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擁有的我都帶著》:--我所擁有的我都帶著，我本是一隻受傷的小獸，很想前行，卻無路可尋。在茫茫網路，是你的手將我牽引。是的，你是上天安排下出現的，而我必定將在你的命令下消失。
瑞典文學院諾貝爾文學獎評審委員會稱《我所擁有的我都帶著》"專注於詩歌以及散文的率真，描寫了被驅逐的無家可歸者(The Landscape of the Dispossessed)的生存景象"。小說的作者羅馬尼亞裔的德國女作家，今年56歲的赫塔•穆勒（Herta Müller），此次獲2009年諾貝爾文學獎，令其成為該獎設立以來第12位獲獎的女性。
被驅逐的邊緣作家
穆勒於1953年8月17日出生在羅馬尼亞，父母都是德裔。她的父親二戰期間曾在黨衛軍服役。二次世界大戰後，羅馬尼亞處於共產黨統治下，把她的母親驅逐去了蘇聯勞改營。德裔在當地本來便是少數民族，受種族主義政策歧視。齊奧塞斯庫設立臭名昭著的"安全部"(Securitate)，即秘密警察，迫害少數民族。
在專制極權的統治下，她的青少年經驗充滿陰影和苦痛。早於1973年至1976年間，她在大學修讀德國與羅馬尼亞文學期間，已對當時政權深感不滿，並私底下與其他德語年輕作家互相交流，這些作家在1972年至1975年間，以其名稱"巴納特行動小組"
(Aktionsgruppe Banat)為秘密警察所監視。1977年至1979年，穆勒在機械工廠擔任翻譯期間，秘密警察曾強迫她充當線人，因不肯合作而被革職，只得任教於幼兒園和當私人德語教師以餬口，但秘密警察依然沒放過她，除經常滋擾她，還發出死亡威脅。根據穆勒的說法，她自己以及許多德語作家的名字一直在"巴納特行動小組"名單中，猶太人被當局稱為"猶太民族主義者"，匈牙利人被認定為"匈牙利國土收復主義者"(Hungarian Irredentists)，而德語民族則成了"德國民族及法西斯主義者"。
1982年，她出版處女作《低地》(Niederungen)，旋即被羅馬尼亞當局審查刪減。1984年，她將《低地》的未刪減本偷送到德國出版，大受歡迎。她說："我總是警告自己不要接受政府供給人民‘詞'的意義，我也意識到語言本身不能作為抵抗的工具。語言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持自身的純潔。"
1987年，為了逃避秘密警察的控制和迫害，穆勒和她的丈夫小說家理查德•瓦格納(Richard Wagner)逃往德國，並定居柏林。但在羅馬尼亞的經歷令她難以忘懷："對我而言，最壓迫、令我難以忘懷的經歷，便是生活在獨裁時期羅馬尼亞的那段時間。生活在數百公里外的德國，無法抹去我過往的記憶。"德國的自由空氣，讓她得以全情寫出以自身經歷為題材的文學作品。
兩年後，東歐興起民主化浪潮，該年聖誕節，羅馬尼亞獨裁者齊奧塞斯庫下臺，隨後被審訊及處決。獨裁統治的結束，並未令穆勒釋懷。她在2009年7月23日《時代報》(Die Zeit)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曾說羅馬尼亞的秘密警察在獨裁者倒臺後還沒有解散，它依然存在，因為40%前秘密警察職員仍在今日的羅馬尼亞情報局 (SRI)工作，古老的秘密警察檔案留存到他們手中。今日羅馬尼亞看似開放、民主，但對於以往與舊政權妥協的行徑，今日大部分羅馬尼亞人裝作失憶，令她感到憤怒。
另一起事件也反映出穆勒的硬朗個性。1990年兩德合併後，東西德筆會也合併，有些與特務有關係的東德作家，"既不認罪，也不曾解釋發生過什麼"，但她被特務騷擾的往事卻記憶猶新，於是她毅然退出了德國筆會。最近才自嘲，"別人都在慶祝圍牆倒蹋廿年，我卻還在寫我當年逃離鐵幕的故事。"
穆勒的文字風格獨具，"任何懂德國文學的人，只要懂半頁她的書，便會立刻知道是她寫的。"她從小在少數民族情結中長大，不但處於德國社會邊緣，更處於德語文學之邊緣，且不但是邊緣者，還是被驅逐者，這些少有的經驗使她與眾不同，也使她的作品與德國現代文學大為不同。她的書寫帶有德語作家所沒有的悲傷，及對殘酷過往的畏懼，"我長久習於沉默，習於貯藏語言和文字，當我開口說話或動筆，用字遣詞因此便與他人不同。"
"我的德語是社會主義化的德語，也是羅馬尼亞語化的德語，"雖然穆勒十五歲才開始學羅馬尼亞文，但是共產主義社會的生存經驗提供她對歷史和個人主義的深刻思索。
赫塔•穆勒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各地媒體蜂擁至她柏林的居所。穆勒表示："我感到很意外，直到現在都不相信"，這個獎更多是頒給作品，而不是頒給作家本身的。不過面對閃光燈與話筒，手捧鮮花的穆勒臉上還是現出了欣喜的笑容。而對於文壇與批評界普遍對其新作的思想力度做出的好評，穆勒的反應是：她在強權下度過了30年來，身邊許多親友沒能活著挺過去，"每天一早帶著恐懼醒來，害怕到了晚上自己已經不存在了"。 "我現在沒覺得更好也沒覺得更糟。我內心的那件事就是寫作，那才是我的依靠。"
《我所擁有的我都帶著》等作品
在羅馬尼亞生活的經歷令其終身難忘，也成為她寫作的財富，壓迫與流亡、放逐與極權成為其小說和詩歌的主命題。
穆勒的代表作包括《我所擁有的我都帶著》、《光年之外》、《行走界線》、《河水奔流》、《那時狐狸就是獵人》等。她的大部分作品都以德語寫成，其中《護照》、《綠梅樹的土地》、《單腿旅行》等不少作品被翻譯成了英語、法語以及西班牙語，受到歐洲讀者歡迎。
穆勒的小說《風中綠李》曾被臺灣譯成中文，小說敘述的是一群朋友的故事，其中有學生、老師和工程師。他們在共產黨瓦解舊政權建立新政權後精神崩潰，然後相繼選擇自殺。書中以第一人稱的"我"的童年片段及經歷，構成了一段段死者的故事。所有的故事在主角和敘述者的聲音之間來回，所有的故事都讓人在對事實與謊言、正義與欺騙的判斷中展開深思。
最新的小說英文版《我所擁有的我都帶著》出版於2009年8月。書中主人翁依然是位被放逐至勞動營的17歲男孩的遭遇。然而,這種對自我經歷的描述,在穆勒的創作下,既不是回憶錄或自傳,也不是對現實生活的直接再現,而是感覺的自我虛構。
德國反應
對德國一般媒體來說，穆勒得獎實在是個令人興奮的消息！自1999年以來，他們已經等了十年，現在終於有一位德國作家可以收穫世界文學的殊榮，德國《地區報》在文化版上刊登了《赫塔.穆勒﹕獨裁統治和陌生感的經歷》(Herta Mller: Erfahrung mit Diktatur und Fremdheit)，將這位諾獎得主稱為"獨裁統治日常生活的女編年史作者"。
德國著名文學批評家黑爾姆斯•卡馬賽克發表評論說，他聽到穆勒獲獎消息後"完全驚呆了"，他稱穆勒的新書行文與思想的力量，"唯有已故俄羅斯作家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可與之相提並論。"
赫塔•穆勒現居柏林，柏林市長克勞斯•瓦維海特在獲悉穆勒獲獎後發表聲明對其表示祝賀，他表示，移居德國後的穆勒，最近拿一個重要的文學獎是2005年的柏林文學獎，如今再拿下諾貝爾文學獎，"從一個側面可見柏林是正在上升的全球創意藝術和知識份子重地"。
而德國出版聯盟主席哥特弗萊德•胡內菲爾德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穆勒是當今德語文壇最有份量的聲音之一，她的文字"強有力且充滿著理性的光芒。"穆勒同時入選了今年的德國圖書獎最終入圍名單，下週該獎將在法蘭克福書展上揭曉。
其他國家媒體的複雜反應
英國《時報》以冷嘲熱諷的方式，質疑諾貝爾獎得主的文學價值；法國《費加羅報》以委員會不把諾獎頒給知名作家菲利普.羅斯、馬利歐.巴爾加斯-略薩、富恩特斯、奧茲等人，而感到又一次失望。
羅馬尼亞因為穆勒的德國背景，以及她以德語寫作批判羅馬尼亞獨裁者的作品，故沒有那麼大反應。曾經批判齊奧塞斯庫的作家戈馬(Paul Goma)說，這次諾貝爾文學獎與羅馬尼亞無關，因為穆勒不認為自己是羅馬尼亞人或巴納特省公民。記者克.杜托.波普斯庫(Cristian Tudor Popescu)認為穆勒是基於其德語背景及政治參與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如果憑她反對獨裁者的聲音，不如頒發諾貝爾和平獎，就像曼德拉。哲學家普列蘇 (Andrei Plesu)則持平地說，羅馬尼亞作家從來沒有獲得諾獎，如今穆勒雖是德語作家，卻來自羅馬尼亞，她的名字定必在羅馬尼亞及東歐文學史上佔一席位。
無論人們怎樣討論，在這些紛擾的聲浪背後，穆勒仍然平靜地生活，依然為陰暗的記憶寫作，向自己作見證。她的朋友說她是個剛直不屈的女子，這一點可在她的言行中看到。她在獲獎後的記者會上說自己是所有獨裁政權的目擊者："你可將納粹政權、集中營、軍事獨裁和在一些伊斯蘭國家的宗教獨裁算在內。很多人都遭他們迫害，許多生命都給毀掉。"她感覺自己為被迫害而死的摯友，以及一切死於暴政的生命而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