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在中國大約有百名維權律師。有人說在中國，維權律師是屬於和礦工一樣的高風險行業。這個說法一點也不為過。就在今年七月份，不完全統計就有4位維權律師，因為為委託人提供辯護而被抓捕，其中包括大連的王永航律師，濟南的劉如平律師，山東的王平律師和公盟的發起人許志永律師。那連律師都不能夠依法維護權益，老百姓又怎麼能去維權呢？現在的中國正處於這樣的時代，律師被壓制，執業證被吊銷。
今天我們就請程曉農博士來和我們談一談：維權律師為什麼遭到了迫害。
主持人：其實在對這個維權律師的迫害，我想要從大的背景去看，他不是幾個律師本身的事情。首先要說明的就是律師維權這個概念本身，是一個很有中國特色的現象。因為律師本來就是應該代表當事人權益的，所以他的工作就是維護當事人權益。這就好比說，我們提出一個這個會理髮的理髮師或者一個會算帳的會計師，這樣的的提法會讓人覺得很莫名其妙。
那麼，既然律師本來就是應該以維權為他的宗旨和職責，那為什麼中國會出現這麼個概念，我想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中國過去這個十幾、二十年當中，雖然政府強調他要這個法治，然後也建立了大量的律師事務所，在形式上也開始運用律師，允許律師為一些案件辯護。但是實際上司法仍然是在共產黨控制下的，律師只能在共產黨不控制的案件裡頭扮演一定的角色，然而很多案件在中國現在這個狀態下，都是因為政府和政府官員侵害民眾的利益，這樣的話，民眾的權益受到侵害。
而這種時候，大部分律師是裝聾作啞，不願意過問的，因為他們害怕丟了飯碗；而只有一小部分具有良知的律師願意出面做這樣的事情，那麼這樣的律師，因此就被稱做"維權律師"。所以，他本身這個概念有一點諷刺性，就是說中國還有一大批律師或者說律師大部分是不敢維權的。也就是說，即便當事人向他們提出訴訟委託的要求，希望他們代理案件維護當事人權利，中國大部分律師會躲到一邊去，這還顯現出來一批為數不多的，願意幫民眾維權的律師，這樣的話，就出來"維權律師"這個概念。
但是，維權律師的出現本身，又讓共產黨感到不安，因為他們的工作和他們的努力本身，就構成了共產黨濫用司法手段迫害民眾的一種挑戰，或者說一種抵制。那麼，隨著維權律師活動的增加，那麼共產黨對維權律師的打擊也越來越多，這就是中國現在面臨一個大問題。我想需要指出一點的就是，其實在最近這幾個月裡就看到一個現象，就是中共政府現在逐漸逐漸在收緊他對非政府組織、對維權律師等等這一類過去他還基本上容忍的機構和個人的控制。
換句話講，就是過去前幾年還出現過一些這個維權律師的活動或者是一些非政府組織的活動，現在這些活動都陸陸續續的遭到越來越嚴厲的打壓。就非政府組織而言，像這個公盟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那麼維權律師現在我們看到，從高智盛開始到現在，基本上維權律師已經被陸陸續續打壓的，沒有辦法再正常的公開的活動。這種局面的形成，意味著中國的政治格局在發生新的變化，就是共產黨現在已經不再有任何的容忍度；或者說他現在已經對局勢的嚴峻性和嚴重性，高度敏感。
過去他容忍的一些東西，像非政府組織啊、維權律師，他也或許還有一些想法，比方講要保持一個共產黨還有一點法制啊，或者是有一點開明的這種形象給國際社會看。現在這個想法似乎消失了，他現在不太在乎國際社會怎麼看的，他只關心一條，就是他的這種統治，不能再經受任何刺激，哪怕是一點點的在中共法律範圍內的批評或者挑戰。
這就像一條蟲子，隨便碰它一下，它就會縮成一團，這種這樣的敏感。這種敏感可能意味著維權律師做為一個名詞或者做為一種活動的模式，今後將逐漸逐漸被打壓，最後可能被排除了。
主持人：聽眾朋友，您現在收聽的是《希望之聲》國際廣播電臺的《中國觀察》。在剛才的節目中程曉農博士和我們分析了：維權律師在中國受到打壓，基本上已經沒有活動的空間了。這代表了中國政治格局的變化，中共已經對局勢的嚴重性和嚴峻性，高度敏感，受不得一點刺激，而且也不顧國際社會的輿論壓力了，撕開了偽裝。對維權律師的迫害，說明他們已經開始明目張膽的迫害人權。那麼程博士剛才談到了非政府組織也在受到打壓。
我們請程博士再具體的談談非政府組織在中國的現狀。
程博士：非政府組織在中國是一個很糊塗的概念，因為中共政府在利用這個概念做很多文章。比方講，中共政府的說法，政府性組織叫"非政府組織"，這說起來是個語法上的悖論和遊戲，但是中共政府確實如此這麼說的。比方講，什麼全國學聯、全國青聯，這都是中共政府出錢養的組織，但中共政府硬要說他們是非政府組織。
第二、中國其它的民間的機構，如果是以非政府組織註冊，那麼中共政府現在的法規規定，他們必須要去政府部門找一個挂靠單位來管他們。換句話講，你不是政府組織的民間組織，必須找一個政府組織來管你，你才能成為非政府組織。只有成為政府組織管轄的組織，他才算是非政府組織，這話聽起來也是很荒謬。
之所以有這麼多很荒謬的事情存在，原因就是中共政府其實想盡一切辦法要扼殺任何獨立於政府的組織，或者說把一切還活著存在下去的組織都變成他的附庸，或者變成他24小時嚴密監管的對象。那麼在這種情況下，實際上獨立於政府的組織，很難真正生存，也沒有辦法充分開展活動，這正是中共政府所要達到的目標。
主持人：那麼中國的老百姓對這些問題，對於中共不斷加緊迫害人權的行為，是不是能夠意識到呢？
程博士：我想對國內的老百姓而言，他們這種感覺是比較遲鈍的。因為這有點像溫水煮青蛙那種感覺，共產黨對老百姓的控制，這個溫度一點一點提升的，在這過程中，他們感覺不到說溫度又提升了多少。但是如果你要是從側面、從外部來看的話，能看的比較明顯，5年前老百姓能做的事，現在都不能做了。5年前老百姓可以在網上比較自由的傳播各種消息，現在這個不僅是傳播消息受到限制，連在網站上和博客上貼文章，都隨時被關閉。
5年前發簡訊，可能是很自由的，各種簡訊都有；現在簡訊也受到管制。手機被監聽了；走上大街，攝像頭滿街都是；在大學課堂裡頭，每個教室坐著都有學生特務。這都是5年前不那麼明顯的現象。所以，我想對普通老百姓而言，他們能感受到的就是政治自由度一點一點被剝奪，最後就很有可能會有一種感覺，就是和毛澤東後期的局面差不太多。
當然現在老百姓在吃喝玩樂方面，如果你有錢，那麼自由度還是比較大的。無論是嫖娼、還是這個聚賭，在中國都是有很大的自由的。但唯一就是不允許批評政府，不允許討論政治，不允許關心民眾的政治權利，這一方面是半點自由都沒有。
主持人：律師都受到迫害，那我們更清楚的看到了，中共的法律根本不是為老百姓服務的，而是為了權貴階層服務。
程博士：中國的法律嚴格意義上講，不是管政府的，法律是管老百姓的，政治用來管老百姓的。對這一點很多人把中國的法制和民主社會的法治混為一談了。民主社會的法治，他的治理對象是從官員到老百姓到政府全都在內了。所以司法是高居於政府之上獨立於政府的，總統犯法與庶民同罪。
在中國不一樣，中國法律只不過是幹部用來、政府官員用來對付老百姓的手段。幹部犯法另當別論。甚至有地方官員可以說出這樣的話來，我就是法律，我的嘴就是法律，我說什麼那就是法律，這是中國的現實情況，法律在中國是服務於共產黨的，服務於共產黨的統治。所以共產黨的幹部可以任意的利用法律手段來達到他的統治目的。
但是普通老百姓卻休想用法律手段來捍衛自己的權利，因為法律是為黨寫的，不是為老百姓寫的。維權律師當中有一些人確實是很值得人尊重，在做這樣的努力，但是這裡面也是要區分的。比方講，我也聽過有的維權律師講過這樣的話，比方講，他說：我們的工作就是證明中國還是有法治的，這個話實際上是在幫中共政府背書的。
所以維權律師的情況也是很複雜的，各種各樣的人都有，也不能簡單的說所有的維權律師都是同一個類型，或者說維權律師中有敢於抗爭的，那麼其它的維權律師也是都是同一個類型的，這情況很複雜。
另外，人也是在變化的，在政治高壓下，很多情況都是會逐漸逐漸的發生變化，維權律師工作這個環境，現在正在被共產黨一點一點的擠壓乾淨。所以，失去了這個工作環境之後，維權律師就很難再有思維空間了。
主持人：感謝程博士的分析。
資料圖：2009年3月12日，全國政協十一屆二次會議舉行閉幕大會。外國記者在會場拍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