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學生開槍連北洋軍閥也不如
與血腥鎮壓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中國民眾空前的眾志成城。整個民族的精神面貌，心理狀態，道德水準，在那些個日日夜夜裡，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淨化。這個從來沒有真正歡笑過的民族，在那些日子裡，開懷而笑。就連男女老少的眼神和表情，都跟往昔大不一樣。不再是猥瑣的，可憐的，東張西望的；而是開朗的，祥和的，從容不迫的。習慣於互相仇恨的中國人，一下子變得友愛無比。不止是遊行的學生感覺到了什麼叫做尊嚴，所有的民眾，都在那些日子裡體驗了有尊嚴的時刻。中國人從來沒有如此充實過，如此自豪過。魯迅嘲笑過的國民性，在那些日子裡蕩然無存。可以說，此乃中華民族有史以來的最大奇蹟。
但反過來說，敢對這樣的民眾開槍，也算是一大奇觀。無論什麼樣的政府，面對這樣的民眾，就算在利益考量上不能接受，也難以悍然屠殺。因為這是與整個民族為敵，向整個民族開槍，並且殺死的不僅是無辜的平民，而且更是這個民族的靈魂。一個民族的靈魂，通常見諸這個民族的偉大作品，比如莎士比亞戲劇之於盎克魯撒克遜民族，曹雪芹《紅樓夢》之於中華民族；很少有機會通過一個非常的歷史事件，見諸整個民族的民意民情。當年北洋政府為什麼不向五四學生開槍，因為他們看出學生運動含有民意在其中。以鄧小平及其元老權貴的文化根底，莎士比亞和《紅樓夢》自然無緣相識，也看不懂。但他們難道連北洋政府的榜樣都學不了？倘若連北洋政府的人文水準都及不上，那當年還鬧什麼革命呢？滿清入主中原之後，還知道學習漢人文化。共產黨執政之後，怎麼連起碼的常識都喪失殆盡？
殺人鄧小平殺了改革鄧小平
六四開槍，打掉了共產黨革命的歷史合理性，打掉了共產黨執政的文化根基和民意基礎。人民軍隊的謊言從此完全戳穿。從巴黎公社開始的共產主義運動，也因為六四血案而告終結（隨後的蘇東波並非偶然，而是順理成章）。共產黨的烈士鮮血因此全部白流。也許是本能地感覺到了這樣的後果，即便在共產黨內部，也有不少人堅決反對開槍屠城。其實，那些元老權貴未必不明白，這畢竟是在作孽；血案過後，一個個躲得遠遠的，頗有君子遠庖廚的不沾血腥。鄧小平最後獨自一個，出來接見屠城部隊。身高與鎮壓巴黎公社的梯也爾差不多的鄧小平，在由一群政治侏儒組成的元老集團裡，卻鶴立雞群。在政治賭桌上，所謂贏家，有時不過就是敢於擔當的同義詞。
趙紫陽面對的權貴集團，看上去張牙舞爪，實際上只有鄧小平才是勁敵。鄧小平接見屠城部隊的亮相，與其說在慶祝勝利，不如說在承擔失敗。不僅是共產黨的失敗，也是鄧小平的失敗：作為人權惡棍的鄧小平，槍殺了作為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鄧小平。將來的史學家論及這段歷史及其鄧小平，最公允的論斷也只能如是：他雖然向學生開了槍，畢竟主導了八、九十年代中國的改革開放；或者，他雖然主導了八、九十年代中國的改革開放，但畢竟屠殺了學生和無辜平民。八九年的鄧小平，以一介屠夫形象，扮演了一個悲劇人物。正如袁世凱一世英名，毀於稱帝鬧劇；鄧小平改革開放，折於六四血案。
就政治博弈而言，六四的屠城，其實也是鄧小平與鄧小平的自相殘殺。先是人權惡棍擊敗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然後是總設計師通過南巡講話向人權惡棍扳回一城。經過這兩個回合，鄧小平算是對重建和維護黨天下，履行了鞠躬盡瘁的義務。倘若說，當初胡耀邦倒臺後，元老權貴推出李鵬實施白痴治國，鄧小平還只是打脫門牙和血吞；那麼六四除掉趙紫陽，換上江澤民，鄧小平卻實在難以下嚥。結果，鄧小平錯上加錯地隔代指定江澤民以後的接班人。倘若說退休制是向黨內民主進了一步，那麼指定接班人卻又朝後退了半步。六四後的鄧小平，有如林彪事件之後的毛澤東，已然遲暮。好在他還能走動，走了個南巡，向元老集團發難。只是今非昔比，鄧小平早已失去了胡趙時代的權威。南巡講話只爭得了繼續改革開放和增加了一個朱鎔基。鄧小平屬意的李瑞環，始終無法取江澤民而代之。江澤民以韋小寶式的油滑，在鄧小平面前把個身段做到軟得不能再軟的地步，終於保住搖搖欲墜的權位。由此可以想見，假如八九年趙紫陽為了學生和民眾，也能夠在鄧小平面前以柔克剛一下，結局將會是如何的不同。
在共產黨的革命史上，毛澤東以消極抗戰拯救過共產黨。在共產黨的執政史上，鄧小平以六四血祭，完成了黨天下的重建和維護，給了共產黨一張當政末班車的車票。至於這張車票能夠乘到哪一站，唯有天知地知共產黨知老百姓知。中國的老百姓有如一川河水，被愚弄的時候很混濁；但一旦警醒，又會像八九年那陣子一樣的清澄明亮。關鍵在於，中國的知識精英，有沒有本事把這條被六四開槍弄得混濁不堪的河流，重新變得清澈如初。不是如共產黨當政之初，應該是如清末民初。更為遙遠的，是如商周之交之初，如《山海經》之初。
鄧後中國如末世比滿清還不如
鄧小平以後的中國，與慈禧太后歸西後的清朝末年，不無相像。專制集權在日漸一日地式微，半夢半醒的改革開放朝政，比滿清的新政還要有氣無力。清末民初，尚有一派欣欣向榮。鄧小平之後，整個國家呈現出的，是一幅人慾橫流的末世圖景。舉國上下，沒有人活得有尊嚴，沒有人生存得有安全感。處在權力頂峰的人君，有如坐在火山頂上。權貴們一面沉緬於驕奢淫逸，一面惴惴然民眾怨恨。整個社會有如撞上冰山的沉船，不知什麼時候，紙醉金迷的良辰美景，會突然煙消雲散。而在這巨變發生之前，又像是眼下的一切被什麼魔法停格了一般。想要變革不知從何變起，想要造反又不知從哪裡著手。甚至刻意討好官府的混混們，都不知道自己的拍馬溜須究竟拍在了臀部，還是拍上了馬蹄。一會兒說不，一會兒含淚；一會兒牛皮哄哄要崛起，一會兒假裝不高興。如此的語無倫次，折射出朝廷已然步入老年痴呆。所幸的是，國際環境倒是空前有利。外患重重的年代，一去不復返。只是國運雖好，國家卻依然匍匐在日暮途窮的專制集權底下。
清末民初的變局，其實是對商周之交的歷史回應。當年歷史是如何從諸侯聯盟變成中央集權的，此刻正在重新變回去。基於時間和空間的旋轉性，歷史的循環是很容易的，一如河水打個漩渦。不要以為人類從洞穴時代進化到日新月異的電子時代之後，再也退不回去了。只消一場原子戰爭，就可以讓人類重新回到洞穴裡。歷史說漫長很漫長，說短暫又很短暫。既然昨天是從諸侯聯盟一步誤入中央集權的，難道明天就不可能從中央集權走向民主聯邦？毛氏家天下說倒就倒，鄧氏重建的黨天下難道真會世代相傳？八九年春夏之交的中國，沒能實現民主，卻已經聞到了自由的芬芳。而自由，乃是民主政治必不可少的人文前提。能夠將民主作為政治程式而操作自如的，必定是具有獨立人格、能夠自由思想的人們。樂觀也罷，悲觀也罷，歷史的這一頁，早晚要翻過去的。
二○○九年五月二十日於紐約寓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