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什麼叫集體性欺騙？就是由執政者操辦的、幾乎所有的人都參與，而所有的人也都不負責任，事後也不會追究罪錯的那種欺騙，涉及到政治經濟、文化教育、歷史現實的一切方面。大家想想，多少次政治運動，他們以革命的名義，殺了多少，坐牢多少，發配多少，戴帽多少，入另冊的又有多少（權且不計受牽連的父母妻兒老少），哪場運動不是先製造謊言，蠱惑人心？他們採用指鹿為馬、移花接木、張冠李戴、無中生有等等手段，讓人像吃了迷魂藥一樣，不辨黑白，不明是非，或揭發或檢討，最後則總是專政的大棒一次次揮舞起來，把幾十幾百萬的無辜者扔進泥潭火坑。為什麼？根本是為了保他那個"萬世基業"！我們在非人的地獄裡掙扎煎熬了幾年幾十年，終於僥倖活了下來，而他們為了自己不致 "死路一條"，被迫宣布（給你）"改正"、"平反"或者"無罪釋放"，即使到了這一步，他們依然正確，依然英明，君不見上上下下那些袞袞左公，誰的頂帶花翎動過一發一毛？他們實實在在說出過事情的真相了嗎？真誠地地表示過一次懺悔了嗎？以及，哪怕是口頭上承擔過罪責了嗎？（從最高當局到各級官僚，或許有極個別的例外）。六十年了啊，整整一個甲子，在花那麼多銀子舉國"大慶"的時候，怎麼就不該把這六十年的是是非非--至少是其中主要的若干事件，對老百姓作個符合歷史真實的交代呢？對此，我既寄以希望又不抱希望，我三十年前親歷的經驗告訴我：他們沒有這樣的習慣沒有這樣的雅量更沒有這樣的氣魄。那年，我走出大牢去見"單位"領導"討個說法"時，就領教過他們的傲慢和無禮，領教過他們的語言暴力："某某某，工作給你安排了，工資給你補發了，這麼多年的飯錢都沒要你出，你還不滿意個啥？"在他眼裡，我永遠只是個工具只是個賤民，我直覺應該立馬三叩九拜謝恩才是！
這種集體性欺騙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有一點最具"中國特色"：往往既是受騙者（此時此地）又是騙人者（彼時彼地），既是加害者（此次運動）又是受害者（下次運動），甚至在同一運動中，先整人再被整，先被整再整人，一面整人一面被整的情況也屢見不鮮（比如鄙人，做了人家27年的"喉舌"，被騙了27年，也騙了別人27年），這種一身二任的特色，這種角色不斷轉換的體驗，讓說謊和造假在潛移默化中滲入了幾乎所有人的骨髓，甚至漸漸成為越來越多人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混跡於官場的（即各級各類公僕）可謂已經修煉到爐火純青，他們可以堂堂正正地理直氣壯地說假話，他們為了掩飾真相和逃避罪責，甚至可以責問、驅趕主持正義的傳媒記者，他們沒有人再會覺得造假的卑鄙與虛偽，當然更沒有人感到羞恥。許多年曆練下來，如今誠實守信往往被看作"無用"、"傻冒"，以假掩真以假亂真則受到誇獎，曰"拎得清"；對講出實情的反而會被提醒要"多長個心眼"，連我們孩子也熏陶得不說皇帝光屁股了！這種真善美同假醜惡的完全混淆和顛倒，已經成為我們社會最深刻的災難，更是我們民族不知需要花多少年的功夫才能夠治理的頑疾，而這正是長期集體性欺騙結出的惡果。這裡剛好有個最新的資料可以佐證：據2009年8月5日上海市政協座談會上披露的《上海社會誠信現狀與評價調查報告》稱：市民為上海誠信水平打分：5.78分，滿分為10分，也就是說，不及格；有90.2%的人認為誠實守信會"吃虧"；只有54.8%的人認為社會誠信狀況有"不同程度的好轉"，而44.2%的人認為相比五年前，誠信度下降了。我們無法證明這個報告本身的誠信度，但是，即使完全是真實的，那麼，報告中顯示的絕大多數人對誠信只是一種期待而並不準備身體力行，這樣的情況肯定離現代文明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需要思考的是這樣的情況是如何發生並蔓延的？我想無論歷史的或者現實的，不外兩條：一是宣傳（領導人的言論、學校的教育、媒體的灌輸等）和行為（在細微末節中感受到的現實的實際狀況）的徹底脫節、背離和分裂；而更為重要的和產生巨大影響的則是長期以來執政集團無處不在的謊言和造假。這兩種情況像秋風掃落葉一樣，我們民族原來那種重然諾、守信義的傳統只是在飄搖的風雨中掙扎，而一次次政治運動更是對它一次次的集中打擊和摧毀。這裡，有一個現象值得注意，就是我們同北面那位老大哥的情況"何其相似乃爾"！其實也好理解，原本就是一個師傅教出來的。這裡不妨把本人瞭解的一些情況同各位作個交流。
俄羅斯曾出版過一本畫冊，是研究專家從蒐集的圖片中精選的斯大林時期表現蘇共歷史的記錄，書名叫《政委失蹤了》，這是一冊揭露獨裁者利用手中權力篡改、偽造歷史的書。其中有一幅攝於1919年列寧、托洛茨基同群眾在一起的照片，原照畫面上，當時任紅軍總政委的托洛茨基站在列寧左側，正舉手行軍禮，可是在斯大林統治時期，照片上的托洛茨基不見了。
說斯大林手上沾滿鮮血，這不是藝術的誇張而是歷史的真實。據已經披露的歷史資料，至少有70%的中央委員被他"清洗"，有人甚至在完全不知情的懵懂中便已經倒在了內務部的槍子下。有一幅斯大林和其他三位蘇共領導人的合影，從左至右是安特波夫、斯大林、基洛夫、什維爾尼克，這是1926年慶祝粉碎季諾維也夫、布哈林"反黨集團"勝利的合影。照片從四人而三人，而兩人，最後只有斯大林一人了。上世紀五十年代，在中蘇蜜月期，我曾經有過這張"偉大導師斯大林"的單人照，當時誰能想到，這張照片竟然隱藏著一個殘酷的整肅過程。
還有一張照片叫《斯大林是兒童的朋友》，我印象更深，記得在半個多世紀前，在我生活過的那個城市曾經廣為張貼，照片上，斯大林抱著一個五六歲的女孩，笑容可掬，畫面前方是一束斑斕的鮮花。原來，照片的右面還站著一個人，他叫俄班諾夫，是某省的"第一書記"，而這個女孩的父親正是"第二書記"。不久，"第一書記"被整肅，自然也就在照片中消失了，後來女孩父親也被指為"日本間諜"和"企圖謀殺斯大林"而被處決，甚至連她母親也未逃過一劫，連帶被秘密處死了。於是我不禁要想，照片的標題是不是應該改為這樣：《斯大林是兒童父母親的劊子手》？非常精彩的是斯大林一死，他的繼承者如法炮製，先是馬林可夫1953年上臺後從集體照的邊緣"走"到了中心，站在斯大林的身旁，以顯示"親密戰友"的毋庸置疑性；接著，非斯大林化時期，那幅著名的《一切權力歸蘇維埃》的油畫上，正在向士兵講演的列寧身後的斯大林也"失蹤"了。歷史就這樣成了他們任意搓捏的一團泥巴，善良的老百姓怎麼能想到這些好話說得滿天飛的傢伙竟會無恥和偽善到這等地步呢？
現在，經歷血與火洗禮的平民百姓心裏都很清楚了：專制統治者們在文獻、圖片乃至繪畫上弄虛作假早已不是新鮮事，《開國大典》上的"元勛"們曾經像走馬燈似地換過來換過去，《秋收起義》《井岡山會師》也讓朱德和林彪忙了好一陣，更別提"文革"中天安門城樓上的"換頭術"了。當下的情況又如何呢？令人扼腕的是，竟然一切都"與時俱進"了，比起他們的前輩來，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且看8964之後，誰還曾在媒體上見過曾經是他們"總書記"的胡耀邦和趙紫陽？無論是名字無論是形象，他們都徹底的"失蹤"了，漫漫十多年的中共歷史變成了這樣：由一位既非"主席"又非"總書記"的人做了"第二代"的"核心"，可是，那個"第一代"的"核心"去世時，他不是還背著個"留黨察看"的處分嗎，怎麼一下子又成了華國鋒、胡耀邦和趙紫陽三任領導的"核心"了呢？而且到了"第三代"，雖然有了一個新的"核心"，但他依然是 "核心"中的"核心"，這只要翻翻那位"江總"的任何一次講話記錄便洞若觀火了。其實，就以他們定的1935年為界，那麼此前的李大釗、陳獨秀、瞿秋白，還有王明、李立三等等，算什麼？這自然只是問題的一點表象，謊言帝國無處不謊言，其中的奧秘，從大洋彼岸來的高官也好記者也罷，恐怕是難以觸摸到褶縫深處及其內裡的。我不免常常會想，將來，不知需要多少專家花多少力氣才能為我們的歷史"正本清源"還其本來面目呢！
（二）
制度性邪惡的另一個特徵就是長期的無孔不入的"洗腦"。這是典型的意識形態專政，其終極目的是使之喪失正常的思考力和判斷力，實現人對自身的異化，以利無產階級專政江山永葆青春！
我這裡也講個故事。五年前讀到一本書叫《中共歷史的見證》，作者複姓司馬，大名璐，此人1937年即是共產黨的人，但是入黨又脫黨，這也不稀奇，他呢，脫黨又孜孜研究黨，這本書就是他研究的大作。從書中看，他認識共產黨許多領導，包括胡耀邦、潘漢年、滕代遠、曾希聖等，而對毛澤東、周恩來、張國燾、王明、劉少奇等人的分析則更顯特色。但是一下子插入我記憶深處的是這樣一段話，那是他初到延安時候，負責接待的一位幹部給他上的第一堂"黨課"：
斯大林同志說，我們共產黨員是特殊材料做成的，布爾什維克應該到一切最困難最艱苦最危險的崗位上去工作。一個共產黨員入黨以後，就像自己是一塊木料一樣交給了黨，黨今天需要把這塊木料做成椅子就做椅子，黨明天需要把這塊木料做成桌子就做桌子，當黨需要建造大廈的時候，你也可能變成棟樑，但是，黨如果需要造一個馬桶，那麼你就得嚐嚐臭氣......
這讓人想起劉賓雁在他的自傳裡說及的一件事：他參加革命後，不斷接受這種愚昧之極的洗腦，他左思右想還是不明白，一次，他斗膽問他的領導：如果黨要我去殺人呢？他得到的回答是：那你就得去殺人！
是的了：先是把那個"主義"和傳佈他的教主神靈化，然後是把那恰如蒙汗藥一樣可以使所有教民愚昧和瘋狂的教義"灌輸"給幾百萬人，幾千萬人，幾億人，乃至十幾億人，而且硬是讓所有的黎民百姓都必須遵奉它為"理論基礎"和"基本原則"，變成國家大法，假如偏偏有那麼一些人依然清醒甚至表示不願嘗"臭氣"更不願去"殺人"，那麼其後果已經無須多費筆墨，焚書坑儒、充軍發配之類的一幕幕大戲，大家都看見過，許多人（當然包括司馬先生和賓雁先生）而且都經歷過的了。什麼叫邪教？一曰造神，二曰造假，而欲達到此目的，必先洗腦，洗腦成功，邪教便盛行於域中矣！
回望半個多世紀的"革命史"，想想有多少精英做了"椅子""桌子"乃至"馬桶"而依舊不得安寧，最終竟倒在"革命"的槍口下，真是讓後人不寒而慄。那位司馬先生幸好早早逃到了香港，然後才可能按照他的思路去"研究"共產黨，否則，在煎炸燉炒的無休止的"階級鬥爭"中，他那付老骨頭還能支撐到今天（他現在美國拿養老金過日子）？
我在 "洗腦"前用了兩個副詞：長期的、無孔不入地，想必我們這些過來人都不會有異議。在"階級鬥爭"年代，概括起來是兩條，一是整人（政治運動），一是自整（思想改造），整人時也需自整，這叫聯繫自己"活思想"，向黨交心；自整時也包含整人，即揭發檢舉，其中當然有"臥底""告密"之類的事，後來所謂的"鬥私批修"其實也就是這樣兩個方面，都是洗腦。由於階級鬥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所以洗腦的事是"無處不在處處在，無時不有時時有"。這樣不斷地拔白旗插紅旗，最後你不僅心甘情願去做馬桶嘗臭氣了，而且不以為臭反以為香了，那你就是"組織"信得過的"好同志"了，當然，你還是要"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必須"繼續革命"，否則，左派是可以轉化為右派的，弄得不好，仍然可能跌入修正主義的深淵。
人之異於動物者，根本在於人有一個獨立思考的頭腦。而專制獨裁製度恰恰不允許你有自由之精神獨立之思想，你是"工具"，你是"喉舌"，你是"齒輪"和"螺絲釘"，不僅"口"不能有"異言"，連"心"也不許有"異念"（許多右派的帽子正是在向黨交"心"之後戴上的），久而久之，你覺得自己無須思考，甚至也已經無鬚髮聲，你只須跟領導保持"絕對"一致，名譽、地位、財富、榮耀，還有女人, 便應有盡有了。
我給大家介紹位名噪一時的人物，他就是在8964時在"新聞發布會"上理直氣壯說天安門沒有死人的那位"發言人"。此公上世紀五十年代曾經同山東《大眾日報》一位女記者相好，那時，他風度翩翩，真誠而且多情，常有新作在黨報頻頻露面，或許是做人家的"喉舌"太久了，就像學步邯鄲一樣，最後竟不知自己的聲帶何在，自己的腦袋何在？恰好是8964前夜，當年那位女記者去世，他發來了"唁電"，我算算他應該正是忙得不可開交時，可他還是顧上了此等區區私事，於是轉念覺得此公畢竟還算是個有情之人，可一夜醒來，我簡直不相信就是同一個人：他怎麼能夠把假話說得比真話還真，他怎麼有那麼高超的撒謊造假的本領，他更怎麼有了那麼一副鐵石心腸？曹雪芹說得好啊：假作真時真亦假！夫復何言！
最近看到媒體上報導，正緊鑼密鼓地在舉辦各種類型的"讀書班""訓練班"，你新做了"人民代表"，就會有參加"培訓"的榮幸，你是民主黨派的頭兒，也不會把你忘記，會請你參加什麼"學習班"，此外，還有諸如"理論班""骨幹班""提高班"等等，眼花繚亂，精彩紛呈，用當下時髦的話說，這是為繼續實現集體性欺騙 "夯實更加強大的思想基礎"。別小看了他們的本事，君不見連旅遊、歌舞這樣以審美為目標的活動也已經被塗抹成為"紅色"，（其中又有多少欺騙和矇蔽），你說，還有哪個角落是干乾淨淨的呢！
（三）
一面是謊言，一面是洗腦，正所謂相輔相成相得益彰。把你那個腦袋"洗"迷糊了，豈不正可以接納謊言了嗎？多年前，我聽過一位基層幹部說過一句話：啥叫迷信？就是叫你"迷"上眼睛去"信"。怎麼辦？我們這些七老八十的人只有兩樣東西了，可這是兩樣非常珍貴的東西：回憶和思考，就是刊頭語那句話："拒絕遺忘，正視歷史"，它是我們的財富，我們的武器，是我們走出"迷信"，抵禦制度性邪惡最可靠最有效的防線。
第一是正視歷史。"正視"必須獨立思考，決不人云亦云，我們許多人正是在思考中逐步看清了歷史的真相，繼而勇敢地衝破精神牢籠，一步步從迷濛覺醒，走出"烏托邦"的。鄙人是覺悟得很遲的一個：1957年，共產黨就不要我了，我還愛他；1962年，共青團也不要我了，我連肚子也吃不飽了，還賣命地在歌頌黨歌頌社會主義；1967年，把我捉進官府了，鐵窗裡我還"抬頭望見北斗星"；1976年他死了，我涕淚橫流，第二年，竟然再次以"惡攻"打成"反革命"，坐牢600個日日夜夜.......就這樣，直到過了"不惑"之年才開始"惑"起來，想想也真慚愧，都是狼奶喝得太久太多了啊。
以我個人的體會，多聽多看之後，自然就會多思。一個正常的有健全人格的知識人，獨立思考原本是我們的天賦，大家想想，許多"天經地義"的東西在我們心裏是如何轟然倒塌的呢，首先是真相的逐步被揭露，然後才有新思想的萌生。這個過程大體是這樣的：事情（道理）真是這樣的嗎（疑）--為什麼說（弄）成這樣了呢（思）--原來隱藏著鮮為人知的秘密喔（醒）。
舉個鄙人切身的例子："惡攻"文革中名言--"一天不學問題多，兩天不學走下坡，三天不學沒法活"。
1、真是這樣嗎？--太誇張了，怕不是吧--疑
2、如果真是這樣，那這理論也太短命了吧--思
3、那麼為什麼要這樣宣傳呢？有人想造神？--那為什麼要造神呢--......
許多老革命稱自己是"兩頭真"，這主要是針對主觀世界而言的，兩"真"稍有不同的是，先頭的"真"是指參加革命時的一腔熱血一番真誠（而對客觀世界的認識則未必是"真"的，頗多理想主義和浪漫主義色彩），後期的"真"則是對世界的認識剔除專制主義意識形態種種虛假和偽飾，復歸為它的本態本相，這時的認識已經趨於主客觀一致的那種"真"了。那麼這個變化是怎樣產生的呢？正是"看"--"疑"--"思"--"醒"的過程。所以我主張要儘可能地多看點真人真事真相真情的文章，當然，即使這樣的東西（包括其中的觀點）也不能迷信，需要縱向橫向對比思考，不要都信以為真。
正視歷史有個敢不敢的問題，以前跟著說假話，很多情況是因為不敢說出甚至不敢相信事情的真相，但是對於我們來說，現在這個問題應該不大了（據說即使讓有人不高興了，也屬"七十八十打招呼"這個尺寸）。我們正視歷史是為了"讓自己活得明白"，比起林昭、顧准，比起許多先知先覺的先輩，我們已經是"後知後覺" 了，我們希望自己不要到死也"不知不覺"，糊里糊塗，那恐怕是一個人最大的悲哀了。
第二是拒絕遺忘。正視歷史必須拒絕遺忘，拒絕遺忘方能正視歷史。
有段時間我非常納悶，二代"核心"關於文革、關於偉人不是都說過應該如何如何了嗎，有的不是都已經寫進什麼"決議"了嗎，怎麼在實際生活中還有那麼多的禁錮那麼多的忌諱呢？比如，我在報刊上看到這樣一件事：吉林藝術學院戲劇文學教研室有位叫盧雪松的女教師，配合教學放映了一部記錄片《尋找林昭的靈魂》。林昭是個右派份子，後來又變成了反革命分子，文革中被槍決在上海龍華（她應該和"五烈士"同在），這個女子生得堂堂正正死得轟轟烈烈。按正常的思維，既然文革已被否定，林昭也已平反，老師在相關課程的課堂上放部關於她的片子，是再正常不過的事。可是"中國特色"就是如此弔詭：文革可以在我的文件裡被否定，卻不可以讓你在文章裡去研究，更不允許建立什麼"文革博物館"；毛澤東可以在我的什麼"決議"裡批評他的"嚴重錯誤"，卻不可以由你去說三道四；右派可以由我來給你"改正"，反革命也可以由我來給你平反，但是決不允許再對那段歷史評頭品足尤其不允許再去探求什麼"歷史教訓"......於是，這位盧老師被告發（這個學生怎麼有如此高度敏感的政治頭腦？），校方立即停止了盧老師的職務，聽說還有後續故事，只是又因某種需要而被遮蔽了。
什麼道理呢？反覆思考，又經高人林賢治先生指點，可能是這樣：他們的"否定"和我們的"否定"，其用詞雖為一而其深意卻大相逕庭。我們已經看到的種種"否定 "統統是政治性的否定，這種否定是出於某種政治需要，具有權宜和定向的特點，因之往往是半截子半封閉的；而我們要求的是歷史性的否定，這種否定是出於歷史發展的需要，具有必然、公正和徹底的特點，因之往往表現出全開放的態勢。他們不可能全部公開歷史文檔，不可能對歷史和歷史中人物言論行為的是與非做到不偏袒不避忌，甚至連不造假也做不到（毛著的不斷"潤飾"以至與原講話面目全非，便是一例）。總之，他們的"否定"絲毫沒有觸動專制極權，絲毫沒有觸動意識形態專政，也就是沒有從根子上否定制度性邪惡。為了"政治"，為了"穩定"，說到底為了維護專權統治，歷史照樣任意塗抹，人物照樣任意出沒，他們甚至可以規定什麼是必須牢記的，什麼是必須遺忘的，你忘了必須牢記的固然可能招來麻煩，如果你硬是拒絕遺忘必須遺忘的，那可能更會大禍臨頭。這不是理論，也不是設想，這是血腥的現實。
回到本文開頭，我說那兩句刊頭語振聾發聵，就是因為它始終遵守"拒絕遺忘，正視歷史"這個宗旨，那些看似純個人的記憶，其實是社會的記憶、歷史的記憶，它們提供的非常生動具體的歷史細節，將比官書正史更具價值，這個價值就在於它為我們民族保留了一個個真實的歷史瞬間和一個個鮮活的生命個體。我想，發掘這些記憶，應該是我們這些老人可以也應該做的事情，我們在思考和記憶的過程中，一定會使自己的人格更健全，心靈更充實，老哥們, 讓我們在精神上挺直腰桿，真正站立起來！
200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