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因為"無中生有"，荒涼的地球便變得多姿多采起來：東方的華夏文明，在"家天下"國家的基礎上，演出了夏、商、周、秦、漢、晉、隋、唐、宋、元、明、請、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幕幕歷史大劇；西亞的希伯萊文明，在猶太教的基礎上，衍生出基督教、伊斯蘭教的輝煌，支撐起人類精神世界的半壁河山；西方的希臘文明，在自由理性智慧的基礎上，既演出了希臘城邦民主制、羅馬共和制、貴族制、君主制、現代民主法制一幕幕歷史正劇，又創建了認識世界、進行建設的古代科學技術和現代科學技術。"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誠哉斯言。
然而，人類文明雖然熱鬧，細究起來，差別卻又很大：中華文明雖然綿延幾千年未曾斷絕，一枝獨秀，舉世無倫，實際上是屢屢不絕如綹，苟延殘喘，至今即便搭上全球一體化的順風車，經濟發展成績斐然，卻陷入內外交困的窘境，穩定難求，跟希臘文明和希伯萊文明光照全球、推動世界幾不可同日而語。問題到底出在哪裡了呢？
如果繼續請教老子的話，很明顯，"有無相生","有"可以生於"無"，"無"也可以生於"有"，"有"可以生"有"，"無"也可以生"無"。必須"有無相生 "交替進行，才有意義，"無中生無"固然沒有意義，一味"有"中生"有"也意義不大。而中華文明不死不活的癥結，也許正在於幾千年間一直"有"中生"有 "，拒絕"有"中生"無"，更談不上"無"中生"有"。
中國先民，從茹毛飲血、穴處群居的野蠻人生活中創建了"家天下"國家的中華文明，"有生於無"，歷朝歷代的錦繡繁華、燦爛輝煌，是"萬物生於有"--這個"有",即"家天下"國家之"有"；歷朝歷代的國破家亡、滿目瘡痍，也是"萬物生於有"--這個"有",也是"家天下"國家那個"有"。歷史證明，"家天下"國家的體制決定了，一人一家的國家必然只能隨著統治者個人的庸、能、昏、明在興盛與衰亡之間輪迴。黑格爾說的就是這種情況，"中國的歷史從本質上看是沒有歷史的，它只是君主覆滅的一再重複而已。任何進步都不可能從中產生"。
所以，要突破中國歷史興盛與衰亡、繁榮與破敗輪迴的怪圈，創造歷史，實現進步，必須"有中生無"，從"家天下"國家之"有"生出"家天下"國家之"無"--" 公天下"，由被統治者同意後,統治者才能統治的國家：古代希臘城邦民主制就是這樣做的，近代英國自自由大憲章運動以來建造的現代民主、法制、憲政制度也是這樣干的。人類歷史從古代走向近代和現代，就是因為人們發現"有"中之"無"："國家不是由那些肩併肩站著的，一些發令一些服從的人構成的，而是由那些相互生活在對方之中的人構成的。它是他們的意志的統一的精神方向"；發現"有無相生"："一個政府無論多麼務實和仁慈，對國家而言都是死的，除非被統治者理解並介入了它的生活"。
本來，自鴉片戰爭英國敲開古老帝國的大門之後，古老東方"家天下"國家之失較西方現代民主國家之得，昭然若揭，高下立判，老大帝國除了向西方學習，"有中生無"，再"無中生有"外，別無出路。李鴻章驚呼"三千年未遇之大變局"，實為此也。然而，好事多磨，沉痾難醫，雖經洋務運動、戊戌變法、辛亥革命、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換湯不換藥，萬變不離其宗，"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幽靈決定了中國依然在"有中生有"，無法"有中生無"，不僅中央集權專制主義" 家天下"國家的政制未有變化，而且中央集權專制主義"家天下"國家的觀念也未有變化。
毛澤東先生就不僅公然坦承"百代都行秦政制"，強調"有中生有"；而且直言不諱"我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以"有中生有"自豪；他的執政史生動說明，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的社會主義新中國，延續的實際上仍然是中央集權專制主義"家天下"國家的香火。鄧小平先生更當仁不讓，依瓢畫葫蘆，"毛在，毛說了算；我在，我說了算；什麼時候你們說了算，我就放心了"，毛澤東繼承的自秦始皇以來的中央集權專制主義"家天下"國家的衣缽，他照傳不誤。言為心聲，造反起家的陳勝吳廣們一句"還是自己的孩子放心"，生動揭示了"為人民服務"、"是人民的兒子"的話頭，不過是"家天下"國家的另類說辭而已。
今天還在打壓呼籲結束一黨執政、呼籲多黨制議會民主、呼籲軍隊國家化的人士，不免令人想起魯迅名著《藥》中的一幕：辛亥革命前，革命志士夏瑜被關進大牢，這位先知先覺者對以權謀私的牢頭曉以大義，"這大清的天下是我們大家的"，結果挨了紅眼睛阿義一頓拳腳。一百年前，清人愚昧，不知"這大清的天下是我們大家的"常識，不足為怪；一百年後的今天，國人精明，還不懂得"這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天下是我們大家的"常識，令人咨嗟："有中生有"，遺傳病不絕；"有中生有 "，遺傳遏制了變異。大清和大中華並無二致。
也許，"大有大的難處"；實際上，大也有大的好處：中國就因為大，大陸之大雖然還在"有中生有"，因循守舊；臺灣雖小則已經"有中生無"，推陳出新。蔣經國從國民黨的已"有中"--孫中山的軍政、訓政，蔣介石的"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 生無"：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實行憲政。推專制之陳，出民主之新的結果，讓統治者經由人民的同意才能進行統治，殘兵敗將據守的殘山剩水，不僅成為世界新興民主潮流中的一面旗幟，而且成為亞洲乃至世界經濟發展的典範。台商遠遠超過當年的晉商、徽商，成為當今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支柱之一；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中華民國--成為中國棄舊圖新、開創歷史的希望和榜樣。黃土地上欣欣向榮的綠洲表明："有中生有"，陳陳相因；"有中生無"，推陳出新。源遠流長，獨樹一幟的中華文明，只要能突破"有中生有"的慣性，真正"有中生無"，一定會別開生面，另有洞天，不僅順應世界潮流，而且推動世界向前。
之所以如此，中國大陸無論歷史上或現實中，只能"有中生有"，不能"有中生無"，除了政治的強迫、經濟的限制、思想的誤導外，既沒有認識思想能力的積累、又沒有認識思想工具的鍛造，恐怕是最重要的原因。
認識思想能力的積累、認識思想工具的鍛造，意義非同一般。當年希臘文明光照歐、亞、非三個大陸，根基就在哲學繁榮，科學發達，政治民主,而哲學繁榮、科學發達、政治民主的精神碩果就是形式邏輯和平面幾何。後起之秀英國青出於藍，從十七世紀崛起，把世界推向近代化和現代化的新時代，奠基的正是培根的歸納法和洛克的經驗主義。後來者居上，美國脫離英國獨立後，從十九世紀末開始就逐步取代英國，成為世界新的領頭羊，也得力於美國人把英國的經驗主義改造為實用主義。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有中生無"，從世界的已知部分中發現世界尚未知的部分，從已有的生活中創造尚未有過的生活，認識思想的工具和運用認識思想工具的能力是至關重要的，希臘、英、美的歷史經驗生動地說明瞭這一點。
相比之下，中國則既沒有得力的認識思想工具，又沒有積累認識思想能力，只能就現象說現象，不知道追求事物的本質--《易》經重在解釋事物表象變化，"中庸之道"旨在適應表象世界，儒家專職為君主服務，時至今日，雖然歷史經由近代而現代的變化，思想經由新文化新社會的洗禮，能拿出手向世界炫耀的還是傳統文化，能抬出來讓世人禮拜的還是至聖先師，源遠流長，名不虛傳--對歷史，國人承認"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循環是規律，接受和平與戰亂、發達與毀滅交替的宿命：為盛世中國而自豪，卻忘記末世中國的深重苦難，不去深究中國盛世末世反覆交替循環的深層原因，不知去探究改變或結束中國盛世末世反覆交替循環的出路或方法。《二十四史》是盛世一片狂歡，末世遍地白骨的長卷，《二十五史》、《二十六史》能別開生面麼？
對現狀，相當一部分國人陶醉於中國體制"集中力量辦大事"的空前成功，往往忘卻"辦大事"，大事可能是大好事，也可能是大壞事，而辦大好事固然可能有絕大的成功，辦大壞事卻可能就絕對毀滅。大漢、盛唐、宋、元、明、清不都是這樣麼？大到最後，國不國、民不民、人不人、鬼不鬼。毛澤東不就是這樣麼？大到最後，不僅人亡政息，而且家破人亡。不考慮今天中國面對的歷史挑戰是如何從制度上保證，國家只能辦大好事，不能辦大壞事，或辦了壞事也能及時糾正，使堂堂中華民族長治久安，持續向前，而沾沾自喜於鑿壁偷光，心安理得於表面文章，實在是坐井觀天，鼠目寸光。
在思想上，認識不到是英國把中華老大帝國從封閉的古代拽出來，摔進現代化列車，應該像日本那樣"以敵為師"，實現現代化，反而只知道"以敵為仇"，抱殘守缺。雖然現實中，中國改革開放，招商引資，實行市場經濟，加入WTO，完全接受了當年英國人的主張，實現現代化，而潛意識裡仍然堅守"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的古老陣地，扛著老大帝國"家天下"的龍旗，在信息化的地球上獨步。
這種半推半就的中國態度可笑在，雖然執政不管人民死活的專橫，已經進化到行政要爭取人民滿意的地步，但卻拒絕執政向要人民同意的方向發展，殊不知，"人民" 不同意的事，"人民"怎麼會滿意？同樣的，雖然自由、民主、法制、憲政、人權已經不再諱莫若深，不再成為罪名，甚至於堂而皇之登上紅頭文件、現身官方法令，但卻拒絕多黨制，拒絕多黨制議會民主，拒絕軍隊國家化，殊不知，為民做主並不是民主，一黨專權下的自由、民主、法制、人權，也不是自由、民主、法制、人權，而僅僅是自由、民主、法制、人權的標籤而已，"趙孟能貴之，趙孟能賤之"。
五千年帝國，過去沒有能力和機會創造出人類這些先進的寶貴思想，應該很慚愧了；今天學習起來竟然也這般吃力，扭捏作態，真讓人無地自容。更荒唐的是，對這些敏感問題還不准觸及。敏感問題就敏感在真理欲出，不讓觸及，只能說明手裡沒有真理，心裏害怕真理。其實真理沒有那麼可怕，她成全的是進步，而不是毀滅。進步的統治者，也是勝利者，英國王室就是生動的證明。
即如毛澤東先生，橫空出世，一統大陸，為什麼在"德"先生、"賽"先生哺育下成長起來的熱血青年，後來會演變為"萬壽無疆"的"馬克思加秦始皇"？不弄清楚這個問題，不僅僅是無法準確評價毛澤東先生，更重要的是，也無法正確認識中國的歷史和現實。
即如鄧小平先生，北大學生曾由衷欽佩他，自發的在遊行隊伍中打出"小平你好"的字幅，為什麼時隔不久，他會下令軍隊進城鎮壓學生？三上三下的經歷為什麼沒有讓他看到權力的相對性，反而愈加把權力看做生命，為了權力不擇手段，甘做捍衛既得利益集團既得利益的馬前卒？不弄清楚這個問題，能夠正確評價鄧小平先生麼？能夠正確總結改革開放的經驗教訓麼？能夠確保今後的改革開放能深入而健康的繼續進行麼？
即如反腐敗，沒有全民的真正參與，沒有陽光法案之類的制度建設，沒有財政預算決算的透明和對財政預算決算的社會監督，沒有新聞媒體自由採訪與自由報導的權利，沒有新聞媒體自由批評政府的權利，只靠三省六部制、鸞臺御史、欽差大臣、八部巡按來以吏治吏，能奏效麼？縮小貧富差距，解決三農問題，沒有工人農民的政治權利，沒有工人農民的選票，單憑官員的覺悟與良心，政府能從權貴的保鏢，變成社會正義的護衛麼？
即使自覺習得先進思想的前衛人物，也未必真理在握：就像當年胡適先生的自由主義解決不了農村的貧窮落後，輸給他的學生毛澤東先生的專制主義一樣，今天的民主憲政如果仍寄希望於統治者的覺悟和良心，不和維權人士的維權鬥爭相結合，不在改變中國貧窮落後愚昧的歷史進程中發揮作用，結果會兩樣麼？鎮壓者早已經即時進行反思，"與時俱進"：把"動亂"定性一改再改，最後改為風波；堅持經濟改革沒有轉向，保證經濟建設一枝獨秀；株連鎮壓的範圍也相當有限，並沒有像估計的那樣無限擴大。所以，陸肆問題雖然沒有解決，但卻緩解了，沒有成為倒計時的炸彈。而二十年間，被鎮壓者面對犧牲者的墳頭除悼念而外，作出的反思並未深入，也不多見，烈士的鮮血沒有鋪平中國前進的道路。也許令人難以接受，實際上，中國民主化進程的艱難和尷尬，是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共同造成的問題。
總之，中國正處在如李鴻章所說"三千年未遇之大變局"中。在黃土高原上的家園中，"摸著石頭過河"也許是獨家秘笈，而要走向更廣闊的天地，漂洋過海，奔月探星，"摸著石頭過河"就像熱兵器時代的冷兵器，不好使了。中國正在走向世界，中國正在和世界接軌，學習先進、消化知識這一步，雖說還不是發現和發明，但要擺脫"洋為中用"的"有中生有"，做到中西結合、推陳出新的"有中生無"，認識工具的更新和認識能力的積累，絕對是必要條件。更何況，脫繭而出的中國，繼續前行就會遇到需要自己認識的新世界，自己解決的新問題，自己建設的新生活，要像希臘文明、像英美文明那樣開創人類歷史的新篇章，"有中生無"，"無中生有"，中華文明必須具有自己的認識思想工具，必須提高自己的認識思想能力，肯定是必須的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