弔詭的是，馬建堂話音未落，國家統計局卻不得不為假數據出來辯解--回答關於"一季度工業生產值同比上升，而用電量反而下降"的矛盾現象。國家統計局解釋得很專業，普通百姓不太懂，但中國電監會的前副主席邵秉仁則說：經濟衰退，用電量下降是事實，地方虛報經濟增長數據也是事實。
習慣於按政治需求造假
在世界政治譜系裡面，共產黨是個習慣於搞運動的左翼政治力量，宣傳煽動與敵工情報是其看家的兩大"革命本領"。為了達到宣傳效果而不惜造假，又是共產黨敵工情報工作的見血封喉之利器。如一九四六年聖誕夜北平發生的美軍士兵強姦中國女大學生案，是中共精心設計的一個圈套。藉助這一事件，中共發動平津大學生及知識界驅逐美軍的抗議運動。相反，此前發生的蘇聯紅軍出兵東北時強姦幾十萬中國婦女的系列惡性案件，卻隻字不提。
中共不僅在重大政治事件上造假屢試不爽，而且在建國後的文學創作中更是如此，如高玉寶所寫的小說《半夜雞叫》，被周扒皮人物原型的後代經大量考證揭穿，結果是"半夜沒有雞叫"。還有，四川大地主劉文彩收租院博物館裡的水牢、刑具，都是後來為製造宣傳效果添上去的。即使是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著名作家丁玲，在一九四六年的華北平原溫泉屯搞土改時，也降低劃成份的標準，把不該列為地主的人家"圈進來"，使無辜的人飽受政治迫害。到她暮年之時還厚著臉皮去訪問溫泉屯，而不向受害者的後人道歉。
政治造假由於取得掌權者的歡心而瘋狂化，如目前不得不因經費與環保因素而停下來的南水北調工程，起源於毛澤東的一句突發奇想的話，毛說："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可以調一點來。"隨後，成百上千的專家、工程人員論證，直到強行開工。比之於由造假而致的大躍進、大飢荒之人為災難、幾千萬人的死亡，南水北調工程的危害是隱性的，但是其為害後果會殃及數億人、時間上要長達數百年。
公共人物有權信口雌黃
二 ○○九年三月份的全國兩會，人大代表對最高法院與最高檢察院的報告投了大量不信任票。這一現象被外媒認為是中共體制內民主的一大進步。然而，更多的人大代表說廢話、說虛話、說胡話的勢頭卻絲毫沒有變化。比如全國人大代表、社保部副部長張小建就二○○九年就業形勢談話時，隨意說出"約有一千二百萬城鎮人口不能就業"。其實，這個數據是二○○七年該部前身（勞動和社會保障部）下屬一個研究所的研究成果。即便研究方法沒任何問題，仍然沒考慮全球經濟危機的影響因素。
拿全球經濟危機當藉口，隱瞞自己為利益集團說話的真實動機，也成了一些大牌經濟學家的好技法，如北大某經濟學教授與深圳官場及房地產商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出來賭"深圳房價只漲不跌"。在賭局失敗後，他敷衍說："沒預料美國次貸危機影響這麼嚴重。"
高校畢業生就業問題一直具有很高的敏感性，因此國務院在年初就下發通知要求大學和有關部門做好工作。到政治敏感日"六·四"前一天，社保部就業促進司司長於法鳴高調公布："我國高校畢業生簽約率達到百分之四十五，有二百七十五萬實現就業。"實際上，許多學生如果不與一個公司簽個名義上的就業協議，就拿不到畢業證。有的學生乾脆花三五十元私刻一個本不存在的公司名字的公章，簽個所謂協議。真正的就業數量尚達不到一百五十萬人。換言之，有四百多萬應屆大學生無業可就。人社部如果據實統計，那就不言自明地證明了人大代表、副部長張小建的一千二百萬之說顯系信口雌黃，除非把大學生排斥在"城鎮就業人口"統計範疇之外。
惡政總以人民為"善馬"
中國俗語講："馬善被人騎，人善被人欺"，這個俗語更能刻畫惡政對人民的心態。先是浙江杭州飆車案，警方公布肇事者時速七十公里∕小時，而後又說"經勘察，確定在八十四點一至一百零一點二千米∕小時之間"；後是湖北巴東的鄧玉嬌案，先以故意殺人罪批捕，後又以防衛過當罪起訴。
當權者自以為聰明無比，但迫於公眾壓力又不得不自扇耳光。飆車案的七十公里∕小時的速度測定會大大降低行為人的責任，很可能賠錢了事，到了後來出了"八十到一百"後，杭州官方不得不做樣子稱"嚴肅查處肇事者"，而此前杭州當地報紙無一例外地被禁止報導該事件一天。外媒稱：杭州官方受到了民意的巨大壓力，才公開講話並放開報導。
對於鄧玉嬌案件，任何有法律常識的人都知道，面對兩個男人欲施暴的行為，採取強硬防衛是絕對正當的。仍是在輿論壓力之下，官方改由防衛過當罪起訴並定罪，但免除處，當庭釋放。
在良心與功業之間徘徊
保護官員的面子乃中共政權的一個重要目標，如央視大火"燒走了戀錢的趙化勇"，中共中央組織部的發言人則說趙"由於年齡原因，正常離任"。實際上呢，趙在大火燒起的四個月前就該按任職年限離任，只是他想主持央視新址全面落成的典禮，"人生再輝煌一把"，才落得"引火燒身"的結局。
據瞭解這位新聞強人的央視高管透露："趙化勇最擔心自己在老江的指揮棒下，用輿論工具鎮壓法輪功，落個出國被抓的下場。"另一位知情人士則說：大火之前趙時常一個人發呆，有時關在辦公室裡一天不出門，電話都不接，"人們認為他的精神方面出現了病變"。
中共宣傳系統把趙化勇戀棧而致的"軟處分"以及本身精神失常的個案，推廣開來議論，稱之為"趙化勇現象"。在良心與功業之間徘徊是這種現象的經典，但它從一個側面上說明趙化勇雖有罪惡，還未至丁玲那樣的厚顏無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