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資料顯示，1989年11月9號，柏林牆之所以於一夜之間突然倒塌，並非出自於東德政府的有意安排，而是由一系列陰差陽錯的偶然因素促成的一次意外事件。我們今天的話題就從這裡說起。20年前的11月9號這一天，如果不是身為官方發言人的政治局委員沙博夫斯基在新聞發布會之前恰巧遇到當時的東德領導人克倫茨，他當天是不會發布那條允許東德民眾自由旅行的新聞的；而如果不是那位義大利記者緊跟著又追問他，這項自由旅行的權利何時生效？沙博夫斯基也就不會隨口回答說："如果我沒有理解錯的話，該規定立即生效"。《長江日報》上作者徐迅雷的文章接著說，這就意味著，東德公民當天便可以拿著自己的身份證，經過各個邊防檢查站離境，到西柏林，到聯邦德國，到他們願意去的任何地方。不過，接下來所發生的一切，便不在政府的掌控之中了。上述事件由此又被稱為"一句話轟塌了柏林牆"。
據悉，當年東德修建柏林牆的工程代號就是"中國長城第二"，表明這道圍牆固若金湯，像中國的萬里長城一樣堅不可摧。然而，在屹立了28年零91天之後，它為什麼竟脆弱到就像一層薄薄的紙，只被一句話就給捅破了呢？究其原因，儘管國內不少媒體將之歸咎於傳統計畫經濟所帶來的貧窮與落後，但事實上，當時的東德是前蘇聯陣營中經濟狀況最好的國家之一。據世界銀行1989年12月發表的報告顯示，當年東德的人均國民收入已經達到 1萬2千美元，甚至高於中國今天的發展水平。不僅如此，東德人在此前的幾屆奧運會上取得的驕人戰績更是給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例如，在1976年蒙特利爾奧運會上，東德獲得金牌40枚，獎牌總數90枚，排名世界第二；就在柏林牆倒塌一年之前的漢城奧運會上，東德又獲得金牌37枚，獎牌總數102枚，仍然排名世界第二。而中國直到20年之後，才剛剛接近或達到人家當年的這個水平，這就很值得那些陶醉在"北京奧運金牌第一"的狂喜之中忘乎所以的中國人好好思考一下了，這種依靠"舉國體制"取得的體育成就，究竟是"大國崛起"的一種象徵，還是"走向衰亡"的不祥之兆呢？
此外，有數據表明，自 1949年東德成立直到1961年柏林牆建成之前，總共有300萬東德人經由西柏林逃往西方，而與此同時，從西往東的翻牆者卻是鳳毛麟角，這又是什麼原因呢？學者朱大可在其博客中寫道，雖然柏林牆又被稱為"中國長城第二，"但它與極權主義的密切關係，甚至超越了長城。東德的斯大林式極權體制，在宣揚要向人民提供歷史上最美好生活的承諾背後，卻是秘密警察的嚴酷統治。而學者邵建的文章則分析認為，這種體制不僅要控制民眾的言論、思想和心靈，同時也要控制他們的身體和雙腳，把自己的公民關在大牆裡邊做人質，用來與牆的另一邊進行意識形態對抗。據統計，平均每66個東德人中就有1個常年為秘密警察工作，這個比例已經遠遠超過當年的納粹蓋世太保和前蘇聯克格勃，其恐怖 程度由此可見一斑。
邵建的文章接著說，柏林牆的另一邊才是真正的聯邦式民主體制，其主要特點是，邦（或州）的行政首長都是來自當地民眾的選票，而不是由中央政府委派。其實，中國人對聯邦制的概念從來就有一種普遍的誤解，早在 1920年代，社會輿論就曾認為聯邦制就是分裂，只有中央集權才是統一。雖然東德號稱民主德國，但其體制反而恰恰是中央集權形態的，它的各級行政首長無不來自於上級主管部門的任命。儘管也常常舉行投票，但這種投票都是在上級的任命決定之後而非之前，因此，這只能屬於用來裝點門面的假投票。。
綜上所述，《二十一世紀經濟報導》的社論文章最後指出，柏林牆之邪惡，不是因為它像徵著不同價值觀的衝突，而是因為它像徵著政府對待人民追求自由的粗暴方式；它不僅將一整套人民不願意接受的制度和生活方式強加給他們，還用一道高牆來阻止他們逃離家園，去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這種極其罕見的做法，才是柏林牆區別於其它各種隔離牆的獨特之處。它也是一扇鐵窗，昭示出這整個國家就是一個大監獄，今天，在我們紀念其倒塌20週年之時，切不可忘記這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