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與施化先生素不相識，無意任何意氣之爭，唯覺施先生的唯改良觀代表了一種思潮，對中國民主化影響至巨，不能不就許多原則性問題發表筆者的觀點，以期引起大家的重視和討論，共同探索中國民主化道路，請施先生和廣大讀者指教。
施化先生一系列文章都強調孫中山和毛澤東都是暴力革命者，其在"百年中國選擇途徑 "說："外表看起來孫中山和毛澤東的革命是兩個完全不同的革命，使用的意識形態名詞有不少差異，比如孫的民族，民權，共和，毛的新民主主義，無產階級，社會主義，其實本質沒有不同，都是用武力手段消滅掉一種現存政治力量。"施先生在這裡祇看到了(暴力)革命手段的相同，而沒有看到產生這種革命手段的政治環境的不同。更沒有看到兩種革命的目標完全不同。
筆者在其他文章裡已經分析過一百年前孫中山先生之所以選擇暴力革命形式，是因為當時客觀的政治環境不容許改良。滿清政府面對全國人民的民主要求，從一開始血腥扑滅康梁改革維新，到後來迫不得已搞假立憲真獨裁，孫中山先生看出了這腐朽的政權已經無藥可救，唯有推翻他才能實現民主，於是發動了辛亥革命。革命成功後袁世凱北洋軍閥倚武力奪取革命成果，一心復辟帝制，暗殺宋教仁，扼殺國民黨，孫先生寄望的多黨制議會政治同樣未能實現，在屢戰屢敗中才找到了一條暴力革命的道路，期望北伐戰爭能夠打倒北洋軍閥，建立民主共和國。可是正當北伐戰爭節節勝利之際，共產黨卻在後方湖南廣東搗亂，毛澤東大搞"土地革命"，濫殺地主富農。而北伐軍中許多中上層軍官都出身於地主富農階級，他們在前線英勇殺敵，共產黨卻在後方殺他們的父母兄妹，怎能不引起強烈的反彈？毛澤東在湘南搞的燒殺搶，甚至連貧下中農都起來反抗，殺了不少共產黨。須知當時中國民主共和主要的敵人是北洋軍閥和帝國主義，而不是農村中的地主富農和城市中的資產階級，毛澤東當時的所作所為完全是反革命，即使共產黨內陳獨秀等也主張"革命階段論"而反對毛澤東的"一次革命論"。不幸的是毛澤東的錯誤做法卻因日本入侵而起死回生，甚至最後得逞，讓百年來中華民族的民主路繞了一個世紀大彎。
不但二三十年代毛澤東的暴力革命完全不必要，抗戰勝利後的國內戰爭也完全不必要。因為1946年國民政府認為孫中山先生三權分立，五權憲政的民主共和理想已經有了實現的條件，誠意邀請包括共產黨在內各黨各派參與共同制憲，實現孫中山先生的建國大綱，建設一個民主共和新中國。可惜毛澤東共產黨以為自己經過八年的積聚，已經有了暴力顛覆國民政府的力量，蓄意發動內戰，武裝奪取政權。因此，可以歸納說因為滿清和北洋軍閥政府完全沒有誠意民主共和，孫中山先生才不得發動暴力革命；而當年國共合作進行北伐，共產黨完全沒有必要搞所謂土地革命的暴力革命，抗戰勝利後，已經具備了國共合作建立民主共和新中國的條件，共產黨也完全沒有必要再次進行暴力革命。
其次，從革命的目的來看，孫中山先生的暴力革命和毛澤東的暴力革命也完全不同。孫先生革命的目標是三權分立，五權憲法，這是民主共和的本質，建國大綱詳細規定了多黨制、議會政治、全民普選的具體實施細則，這是民主共和的路線圖。相反，毛澤東革命的目標是"共產黨領導下工農聯盟為基礎，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這本身就與民主共和背道而馳的。民主共和國是屬於全體人民各黨各派的，怎麼能規定必須在某一個黨"領導下"？民主共和國是屬於各民族各階層全體國民的，彼此完全平等，怎麼能規定以某兩個階級為"基礎"，將他們置於其他階級之上？怎麼能實行某一個階級對其他階級的"專政"？民主共和國實行什麼政治制度必須要由全民公決，怎麼能規定一定要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由此可見，孫中山先生革命的目標和毛澤東的革命目標完全不同，怎麼能夠混為一談？
至於施化先生說："把孫中山 "政治是管理眾人之事"的迷信破掉，改成正確的說法："政治是眾人參與管理之事""，適見其膚淺。孫中山先生在這裡是用最通俗的語言向大眾解釋什麼是政治？是相對於經濟、文化等其他概念而言的。孫先生對政治的簡明定義並沒有錯，因為政治有專制和民主之分，但它們的共同點都是"管理眾人"，或者說維繫社會。而是施先生所說的"政治是眾人參與管理之事"，只是其中的"民主政治"的定義，不可以偏概全。
而且，據筆者理解，孫先生這裡所說的"管理眾人"，完全不是施先生所理解的毛共透過層層機構無孔不入監視控制全國人民思想行動的那種管理，在管理國家這一理念上，孫中山先生和毛澤東是完全不同，甚至是完全相反的。
孫中山先生的治國觀是"民治"，著眼於民主制度的建設。孫中山先生聞名天下的"天下為公"的民本思想，逐漸發展成三權分立、五權憲法的民主思想。通過多黨制議會政治，實現民主憲政。孫中山先生說："共和國家，重在民治"，"當今之國家，非一人之國家，乃我人民之國家"，"共和國，人民是主人，國家為人民的所有物，個個人民，都是皇帝，哪一個人想獨裁全國，都是不成的。國內的事情，要人民去管理，國內的幸福，也是人民來享受。"他說革命的目標是"建設一世界上最富強最快樂之國家，為民所有、為民所治、為民所享者。"這才是孫中山先生"管理眾人"的意思。
相反地，毛澤東的治國觀為"吏治"。新中國成立不久，毛澤東和他的一個親屬談話時說："治國就是治吏，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將不國。如果臣下一個個都寡廉鮮恥，貪污無度，胡作非為，而國家還沒有辦法治理他們，那麼天下一定大亂，老百姓一定要當李自成。國民黨是這樣，共產黨也會是這樣。"又說："一千一百萬幹部組成一個統治集團，統治六億人民，幹部就是官，官者，管也。我就是紅色皇帝。"(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摘)。在這樣的思想指導下，"人民"一方面成了他們革命的招牌，另一方面又成了他們剝削壓迫的對象。中共建國六十年，建成了一個世所罕見的專制特權社會，毛澤東所說的"一千一百萬幹部組成統治集團"成了國家的主人，將國家看成是他們的私產，巧取豪奪，胡作非為，"人民"成了他們的奴隸。
施化先生所說的"不論黨派，不論"革命""反革命"，都動員到參與管理中來，革政"而不是"革命"，一天一寸地前進，用促進改革制度的辦法來減少腐敗，開明吏治，中國會慢慢有希望的。到那時，不一定需要革命。"不但完全不現實，而且完全不合理。中共二號人物吳幫國對全世界宣稱"絕不搞西方那一套，絕不搞三權分立，絕不搞多黨制......"別說主張革命的人士了，主張改革的劉波，起草了一份極其溫和理智的零八憲章，已經大牢侍候多時了，中共能讓你" 參與管理"，能與你分享權力嗎？只需要"開明吏治"，中國就"慢慢有希望"，實現民主化嗎？毛澤東時代鐵腕統治，確實也少有貪污腐化，可是那普遍貧窮，沒有絲毫民主自由，特權階級高高在上，人民群眾沒有人權的社會，就是我們的"希望"，我們理想的社會嗎？一個社會，是否需要或是否會爆發革命，很大程度上並不取決於人民大眾，而是取決於統治者。正因為改良改革是自上而下進行的，所以取決於他們是否有政治智慧？是否有民主理念？是否願意改革？當年的滿清尚且能夠給全國人民提供立憲時間表和路線圖，並且在人民的壓力下一再提前，至少表明瞭不管主動被動，他們還是願意改革的，可是歷史已經不能等待了，人民已經不能等待了。今天的中國已如施文所引用的沙葉新先生文中描述的遍地乾柴烈火，只等陳姓吳廣，處於大變動的前夜，可是蠻橫滿頇的中共連實現民主憲政的時間表和路線圖一概欠奉，說明他們毫無民主改革的誠意，歷史還能不能等待？中國人民還能不能等待？還能夠等待多久？那就得看施先生所代表改良派的說服力了。
(寫於09年7月25日，香港)
(www.davidkwyung.blogspot.com)
(首發於7月27日"自由聖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