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痛自然也有我們的一份。怡楷是全家第一個病倒的，也是唯一享有公費醫療的。三個孩子輪流發高燒。背一村或一毛去孫堡看病是我的事。一丁病得走不動時，村裡的一個小青年就背他去。儘管公社衛生院的醫生們常常查不出孩子們生的什麼病，他們竭盡全力使體溫恢復正常，讓他們繼續上學。有一次，一丁病得沒力氣從病房走到戶外的廁所，魯大夫二話沒說就把他背過去。
一到夏天，高莊蚊蟲成災，傳播瘧疾。週期性的瘧疾害得我骨瘦如柴。到高莊後的第二個夏天，一天下午我發起高燒來，開始說胡話。怡楷冒著大雨去孫堡把魯大夫請來。她不在家的工夫，我們的茅屋給雨水淹了，雨是從關不嚴的門和前一年雨季起就漏雨的屋頂進來的。我躲在屋子唯一無雨的角落裡一毛的小床上。淋成落湯雞的大夫忙不迭地搭起一個臨時裝置，掛上鹽水瓶給我進行滴注。緊接著他又去幫怡揩用洗臉盆把泥漿水戽出去。雨停了一小時後，泥漿水也戽完了，兩名公社幹部從門口探頭探腦，喊道："老李，我們到各生產隊跑跑，看下放幹部在這場大雨中是否需要幫助。有什麼"怡楷回答說："感謝你們的關心。如果早兩個鐘頭來，你們也許能幫點忙的。不過還是感謝你們。"
不過，當然嘍，我們有魯大夫。下放後不久，我第一次到公社衛生院去看病，他接待我時彬彬有禮，讓我這個"賤民"感到受寵若驚。他給我開了些保肝的藥，問我公費醫療證的號碼，我說我沒有。"巫老師，你是說忘了嗎？"我說："不是，我就是沒有。我不是下放幹部。我是李怡楷的家屬。"他覺得難以置信，小聲自言自語道："這怎麼可能呢？"他很快就瞭解到我的處境，從此以後對我們格外關照。
魯大夫剛三十歲，已經是四個孩子的爸爸。他的妻子是社員，帶著三男一女住在附近一個生產隊。他出身貧寒，上過兩年小學，但從小愛讀書，從一個鄰居學中醫，又從醫學書刊上學到西醫的基本知識和技術。作為衛生院的骨幹，他經常一上午做兩個手術，下午又穿著草鞋到一個僻遠的村子去接生。在許多社員的心目中，他是救命恩人。可是他深知自己作為一個醫生的侷限性，兢兢業業爭取更上一層樓。晚間沒有出門急診的任務時，他不顧院長的警告，常帶著一本初級英語讀物來這個"政治麻瘋病人"家串門兒。在暗淡的燈光下，他花一個又一個小時，在我們的幫助下，探索一門外國語的奧秘。他夢想有一天能看懂英文的醫學文獻。他也夢想他的孩子們有機會受到更多更好的教育。為了彌補他在普通教育方面的缺陷，他貪婪地閱讀任何他能找到的中國文學的經典著作和近、現代的文學作品。他相信，一個醫生不僅要具備良好的醫療技術，而且要有一顆仁醫之心。而閱讀好的文學作品"有助於孕育對人和生命的愛心"。和紫禁城裡那些大御醫相比，魯大夫高尚多了。在他身上，我看到了沒有任何專制政權可指望腐蝕或壓垮的品質。我有機會來接受這位農民醫生的再教育，可說是三生有幸，不得不歸功於那居心要置我於死地的紅色恐怖。魯大夫不僅幫我恢復健康，而且幫我鞏固對生活的信念。
魯大夫是在我們親友星散時的患難之交。和我們保持正常書信來往的只有我妹妹一家和怡楷在天津的親人。我妹夫原來在鞍山鋼鐵公司任高級工程師，在"清隊運動"中幾乎被造反派工人打瞎，倖存後一家五口下放遼寧蓋縣農村。怡楷的三位哥哥在飽經凌辱之後下放到天津郊區農村。當時人人自危，雖親友之間也常音問斷絕，生怕來往信件在下一次政治運動中被查抄，當作反革命言論的罪證。我身為"賤民"，自然更無人問津了。1973年歲末，忽然接到沈從文老師從北京的來信，使我感到驚喜交集。1958年被劃入另冊之後，我就和他失去聯繫，轉眼十五年了。他用那舉世無雙的章草密密麻麻寫了六張八行書，一個月後又來了一封長達八張的八行書。老師從查良錚處得知我的景況，語重心長勉勵我不可因貧病交迫而"自暴自棄"，並以他自己的一生經歷現身說法。我把他的信一字一句地讀給我受苦受難的妻子和三個小兒女聽，那當年令我心醉神迷、透明燭照的聲音又在我們風雨飄搖的茅屋中迴盪，"字字化為金"，連十歲的小一村都聽哭了。從此以後，他就知道有個"瀋伯伯"，幾年之後回到城裡就一本一本讀起他的書來了。
(第十四章 荒村牛鬼， 1970-73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