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國棟
大陸
50年代出生的我趕上了「上山下鄉」
我是50年代出生的，屬於上山下鄉那時的青年人，那時起，我就看到了共產黨的陰毒，把那些知青搞得死的死、瘋的瘋、慘無人道。最近幾年，共產黨當官的，哪個不貪，哪個不腐，可以說找不到一個，只是一個貪多貪少的問題，暴露不暴露的問題，看上去就是滅亡的前兆。我們當老百姓都盼著共產黨早點滅亡，沒有共產黨的中國才是新中國。我雖然不是團員了，但我要洗掉獸記，提出退出邪黨的一切相關組織，迎接新中國的到來。
藍天
中國大陸
神州大地被中共搞得血雨腥風，災禍連連
我們是大陸的普通百姓，受共產邪黨的欺騙宣傳，曾經對法輪功有過誤解，在聽了講真相後，我們對邪黨的醜惡與殘暴；貪婪和毫無人性；毫無顧忌的踐踏人權；蔑視百姓的生命而憤怒，它把神州大地搞得血雨腥風，災禍連連，它逆天行事，人神共憤，「天滅中共」在即，我們有緣明白真相，堅決退出邪黨的一切組織。
陸喜民、振和、小軍等
黑龍江
我是共產邪黨多年教化出來的處級幹部
我是共產邪黨多年教化出來的處級幹部，如果不是看了《九評共產黨》真不知在人生的道路上還要迷失多久。感謝《九評》的作者，也向傳《九評》、促「三退」的自願者們表示敬仰！在此，我鄭重聲明：退出中共邪黨及其操控下的一切組織，選擇善良，選擇未來。
李繼明
中國大陸
一個柏林人眼中的「4.25」（文章節選）
1999年4月底的一天，裡格（Lilge）女士在德國的一家電視臺新聞節目中突然短暫地看到很多中國人站在中國政府所在地中南海旁的街道上請願的鏡頭，她立刻有了一個疑問，但同時也看到了一個希望。
疑問是，什麼時候中國有了集會自由了？這不會是共產黨政權設下的圈套吧？但當她看到電視屏幕上的人們時，她的希望也是很明確的：這些人很和平，說明他們有理性，他們向政府表達他們的想法，說明他們有參與意識，希望自己參與決定自己的未來，一個獨裁的國家需要這樣的人。她看到的就是1999年4月25日萬名法輪功學員的集體大上訪。
東柏林的恐怖
身為德國一份雙週刊報紙的總編，她對共產黨國家事務的敏感，不僅來自於她廣泛的知識面和對時事細緻的觀察及分析，更是來自於她自己的經歷。
她七歲前生活在共產黨統治下的東柏林，在大人的談話中，她經常聽到「昨天夜裡某某人被帶走了」的話，誰也不知道為什麼這個人被帶走了，只知道是蘇聯紅軍把他帶走了，也許被流放到了西伯利亞。當她的父母聽到敲門聲時，第一個動作就是把西德的報紙藏起來，把西德的廣播調到別的臺，然後才去開門。她的父親告誡她，在外面只許和別人談論天氣。他怕小孩子不懂事，說出家裡的這些「機密」。那時離1961年建柏林牆還有十幾年的時間，蘇聯共產黨佔領下的東柏林的人還能自由的去民主體制的西柏林，但東柏林人不許聽西德電臺，不許看西德報紙，不許移居西柏林，除非一家西德人想移居東德。1950年裡格·施托蒂克女士一家終於能住在西柏林了，因為一家西德人移居到了東德的萊比錫。
陰影下坦蕩做人
現在已六十多歲的裡格女士談起那些年在東德的生活時，還能感受到那時埋藏在心底的不安全感。當她在1999年4月在電視上看到，在中國那樣一個管制非常嚴的共產黨國家居然這麼多人在政府所在地停留了這麼長時間而沒有遭到警察的干擾，而且還允許國外媒體拍攝下來時，她自然就想到了，可能是中共政府希望人們看到這一幕而設置的陷阱。而她之後看到的人權觀察（HumanRightsWatch）的報導和參加4月25日上訪的人的報告，證實了她的懷疑。
從她在電視裡看到這一幕開始，她就密切關注著事態的發展，希望不要發生1989年6月北京發生的屠殺學生和市民的事情。1989年正是柏林牆倒塌的那一年，而且這之前之後的幾年也正是東歐共產黨政權相繼倒臺的時候。身為西柏林人的裡格女士比任何其他西德人都更關心這一系列變化，因為當時的西柏林就是一個共產黨國家中的孤島，它和西德其它地方沒有交界的地方，只有三條公路，三條鐵路和飛機航線聯繫。好幾次東德都試圖割斷西柏林和其它西德地區的交通聯繫。西柏林的人生活在民主制度下，能夠選舉參政，享受媒體自由，集會結社自由，但卻同樣生活在共產黨的陰影下。這些經歷使她堅定的反對獨裁暴政，她深信，任何獨裁都是一定會滅亡的，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
看到「4.25」報導以後，她從法輪功的網頁上大概知道了事情的來龍去脈，還讀到了幾份當事人的報告：1999年4月法輪功學員萬人上訪的起因是天津的一家雜誌上登了一篇誣蔑法輪功的文章，很多法輪功學員前去陳述真實情況。報社一開始態度很好，但後來一下子態度大變，把警察叫來了，警察抓捕了三、四十個法輪功學員，有的學員被打傷。其他學員繼而到天津市市政府上訪，市政府不管，讓他們到北京去解決，這樣法輪功學員來到了國務院信訪辦，北京的法輪功學員也加入了上訪。信訪辦在中南海附近，警察引導他們站在了中南海周圍的地方。沒有人有過激行為。
另類結果
在裡格女士看來，如果這件事情發生在德國，在每一個步驟都可能是另一個結果。如果在德國有一個雜誌登了一篇不符合實情的文章，如果這麼多人和平的去報社講理，報社不會對這麼多讀者的呼聲置之不理，因為德國是獨立媒體，唯一給他們飯碗的「上帝」是讀者，這麼多讀者來了，說不定報社的總編都得關注這件事，如果真是報社的錯誤，他們會更正自己的錯誤，也不存在什麼上面下達一個精神，要他們如何對待讀者，更不會叫警察。
退一步講，就算一家德國雜誌社叫來了警察，警察也只是在旁邊觀看，以裡格女士親身參加過多次遊行的經驗，除非發生暴力衝突和侮辱性的言行，否則警察是不會介入的。而中國警察抓捕人的標準，按照裡格女士的看法，不是以是否發生暴力事件和侮辱性的言行為根據，而是共產黨對一件事情的態度，就和當年蘇聯共產黨帶走東德人一樣，說帶走你就帶走你，共產黨的態度就是標準。
再退一步，就算德國警察抓捕了一些和平集會的人，這些人可以去告德國政府，因為德國政府必須遵守憲法，保障公民言論，集會自由，而且法庭是獨立於政府的。2002年江澤民訪德期間，德國政府顧及經濟利益，警察妨礙了法輪功學員的集會抗議的自由，被法輪功學員告上法庭，經過法庭調解，德國聯邦內政部和幾個州內政部紛紛公開發表書面道歉信。這不是個案，人權組織國際大赦也在幾年前因為同樣的事情告倒了德國政府。裡格女士覺得這很正常：法律高於政府和任何個人，這在西方國家就如同麵包和水一樣重要。當然她也知道，在共產黨國家一切都是共產黨掌握著，想利用法律去告政府，就如同想讓人的一隻手去反過來打同樣這隻手一樣不可能。
在中國，如果要遊行示威，政府又不會批准，那麼人們只有去上訪。在德國，遊行示威都是很平常的事情，而且只要遊行沒有暴力，沒有侮辱性的橫幅，當局有義務批准遊行，並有義務派警察給遊行者開路並保護他們。無論是國會前還是總理府前，只要不打砸搶，多少人呆在那裡都可以。德國法輪功學員曾經在國會和總理府前連續幾個星期和平請願，表達制止在中國的迫害的願望，沒有發生任何問題。裡格女士覺得這是理所應當的事情，作為民選的政府，如果執政集團限制人民的集會自由，它就得認真考慮是不是還想在下次競選的時候勝出，繼續執政。
藉口與本性
當中共江氏集團在「4.25」之後不到三個月便開始鎮壓法輪功的時候，裡格女士再一次證明了她在60多年的歲月中作為西柏林人和一個世界公民對共產黨的認識：把人逼到無路可走，當人合理抗爭的時候，哪怕是和平、合理、合法的抗爭，共產黨也要找藉口鎮壓。
在法輪功學員「4.25」集體上訪六週年之際，裡格女士回顧六年來她所看到的大量的關於法輪功在中國遭迫害的報告，聽到的很多受迫害的法輪功學員的證詞，她的結論是，法輪功這樣一個和共產黨性質和宗旨完全不同的團體，這樣一群把對「真善忍」的信仰視為和生命一樣珍貴的人們，就算沒有「4.25」的集體上訪，共產黨也會製造鎮壓的藉口，鎮壓法輪功不是因為「4.25」，而是因為共產黨控制、鎮壓人民的本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