兒！"，"一進門就聞到你滿身酒味兒，你不是酗酒鬧事的吧？"這都是他和我聊的。
我說聽說你是裡通外國給抓起來。你怎麼裡通外國了？他說你想我老婆是外國人，這本身就是在裡通外國麼。哦--是這麼個"裡通外國哇"！挺逗。
我說你過去享受的太好了，現在吃窩窩頭習慣嗎？他說這個窩窩頭也挺好吃的，越嚼越香吃出奶油蛋糕味兒來了。他這個話說的很含蓄，帶有諷刺。共產黨的監獄好像吃的很好，其實是吃這玩意兒！我說你愛人在下面（當時楊憲益已知道戴乃迭也被關在同一所監獄裡）不還是喝著牛奶吃麵包啊（當時外國犯人的伙食比中國人好），你在這兒，咱倆只能吃窩頭啦。他說什麼？"她鼻子比我大，眼睛比我綠，所以有區別"。老頭很幽默。
那時，在裡面的我認為大部分都是好人，百分之八、九十都是冤案。可監獄裡面也有壞人，地痞流氓一類的，欺負他。叫他"老反革命，給我洗衣服！"讓他給他洗衣服。我說老楊你憑什麼給他洗衣服？你能洗他為什麼不能洗？洗背心洗褲衩的。楊憲益不會洗衣服。人家洗衣服是搓的，他洗衣服怎麼洗？像敲鑼鑔，咣咣（用兩手比劃）這麼敲的。我說老楊你這麼洗衣服？他（壓低嗓子用氣音）說"不要惹他不要惹他"。我也年輕，我是部隊下來的，我怕什麼？我愛打抱不平，又和他一個單位。我（對那人）說你以後別欺負老頭，他可有學問了。"他媽的你怎麼知道？"我說你他媽的！你敢動我一下？老子馬上打死你！那個人一看怵了。那裡面誰橫誰厲害你知道嗎？不講理的，誰橫，誰能打就厲害。我看不慣了，就說跟他們干！剛進去，你悚了他就欺負你呀⑷。（邢軍訪談，2000年3月18日）
由於邢軍的保護，以及楊憲益有"學問"，使獄友們漸漸對楊憲益越來越佩服。說起學問，邢軍舉了一個例子：
那時候學毛主席詩詞，有一句詩"帝子乘風下翠微"，有些人不懂什麼叫帝子乘風下翠微？我說這事你們要問老楊了。因為毛主席詩詞就是他翻譯的。老楊就說在湖南什麼地方有座山，"帝子"是第幾個皇帝......大家一聽，說的合情合理。有的小流氓就對他很尊重。說老頭兒不簡單呀。我說你看，是不是有學問？你們他媽的還老欺負他。後來對他就很佩服。個別人還叫他楊老。他說千萬別這樣叫，這裡邊不能這樣稱呼。（邢軍訪談，2000年3月18日）
獄友們最佩服楊憲益的是，他居然在毫無信息的情況下，"預測"到林彪出事。楊憲益在回憶中多次談到此事，並為自己的"先見之明"深感自豪：
那時候我們只能看《人民日報》，別的東西不給我們看。外面的消息我們又不知道。我就從《人民日報》的字裡行間看外面的情況。我看到先是批判陳伯達，最後黃永勝也不見了。71年，那一年忽然沉默的很，林彪的名字也不見了。到了國慶，這一年的十月一日特別的不同。我注意到西哈努克來的致敬電。西哈努克跟我們是最熟的。他平常寫的是毛主席，然後是林副主席，然後是別人。他這回忽然改了，不提林副主席了。光提毛主席，然後就是周總理，跟以往不一樣。另外就是過去林彪每次十月一日他都要登天安門，都要嚷一陣子。聲音就跟我們過去在英國聽的希特勒一樣。有點歇斯底里，嗓子挺啞的在那兒嚷。這一年他也不露面了。我心裏想，看起來林彪也完蛋了。我們每個人手頭都有一本小紅書，毛主席語錄。前面有一個再版前言。平常我們每天都要背誦再版前言的。那時候背的很熟，現在想不起來了。不曉得為什麼我就覺得挺開心的。我就把我那本小紅書上的再版前言給撕掉了。正好那時候有一個年輕的打砸搶分子給關進來了。那個人偷偷跟我說：聽說林彪出事了。我說不知道。大家說不會吧，林副主席怎麼會出事呢？後來果不其然，一天下午忽然查監的人很嚴肅的"啪"進來了。那時離十一已經過了幾個月了。說你們把紅小書全交出來。我們就都交出來了。他就一本一本的翻。翻了一本，就放在一邊拿走了。又翻一本，又拿走了。我的那一本呢，一翻他愣了，好像沒有再版前言；又翻，翻了幾次。他也不說話，想了想也不說什麼就"嘣"地扔給我了。大家就納悶了。說怎麼我們的紅寶書全給沒收了，你的那本不給沒收？我沒說什麼，就笑笑。我說再過幾天你們就明白了。後來又過了幾天，證實林彪出事了。所以這個事我有先見之明。我很得意，非常之得意。一直到今天想起這個事還挺得意。別的年青犯人都挺佩服我：諸葛亮！坐牢期間最得意的大概就是這麼一件事。（楊憲益訪談，1994年5月16日）
從此，楊憲益的難友們對他無比佩服。楊憲益在回憶中說起他教他們唱蘇格蘭歌曲《羅蒙湖》、《友誼地久天長》，背中國古詩。他把白居易的《長恨歌》一句一句地教給他們。年輕的"打砸搶分子"們如飢似渴地跟著學，從頭到尾跟著背。牢房裡洋溢著動人的學習氣氛。楊憲益還提到一個工人對他的友誼：
有一個年青犯人，還給我縫了一個藝術品。牢房裡不許用針線，不許有任何尖的東西。他從地板上摳木頭縫兒，摳了點尖的木頭片兒，做了一個木頭針。他用手絹給我縫藝術品，縫了一幅松樹。他做了幾個月做成功的，很好的一個藝術品。不過就是很髒了。我出來以後阿姨不知道，她給我扔了。挺可惜。不然的話可以留個紀念了。（楊憲益訪談，1994年5月16日）
筆者在採訪中問楊憲益：在坐牢時，您對自己的前途命運是怎麼想的？有沒有什麼預測？有沒有害怕？楊憲益回答說：
我怎麼樣也槍斃不了--除了一開頭的時候很難說，那時候誰都難說怎麼樣。不過到林彪去世了以後，情況就緩和的多。知道怎麼樣也判不了死罪。有犯人問我：將來把你放出去你估計會怎麼樣？你還能喝酒吃肉嗎？我說到時候看給我多少錢？要是給我的工資是二、三十塊錢以裡，我就不喝酒不抽煙；要是三、四十塊錢左右我也許不吃肉了，還可以抽一支煙；要是再多一點我就又抽煙又吃肉又喝酒。（楊憲益訪談，1994年5月16日）
這是獄中的楊憲益對自己"前程"的"最高憧憬"。無獨有偶，季羨林先生在口述歷史時曾對筆者說，他在牛棚中也曾展望過自己的"前程"，他的"最高奢望"是到農村做一個農民，終老此生。
97．陷身囹圄死生輕
"陷身囹圄死生輕"是楊憲益在戴乃迭去世後寫的悼亡詩中的一句。全詩是：
早期比翼赴幽冥，
不料中途失健翎；
結髮糟糠貧賤慣，
陷身囹圄死生輕。
青春作伴多成鬼，
白首同歸我負卿。
天若有情天亦老，
從來銀漢隔雙星。
這首沉痛的詩高度濃縮了楊憲益和戴乃迭坎坷多難的一生。其中"陷身囹圄死生輕"正是楊憲益監獄生活的深刻寫照。也是許多同獄難友的命運。楊憲益多次回憶，在入獄的前兩年，他隨時隨地都有可能被"拖出去槍斃"，每時每刻都感到死亡的威脅。他看到同獄的難友中，告別時還高高興興，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結局不是釋放，而是刑場。楊憲益痛感作為一個犯人的"命運不可測"和"生命無常"。儘管楊憲益對生死看的很淡，但是，這種"厄運隨時可能降臨"的"無限期的等待"對人的精神的折磨卻是巨大的。這種無形的折磨在楊憲益身上留下深深的烙印。楊憲益在回憶中談到，他即使被釋放時也懷著忐忑的心，不知道讓他"收拾行李"是好兆還是惡兆：
72年5．1節前夕--我的日子很有意思，有許多都跟八月節有關係，有許多跟五一有關係，這個又是趕到五一前夕--忽然叫我收拾行李。收拾行李不等於是好事。有時候收拾行李就拉出去槍斃了。或者是換到別的監獄。他反正事先不告訴你。我經過的犯人很多，我看到好多犯人收拾行李出去了，出去了人就沒有了。有的人聽說是放了，有的人就槍斃了，都有。
楊憲益之所以心情忐忑，是因為在這次通知"收拾行李"之前的兩個星期，發生了一件不尋常的事情。這件事使所有的難友都為楊憲益的命運擔憂，一種不祥之感籠罩著小小的囚室：
有一天，看守突然叫我出去。他把我帶進一個大房間，讓我坐在椅子上，然後把一塊寫有我的名字的硬紙板繫在我脖子上。之後，他打開了所有的燈。一個攝影師進來給我拍了照。然後我被送回了牢房。我把這事告訴獄友以後，他們神色沈重，有的人甚至流露出悲哀的神情。他們說看起來我馬上就要宣判了，不然他們不會像那樣給犯人照相。我也認為這是不祥之兆。（楊憲益：《白虎星照命》，247頁，雷音譯）
這次的照相，的確非同尋常：被剃著光頭的楊憲益胸前掛著寫有"楊憲益"三個字的大牌子，拍下了標準的"犯人像"。攝影師除了拍正面像外，還給他拍了側面像。這一切活像被判死刑的犯人臨刑前的留影。對於這件事，楊憲益的反應是：
但是，我根本就不在乎。因為我已經坐了那麼多年牢，不再為將要發生什麼事而煩心勞神了。（楊憲益：《白虎星照命》，247頁）
這是典型的楊憲益式的態度。許多記者和朋友都說楊憲益為人"瀟灑、散淡"，豈不知，他的瀟灑和散淡的性格，除了遺傳於父、祖輩的血脈之外，還來源於牢獄的冶煉。"身陷囹圄死生輕"，當生死大權操在強權手中時，命如螻蟻的小民怎麼對應？他不"瀟灑"又能如何？！
98．戴乃迭在獄中
當1994年筆者採訪楊憲益和戴乃迭時，戴乃迭已經患病，很少說話了。關於她的獄中生活，筆者還是從她的姐姐希爾達（HildaBrown）女士那裡瞭解到點滴情況。以下是2002年10月20日希爾達的講述（希爾達說的是英語，筆者只記錄大意）：
格萊迪絲（戴乃迭的本名）在1974年第二次回國的時候告訴我，她剛被抓進監獄的時候，住的很差。伙食也很差。窗子是破的，冷風灌進來。又冷又餓。過了幾個月，伙食才開始好轉。她不太願意說起監獄的事。因為監獄那一段是不愉快的回憶。監獄太差了。
由於她沒有做任何錯事，所以當提審員問她的時候，她神色自若。與審判員的"大敵當前"有天淵之別。提審員問她：你沒有什麼說的嗎？格萊迪絲這個"特務"卻答非所問的說"我想知道我的孩子怎麼樣了？"提審員說"他們有人照顧"。這個回答雖然是謊言，但是非常重要。正是這一句話，著實安慰了格萊迪絲，使她得以安心渡過四年的鐵窗生涯（當乃迭出獄後聽說她和楊憲益的被捕株連了所有親戚，兩個女兒流落農村無人照顧時，她頓時哭了。她說如果她在監獄裡知道此事，她真活不了了--筆者）。
希爾達還講了戴乃迭在獄中與看守鬥爭，爭取較人道的監禁條件的事：
當時（六十年代末）美國黑人反種族歧視的鬥爭很紅火。提審員對格萊迪絲說你看美國對待黑人多不好，可我們對你很好。格萊迪絲立刻反駁他說"可是黑人在監獄裡還能每天出去放風，我卻不能出去"。經過她的爭取，格萊迪絲才開始能夠出去放風了。
她在監獄裡靠背誦中英文詩歌打發日子。愛清潔的她用牙刷把監獄的牆刷的干乾淨淨，以此來活動筋骨，消磨時光。
監獄裡不能看任何書籍，只能讀馬恩列毛的書。格萊迪絲就通讀了一遍《資本論》，還寫了很多讀書筆記。（可惜的是，這些筆記都沒有留下來）
據當時同在半步橋看守所坐牢的郁風回憶，每次看守送飯給各監室的女犯人時，她總聽到隔壁牢房裡傳來"謝謝"的聲音。後來她證實，這正是戴乃迭。戴乃迭身陷囹圄之中，仍然保持著一種自尊，維持著做人的基本禮節，使郁風感慨頗深。
整整四年的單獨監禁，使戴乃迭出獄後得了自言自語的後遺症。丈夫和女兒都發現，她經常一個人在房間裡自言自語。這種現象過了一兩年才消失。
99．來自英國的請願書
戴乃迭的母親塞林娜收到她最後一封家信是1968年4月寫的。從此以後，戴乃迭就渺無音信了。87歲高齡的塞林娜憂心如焚，她多次通過各種渠道打聽女兒的下落，都毫無著落。思之再三，塞林娜提筆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述說一個母親對女兒突然失蹤的擔憂，請毛澤東主席能夠親自過問一下此事。這封信是用中文寫的（塞林娜在中國住了三十年），措詞"非常機智和得體"(希爾達訪談，2002年10月21日，北京小金絲胡同)。但是沒有得到任何回應。直到塞林娜在1970年8月以89歲的高齡離開人世時，她沒有戴乃迭的任何消息，甚至不知道戴乃迭是不是還活著。塞林娜去世後，戴乃迭的姐姐希爾達擔起了尋找和營救妹妹的擔子。起先，她給周恩來寫了一封信。信中大意說"我認為您是一個通情達理的人。請您轉告我妹妹，我們的母親去世了。"機智的希爾達試圖用這種方式達到雙重目的：既通報了母親的死訊，又得到乃迭的下落。希爾達在採訪中說："我那封信純粹是私人信件。因為我認為中國人懂得，如果一個母親去世了，她的孩子應該知道這個消息。這個信不是什麼政治事件，所以我認為他們能接受它。"但是，這個信也石沉大海。
希爾達意識到單靠個人力量的無濟於事，她開始向社會呼籲。從1970年下半年開始，她通過所在地區的議員在議會中催促英國外交部門通過外交途徑營救戴乃迭。她還在英國的漢學界和宗教界廣泛活動，徵集呼籲釋放戴乃迭的請願書。請願活動很快在英國各地開展起來。在戴乃迭的中學同學瑚德女士的幫助下，請願書被寄往英國各個教區（戴乃迭的父母都是倫敦教會的傳教士）,有成千上萬的人在請願書上簽名。最後，這封請願書上簽下了兩萬個英國百姓的名字。以下是這封請願書的原文：
給周恩來總理的請願書支持格萊迪絲（泰勒）．楊女士
我們--以下所有簽名的人，要求被單獨監禁在中國三年之久的英國公民格萊迪絲（泰勒）楊能夠與她在英國的親戚通信。
在英國外交部、她的家庭、她姐姐和弟弟所在區的下院議員約翰．苟斯特（JohnGorst）先生和馬克．伍得納特（MarkWoodnut）先生多次努力探詢有關格萊迪絲的下落之後，最近我們從官方得知她"活著，情況很好"，我們歡迎這個消息。不過我們仍然急切地希望她的親戚能和她重新建立聯繫。
簽名人家庭地址職業(此信資料由希爾達．布朗女士提供，雷音譯)
這封簽有兩萬多個名字的大型請願書由下院議員約翰．苟斯特和希爾達在媒體報導下通過公開儀式正式轉交給駐倫敦的中國公使館。
第二封信是由牛津大學東方學院發出的給周恩來的請願書。這封請願書由23名英國學術界著名漢學家簽名。這23名學者來自英國各大學中文系。以下是請願書全文：
親愛的周總理：
作為英國的中國文化學者--我們一直希望看到英中兩個國家關係的改善--我們
所有的人都深感受惠於格萊迪絲．楊把中國文學翻譯成英文的工作。她的翻譯對擴大魯迅著作和其他現代中國作家作品在我國的影響起了很大作用。而且，她幾年前在英國電臺的廣播極大地幫助了英國人民對現代中國生活的理解。
我們高興地從官方渠道得知"格萊迪絲．楊還活著，她很好"；但是，鑒於她的家庭和朋友們已經近三年沒有與她聯繫，我們仍對她的現狀和未來系念於心。因此，我們希望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允許她重新和她的家庭寫信，她將會為改善我們兩國的關係起到作用。
我們都與格萊迪絲相識。我們一直認為她是中國的好朋友，她是中國人民的好朋友。
您的忠實的（以下是簽名）
1971年4月23日(此信資料提供者：希爾達．布朗女士，雷音譯)
這封信是直接寄給周恩來總理的。信中提到的"廣播"是戴乃迭1961年第一次回國時受英國BBC電臺邀請，在該電臺的一個"Woman'Hour'節目裡定期報導中國的婦女兒童的生活、教育狀況的事。她的報導使很多英國人減輕了對中國的畏懼和猜疑，拉近了中英兩國人民的距離，消除了兩國人民之間在心理上隔閡。她是中國最好的"民間大使"。採訪中，希爾達反覆談到這一點。她說：
她是一個中國最好的使者。因為當時與她見面的朋友們或其他人發現她是一個那麼年富力強、富有自尊感的人，如果這樣的人說中國的好話，那麼中國想必也是一個好地方。她對人們理解中國起了不小的作用。......因為她不像一個崇尚暴力的"革命者"，而是一個實實在在的受過（西方）教育的人，人們感到可以相信她的話。所以她是很好的中國的代言人，她是相互理解的一座橋樑。......她不只是在1961年發表廣播講話，此後她定期--可能是半年一期--從中國寄錄音帶到BBC，談中國婦女兒童的現狀。許多人都聽了她的廣播，對她講的非常感興趣。可是寄錄音帶時麻煩很多。因為中國政府每次都要檢查錄音帶的內容是否OK才放行，這種狀況很悲哀。其實，Woman'Hour是BBC的一個全球節目，全世界各國都有人給它報導當地婦女兒童的狀況，格萊迪絲只不過是一個從中國發報導的人。因為她會說英語。（希爾達訪談，2002年10月21日，北京小金絲胡同）
100．獲釋："現在放你是對的，當初關你也是對的"
1972年4月，當楊憲益被通知"收拾行李"到獄方辦公室時，他聽到釋放他的官員說"你的拘留期結束了"。這句話使他大吃一驚。四年前，他明明是當著單位眾人的面被宣布依法"逮捕"的，怎麼突然改口了？在楊憲益的自傳和口述回憶中，談到這一點時他的憤懣溢於言表：
有一天，他們讓我收拾行李跟他們走。我走進一個辦公室。一個官員對我說你的"拘留"結束了。四年前，當我進監獄的時候，他們當眾宣布逮捕我，而且我被戴了手銬。不過現在他們顯然是改變了決定，把逮捕改稱為"拘留"了！（楊憲益：《白虎星照命》，247頁，雷音譯）
更滑稽的是，楊憲益被關押了四年，這四年的伙食費居然要讓他自己出：
他們說以前不是逮捕，我們沒有逮捕你。我們一直是拘留。乃迭也是叫"拘留"。我出來以後這四年的工資全退了。乃迭不給。一個錢也沒有退。退了我四年的工資，可是說你在裡頭的伙食費要扣。所以我等於住了四年旅館。還得交伙食費。好在伙食費不多。那時候一個月才四塊錢，扣的不多。（楊憲益訪談，1994年5月16日）
至於楊憲益的問題的"結論"和關押他的原因，官員當然也是理由十足：
那位官員說，他們為了弄清我的問題費了很大的努力。他們跑了21個省市，調查每一個細節。現在他們可以說，我的問題已經查清楚了，我是清白的。所以我可以回到原單位，恢復工作了。
"但是，正如毛主席說的'人無完人'。你為黨做過好事，但也做過壞事。一個人總是一分為二的嘛。我們希望你將來繼續做好事，不做壞事。"（楊憲益：《白虎星照命》，247頁，雷音譯）
於是，帶著這個"一分為二"的尾巴，楊憲益出獄了。幾年之後，楊憲益才知道他被捕的真正原因：一個原英國大使館的中國僱員、司機熊某，因為解放前曾為英國使館服務而作為"歷史反革命"被關押，在受盡折磨之後他承認自己是"英國間諜"，他說"如果我是反革命，楊憲益也是反革命。楊憲益整天都跟伊文思在一起"。憑他這一句話，楊憲益成了"嫌疑犯"，被"內控"多年，進而在文革逮捕高潮中正式被捕。
釋放楊憲益時，獄方官員退還了當初抄查楊憲益的家時沒收的物品：一本北師大印刷的瞿秋白的《多餘的話》，一本奧維德的《愛的藝術》和一本楊燁的筆記本。這就是四年前大批公安人員興師動眾深夜抄家的全部"罪證"！
節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