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政的20年（組圖）

一聽說方政要來參加華盛頓特區舉辦的紀念6·4二十週年的活動，我就有了採訪方政的衝動。可是我即刻又把這個念頭拂去了--不僅僅是因為自己的體力或時間的侷限，更是因為一種習慣。記得1990年5月底，在6·4一週年之前的一天，我作為一名留學生接受CBS晚間新聞採訪時說過一句話：6·4屠殺已經成了我心頭的一個傷疤。我可以把它掩藏起來，卻無法把它除去，因為若要除去它，它就會再一次流血。20年了，我把這個傷疤深深地掩藏起來，盡量不去觸動它。我迴避閱讀或觀看任何與6·4有關的文章、照片、電影，已經成了一種習慣--不是試圖遺忘，而是試圖掩藏。

可是方政來了。

採訪還是不採訪，這成了一個問題。

見到方政是5月30日那天，在華盛頓紀念碑旁的樹蔭裡。和他握手的一剎那，我知道，我決定了。

接下來就是排時間的問題了。方政的日程很緊，事情很多。所以那次他來華盛頓幾天，我們再沒有了聯繫。感謝周鋒鎖先生告訴我，方政這個星期又來到了華盛頓。我猶豫再三，終於給方政打了電話。也許是功夫不負有心人吧，打電話的時候，剛好方政是在兩次活動之間的空檔，有3個小時的時間；又剛好方政客居的友人家離我家不遠，於是我抓起錄音機就趕到了那裡。

已經與方政見過兩次面了，這一次他給我的印象仍然是樸實、憨厚、平和。由於錄音機電源線的限制，我和方政在地下室裡的一個過道上靠牆席地而坐，面對面開始了我們的訪談。我沒有採訪提綱、沒有預設的問題，我只想聽方政告訴我，他過去那20年裡的經歷。

歷時兩個半小時的採訪進是分兩天進行的。採訪前，我以為我會痛心，我以為我會憐憫，我還以為我會憤怒。可是我沒有。因為方政沒有。方政平靜地回憶著他的遭遇，懷著一顆感恩的心講述著他周圍人們的故事--他的女友、他的妻子女兒、他的醫生護士、他的老師、他的朋友，還有他的家人。自始至終，方政的眼裡沒有淚，方政的聲音裡沒有怒，方政的臉上甚至還帶著淡淡的笑容。

我難以想像，如果換成我，在經歷了如此多的苦難、承受了如此多的不公之後，我是否還能像方政那樣坦然而從容地講述自己過去20年裡的那些無奈、傷痛、失望和困窘。交談中，我恍惚記起2001年自己在曼哈頓下城遭遇9·11恐怖襲擊時的心境。那天，當我終於從濃煙灰塵中衝出來、走上布魯克林大橋、看到遠處藍天下高舉著火炬的自由女神像時，我知道，我又有了生的希望。此刻，我忽然覺得能夠理解方政了。當方政終於衝破專制的鐵幕、踏上大洋彼岸這塊自由的土地時，他的心也一定在飛翔！這就難怪，在談到今後的計畫和憧憬時，方政是那樣地快樂，那樣地充滿期冀。

和方政面對面坐著，聽他緩緩地講述自己的故事，不知為什麼，突然間我竟為自己健全的雙腿產生了愧怍！不，也許不是為了腿，而是為自己的懦弱、為自己的迴避、為自己的掩藏。感謝你，方政，向我和我的讀者們敞開心扉；感謝你，方政，讓我的心靈又得到了一次滌蕩。

在我訪談的過程中，方政常常會用到一個詞："細節"，可見方政是一個非常細心、十分注重細節的人。那麼就讓我也用一個小小的細節來為這個採訪筆記收尾吧。

那天，我匆匆趕去方政的友人家。初次到訪，不知道該拿點什麼東西，我就隨手從冰箱裡抓出一把香椿芽帶上。到了友人家，把香椿交到熱情的女主人手中，她喜笑顏開。原來，方政最喜歡吃烙餅、攤雞蛋，女主人正在忙活著為他做中飯。方政告訴女主人，要把香椿芽細細地切碎，攪在雞蛋裡，下鍋炒熟，那就是上好的攤雞蛋了。

那餐中飯我吃得盡興，為了那上好的烙餅攤雞蛋，更為了我有幸結識方政這樣一位真正的漢子。

下次方政再來這邊，我一定要請方政到我家裡來吃烙餅攤雞蛋！

2009年6月14日凌晨

方政的20年

時間：2009年6月11、12日
地點：美國馬里蘭州方政友人家中
採訪人：吳放（下稱CND）

方政的20年（1）--追憶當年事
方政的20年（2）--二十年的漂泊
方政的20年（3）--攜手人生路
方政的20年（4）--新大陸上再衝刺

 第一部分：追憶當年

CND: 方政，請你先說說在89年之前你的身份是什麼。

方政：89年之前我是4年級的大學生。我在北京體育學院。那時候叫北京體育學院，現在已經改名為北京體育大學了。我在體育基礎理論系，現在這個系就改叫體育生物科學學院。那一年我們這個系招了兩個專業，一個叫做運動生物力學，一個叫做運動生理學。我們運動生理專業15個人，兩個專業共34個人。在我們之上，82、83、84級都沒有招生。所以我們入學的時候只有81級的運動醫學系的學生和我們共上了一年，他們畢業以後的去向主要是運動隊，像康復、損傷、疲勞檢測等。我們兩個專業統稱為一個班，一個大班。

CND：那時候你的短跑的成績怎麼樣？

方政：我進這個專業之前在高中就是一個體育愛好者，我是練田徑的，我練短跑。在高中這個運動水平中我算是成績非常好的。在我們合肥市中學生運動會還有我的記錄，4x100米的記錄我是4個人之一；男子5項全能，當時是我們合肥市的第一名，記錄也是我的。但是我們也不是屬於專業運動員，就是在中學裡面練習，還挺好。考大學，當時我們這個專業還屬於理工科，屬於理工科重點招生。因為愛好體育，我也參加了體育的加試。體育加試考得很好。當時我們安徽分成兩個考區，我在我們這個考區素質和專項都算是名列前茅吧。我的文化課成績也達到了理工類的重點線。

當時為什麼上體院呢？一個是我自己愛好體育，還有一個就是那個年代。80年代， 84年的洛杉磯奧運會，中國第一次參加奧運會。那種體育精神，在我們年輕人當中，特別是在我們體育愛好者當中，那種影響和感召很強烈。加上女排的精神，所以就覺得體育是為國增光很強的一種途徑。後來聽說北京體育學院有這麼一個專業，從事體育科研，是為了中國體育科學化騰飛的一種手段。當時我們的老師就說，你就上這個。本來我準備上其他學校，比如說南京大學、北航、還有軍事院校，這也都可以上。可是我們老師說，你就上這個，這個好。當時安徽省就招一個人。就這麼著上了這個運動生物力學。

CND：89年那個時候你都四年級了，馬上都要畢業了，那時你對自己的未來有什麼設想嗎？

方政：其實到5、6月份的時候我們畢業以後的去向基本上就都已經定了。我當時定的就是到廣州的華南師範大學體育系做理論課的教師，因為他們的體育系也要教運動力學這種體育理論方面的課。我們班有些同學進了各體委的科研所做體育科研，也有一部分分到大學做體育理論方面的教師。我記得當時華南師大人事處的一個領導，女的，3、40歲的中年人，到我們體院來。我那個時候是學生幹部，也是學生黨員，她來我們學校我就陪她，跟她聊天。她說，你就到我們這來吧。當時我們外地的學生到北京上大學都想留在北京，她就說，留什麼北京啊。那時候是80年代末期，她說我們廣州比北京好，你不知道。她就給我講了許多改革開放的事情，說89年那時廣州比北京好得多，華南師大也是很好的大學，以後很有前途。她說你就到這來吧。我說好吧，我就同意了。所以那時候畢業分配已經確定了。如果沒有什麼意外或差錯就會分到那。

CND：我看你現在身體也很壯實，到底是搞體育的。那時候身材有多高？

方政：還是有點基礎吧。原來大概是脫了鞋在1米79到1米80之間，穿上鞋就1米82了。在體院我不算高，就算普通人，因為我們不是搞專業的。

CND：這就到了89年那個時候了。

方政：對，特殊時期了。

CND：你從什麼時候開始參與的？

方政：這就說來話長了。你知道，北京體育學院在北京是一個小學校，而且我們體院的專業特點呢就注定她會比其他大學的人文風氣要差得多。但是我們理論系跟其他的系比起來，自我感覺吧，好像跟那些理工科的大學，或者跟清華、北大，又更為貼近。因為我們理論系的很多課都要到清華去上，也有一些課在北大上，我們做實驗要到清華去。因為我們體育學院沒有很多這方面的師資，我們有很多老師是從清華請的，我們很多課到清華去上，所以這方面的交流就多。所以我的自我感覺是我們的視野、或者說我們關注社會的思考，在體院裡我們理論系似乎比他們要廣一點。我記得我們最先瞭解到這些事情的發展就是到清華、到北大去，看到很多的大字報。

CND：大概幾月份？

方政：那就是4月份，胡耀邦逝世。這都知道。但是剛開始體院的這種反應--學生的反應--相對來說都還是很滯後的，不是很強烈。只有個別的學生有過一些反應。我們呢就是願意走出去，還不是在體院裡面。我不知道別人，我自己就是騎個自行車，一會到北大看看，一會又到北師大找個同學，一會又到清華去看。

CND：你參加過廣場絕食、堅守啊等等的活動嗎？

方政：絕食我沒有參加。但是從4月份以後，更確切地講是從4·26社論以後，那種遊行我們參加過好幾次。然後到廣場去，經常要去看，去瞭解嘛。當時作為我來說，我自己感覺，我那時候還算是個旁觀者。以一種旁觀者的角度來審視這個事，瞭解這個事，獲取更多的信息。當然呢，在獲取信息的同時覺得，很多的提法、想法跟我們自己的理想或者思想也比較貼近，就更願意參與到其中。是這麼一步一步地走到這個序列裡面來的。

CND：但是最後廣場撤退的時候你是在隊伍裡面的，是吧？

方政：對。其實從戒嚴令頒發那天，我也在廣場。5·19，然後5·20，這幾天我都在廣場。當然斷斷續續也回學校。那時候我們是4年級，也沒什麼事，就是等畢業，時間很寬裕。我又不想考研究生，分配跟學校也談好了。所以就覺得沒事了，挺踏實的。自己又好動，屬於那種不安分的，就特想去多瞭解。總覺得在宿舍就是待不住的，沒事就想去廣場。絕食我沒有參加，但是我們系有幾個低年級的學生參加了絕食了。那時候我倒經常到廣場去看他們，屬於慰問，去關心他們。有兩種原因。一個呢，我自己是我們系的學生會幹部，又是黨員。我覺得從這種角度，一個是高年級的學生，又是學生會幹部，又是黨員，我到廣場去主要是去關心他們。

CND：從什麼時候不是黨員了？

方政：那是6·4以後了。

CND：是退的還是被開除的？

方政：都不是。就算是自動退黨。因為一直沒有參與他們的活動，再就是因為審查的時候我覺得不願接受嘛。這就是受傷以後了。所以那個時候在廣場就是斷斷續續地去，當然在那也參與很多事。

CND：實際上你是突然間從一個旁觀者變成了一個6·4屠殺受害者的代表或是一種符號了。當然你也不是一個百分之百的旁觀者，你還是有所參與的。但是恐怕你從來都沒有想到自己會被推到最前面去。對吧？

方政：對，會捲入這種狀態。這也算是一種偶然遭遇。但說是偶然遭遇，其中也有它的必然性。因為他有這個鎮壓，因為我們當時在廣場。

CND：你講一下這個"偶然遭遇"的過程。

方政：6月的1號、2號我還沒去廣場。3號那天，我一大早跟同學又去廣場了。去了以後就不願意回來了。當時有同學說，回去吧。可當時我就有一種感覺，從3號下午就覺得廣場周邊有不太正常的情況。當時也不知道為什麼，我就覺得我自己應該留下來，我要在廣場，我要看看結果，我要在這裡做這種親身的經歷、經驗。所以最後一直到半夜，在紀念碑周圍靜坐的那幾千學生，我是其中的一個，也是最後一撥從廣場撤出的這部分學生。一直到我受傷。

CND：你受傷是在六部口，對吧？

方政：六部口，是。我當時就是作為一個普通的學生的角色，在廣場紀念碑那。在那，當時也是一種巧合，遇到了我們學校的一個低年級的女生，不是我們系的。我認得她，但不是很熟。之所以認識是因為以前這個女生的男朋友是我們系的，85級，跟我一個年級。北京不是有一個地方叫十渡嗎？大家不是都到那去玩嗎？有一年，好像是88年5·1，我記得是。在十渡那荒郊野外遇到幾個體院同學。一看都是體院的，大家覺得分外親切。其中就有這個女孩。當時是她跟她那時候的那個男朋友，85級的。所以是偶遇。後來在廣場她就找到我。那時候大約是半夜以後，1點鐘左右，其實整個氣氛是很緊張的。因為大家在廣場已經知道外圍開槍，火光我們也能看到。開槍、有傷亡，而且部隊在逐漸地包圍，廣場上氣氛就很緊張。她作為低年級女孩，可能有恐懼。她找到我。我當時心理比她成熟一點，鎮靜一點。我還安慰她，你放心，沒問題。首先你跟我在一起，我覺得我會保證你安全。再一個，我說我們就這樣和平地、不跟政府有任何對抗，就在廣場這樣，是不會有什麼危險的。

其實說老實話，就是在那個時候，儘管我們知道外圍有傷亡，也有人拿著血衣，有人受著傷，跑到廣場來跟我們說。但是我自己並沒有親眼看見真正的鎮壓的場景。就那個時候，我不知道因為我是共產黨員還是因為其他的什麼心理，我一直堅信，我們作為和平的學生、和平請願的這些學生，不會有危險。就到那個時候我還勸周圍的人，沒問題，你放心。我們就在這坐著，就在天安門紀念碑這。他什麼時候來清場，把我們包圍了，把我們弄走，就弄走了。我想，我們不會有危險的。我當時就是這種想法。就在我受傷的幾個小時之前，我都一直認為沒問題，會安全的。沒有人想得到。6月3號晚上大概是10點多鐘，我們第一個得到消息就是有個同學跑進來說，開槍了！是橡皮子彈！你看我身上給打了一個青斑。但是沒過多久就又有人跑過來說是真槍、真槍！那時候在廣場，這種的消息不斷地傳來。但是我一直在廣場，沒有離開廣場到周圍的路上去看。我就覺得，我們廣場，我們學生的陣地就是廣場紀念碑。要堅守陣地，是一種象徵吧。所以我在廣場時沒有意識到有多大的危險。

CND：你受傷的地方，六部口，好像離西單沒有多遠了吧？

方政：我們當時撤退的路線我不是特別地清楚。大約在4、5點鐘那會，在天安門紀念碑的東南角那留了一個豁口，往前門那個方向。我記得是圍著坦克。為什麼又走到六部口呢？是當時撤退的路線。我是走在學生隊伍偏後的地方，前面怎麼走我就怎麼走，我也不知道他們為什麼選擇這個路線。也許是侯德健、劉曉波他們跟戒嚴部隊談好的一個方式。當時我們坐在紀念碑底下，知道他們有這種動作。後來還告訴我們，跟部隊談好了，現在戒嚴部隊同意在東南角留個出口。記得我們走的時候，是兩個坦克形成的一個通道，我們就從兩個坦克中間走過去。那時候部隊的突擊隊都已經來過了，已經佔領了廣場，把指揮部啊、喇叭啊全都給打掉了。部隊也從周圍都擠壓過來了。是這麼走的。

從東南角走出去就是前門大街。然後我們從前門大街往西走，因為可能學校大多在西邊。我們遊行是從西往東，那麼回去就肯定是從東往西了。從前門西大街拐了以後走上一條南北向的路，這條路是不是叫新華北街，我也不太清楚，就是連接前門西大街跟西長安街的。所以就是從這條路上再拐向西，就等於是走了一個 Z字形。剛拐向西長安街，就在這個口這裡，北京音樂廳在這。當時我是不知道的，後來搶救我的人把我送到醫院，人家我說那就叫六部口，北京音樂廳在那。

我們的學生隊伍前面已經走得很遠了，也許前面的隊伍都走到西單了。當然我後面還有一些隊伍。但是當時，你要知道，從廣場撤出的學生隊伍，心情悲憤、也有沉痛、也有疲憊，所以大家走得就比較慢，隊伍也不是很整齊，不像遊行時那樣。很鬆散。一部分走在自行車道，一部分走在人行道上。在馬路的南側，因為拐過來就是在南側，這我記得很清楚。我們轉過來以後就是面朝西，往西走。我感覺我們當時轉過來沒走多久，我剛面朝西沒走多久，身後就傳來了爆炸物的聲音。

CND ：身後......那就是天安門廣場那個方向。

方政：對，絕對是身後。我記得很清楚，是東面。傳來那種爆炸聲。坦克也是從東面來的。但是最先出來不是坦克，是那種爆炸物，"咚咚咚"的，是毒氣彈。一開始我們不知道是什麼東西，就是響，爆炸。然後正好在我們的身邊就炸了一顆。一炸就是一團濃煙籠罩。我們也沒有經驗，不知道是怎麼回事。我當時跟那個女孩從廣場就一直在一起走。我們當時走在自行車道上，屬於馬路了。

CND：所以那個坦克它是逆行的？你們在馬路南面，它從背後來，就是逆行啦。

方政：當然從交通規則來說它是逆行了。那我也是逆行。走在馬路北側就不是逆行，靠右行走嘛。南側就是逆行。當時我們的感覺是整個長安街是很空曠的，根本沒有車輛，人也很少。當然路邊有一些市民在跟我們講，哪個車被燒了、哪個地方有人被打傷了，有人在跟我們哭訴。而且我記得我們從天安門廣場剛出來的時候還碰到了一隊荷槍實彈的士兵，迎面從我們的身邊小跑過去，學生還衝著他們喊口號，但是並沒有發生衝突，這一隊士兵也沒有對我們構成威脅。當然路邊是一片狼藉啦，可是我當時走到那感覺是很和平，很平靜。沒有什麼人，也沒有很混亂，就是學生隊伍走在那。

走到那大概有6點鐘了，天也有點亮了。一顆毒氣彈在我們身邊爆炸，當時我一蒙，和我一起的那個女同學更是蒙了。她就暈了。我當時第一反應就是咱倆趕快一塊往路邊轉移吧，往人行道走。但是人行道和自行車道之間有一道欄杆，挺高的呢，得一米多，鐵欄杆。那不就擋住了嗎？這樣一來，當時我們轉移我本來是面朝西的，現在我就變成面朝南了。我抱著她就往路邊轉移。就在這個過程中，因為我面朝南，眼睛的餘光就看到坦克從東向西過來。很快的，一下就到了跟前。等我發現它的時候，因為有濃煙嘛，等我發現時坦克已經在頭頂了那種感覺，很近的，而且速度比較快。當時沒有多想，就把她往那鐵欄杆那推。因為人行道過不去，就盡量把她往鐵欄杆近處靠一點。上了馬路牙子，離著路不就遠一點嗎？我自己人還站在自行車道上。把她推靠欄杆以後，我自己感覺就是那個坦克炮筒子已經壓在我頭上，迫在眉睫的那種感覺。我就倒在地下。也沒法逃了，因為側著身子，往前是那個女生，你又不能往後逃，你橫著身子這樣的角度，側著身沒法跑啊。要轉身又來不及了。當時我就勢就倒在地上。也不知道當時我為什麼選擇了這個動作，好像就是一種本能，首先把她往那邊一推一靠，然後自己就倒在地上。有點像臥倒似的吧。也可能是被這個炮筒子壓迫的。這種驚嚇，加上毒氣的作用，說老實話我自己也有點慌亂。反正我覺得是個很短暫的瞬間。現在說得慢，但當時也許就是幾秒鐘的時間，兩三秒的時間，很快，連貫性的。

然後就感覺到自己一種被擠壓的感覺。那時候頭腦還清醒著，我就意識到，壞了，壓著了！但不知道壓到哪。緊跟著就覺得自己被拖行，在馬路上，這個還有意識的。在路上拖行，估計是褲子或者哪裡被坦克的履帶絞住了，拖行。咚咚咚的一種顛簸的感覺。那時候頭腦還是清醒的。拖行以後自己"咚"掉到地下，這也清醒，也還是知道的。那時候還沒有想到疼不疼，然後自己本能一樣的就滾到路邊，靠到那個鐵欄杆了--因為我們當時就在鐵欄杆邊上。所以後來有一個照片就是真實的記錄，和我當時失去記憶前的那種感覺特別能吻合。所以我特別感激這個照相者，也想找到當時在給我搶救、扎血管止血的這個人。我想如果要是這些人能夠出來跟我共同回憶那個情節，他們作為旁觀者也許會看得更清楚。我自己其實就是在一種慌亂中，對這個遭遇記得並不是很清晰的。當然我靠在欄杆上是有一點感覺的。我最後的意識就是靠在欄杆上，自己能看到自己腿前面露出的白色骨頭（CND註：指著右腿），這個是我意識消失前最後的一個記憶片段。

後來我到積水潭醫院醒來後，醫生問，你醒啦？知道你現在是什麼情況嗎？我跟醫生講的第一句話就是："我的腳是不是沒了？"因為我記得當時看的時候就沒有腳了，就是前面有個骨頭。所以我第一句話就是這個。醫生也很驚訝，說確實是，你來的時候腳就沒了。我們盡力了，就是現在這個樣子，他寬慰我。

CND：你恢復意識是在多長時間以後？

方政：6月5號的上午，大概9、10點鐘？超過24小時了。我幾點鐘到積水潭醫院就不清楚了。後來都是醫生補述給我的。我最後的記憶就是靠在鐵欄杆上。後來我聽積水潭的醫生說當時有人搶救。說這個人搶救施行得挺得當，止住血了。不然流血過多就死亡了。然後先給我送到離六部口比較近的二隆路醫院。可是二隆路醫院在長安街周邊，傷員特多，而且我這又比較嚴重，正好那有個救護車，就把我和另外兩個重傷的拉到了積水潭醫院。另外兩個人後來死了，就剩了我後來搶救活了。

當時積水潭醫院那時候也是人很多。我記得我醒的時候是躺在他們醫院會議室的地上，都睡在地板上。是他們臨時的搶救措施，都在地板上。所以我周圍站的人顯得特高，覺得一睜眼就是 "哇！"的這種感覺（CND註：向上方看著），特別虛幻的一種感覺，就覺得特高。旁邊有一個護士值班臺靠我很近，記得我好像是在前排。醫生說這是我們的會議室。當然中間的搶救過程，包括醫生說醫院的血都用完了，本來我這個手術需要2000毫升，後來湊合用了600，然後過一陣有人獻血，我手術完了有危險又補輸。這些當然我都不知道了，是在我昏迷狀態下發生的。

CND：你受傷以後又見過那個女同學嗎?

方政：當然見過了。在醫院她還來過呢。我在醫院的時候，也不知道是幾號了，她到醫院來過。我還問過她，說你怎麼樣？她說當時毒氣中她暈了，昏了。這肯定是事實。然後老百姓把她救到家裡去了。然後她從市民家裡回的學校。後來她知道我受傷了還到積水潭醫院來看過我。

CND：大家都知道你救的那個女孩子後來不承認你救了她。她是不記得呢，還是......

方政：這個細節是這樣的。

第二部分：二十年的漂泊

方政：這個細節是這樣的。我回到學校就沒見過她了。她先回學校的。我是6月底回學校的。回去以後就開始清查--清理、清查，雙清嘛。學校就開始問了，怎麼受傷啦？為什麼會被坦克壓？問這些細節。我就原原本本地把這個過程講了。校方就質疑啊，為什麼坦克會壓你，是不是有什麼暴力行為？我說沒有啊。校方說那你要證據，要證明你是沒有暴力行為，否則就是暴徒。當時不是有一個界定嗎？是暴徒還是誤傷。我說證人我找不著，只有旁邊這一個女孩。其他的人我也不認識，因為體院那天晚上在廣場的人很少，我跟他們也不是很熟。其他學校我就不認識了，雖然當時周圍很多人。但是我說我只有跟她。我說你問她，最起碼她能知道，毒氣來之前咱們一塊好好的從廣場怎麼和平地撤，跟我走在一塊手拉手--因為她很害怕。然後後來到毒氣來了，她躺在路上，別人救走。我說她自己的經歷就足以證明當時的情況了，對吧？後來校方告訴我說，她（停頓）......她否認這個事實。她說她不知道。

CND：否認哪個事實？

方政：否認跟我在一起的事實。當時我也很驚訝......說這不會呀，怎麼會這樣呢？校方就說她不能給你證明什麼。那就不能界定我是誤傷。因為當時我們認為我們絕對是誤傷。當然現在看來也未必是誤傷了，對吧？他可能就是蓄意的傷害。但是當時就是要界定誤傷和暴徒。要定為誤傷是因為我們要表明我們沒有所謂暴亂的傾向，沒有暴力行為。我們是無辜的。完全無辜的，對吧？我當時就不懂為什麼不能證明我是誤傷呢？校方就是要證人。後來北京鋼鐵學院的兩個老師，他們也知道，因為他們也經歷了六部口。後來知道的，在這個路段，青年政治學院的傷亡比較多，北京鋼鐵學院的傷亡也比較多。就是那幾個學校走在這一個路段。所以那兩個老師說，我們就走在人行道上，毒氣也把我熏暈了。當時看著坦克從學生隊伍中間衝壓過去，壓倒人。他們都是目擊者。他們說我們來給你作證。他們就到我們學校去找校黨委去作證。但是學校黨委後來也沒採納這個證言，也沒效。反正最後校方也就不了了之，他也不能界定我是暴徒，他更不願意界定我是誤傷。

後來還有個小細節。學校的領導有人勸我，問我是不是坦克壓的。我說是啊。他說那你是不是看清楚了？我說當然看清楚了。就是坦克啊，沒問題的。我每天不是都要寫這個經過嗎？他不要我寫是坦克壓的。其實平時在學校都是關係很好的老師、領導，比如我們系的支部書記啊，還有學校的領導，我作為學生幹部跟他們打交道也很多，都是一些我平時很敬重的老師。但是也許他們內心裏也接受不了這是坦克，儘管他們自認為自己是一個堅定的共產黨員或者是一個愛國的人，但是他們內心也不願意接受這是坦克。不知道是出於什麼原因，也許是"坦克"這個字眼有點刺激。他說你寫成"軍車"、寫成"裝甲車"都行，別寫坦克壓的。我說那不行，我得尊重事實。如果我自己經歷的我都胡寫，這是對自己不負責任。我說坦克就是坦克。但是至於坦克為什麼要壓我，那時候我也沒辦法知道。我只能把我所經歷的原本地告訴你們，你們怎麼去界定那是你們的事。所以我還是堅持這一點。當時我作為黨員要接受更多的"思想教育"，但是我覺得那些都不是很重要。我必須首先保證自己的真實性。而且這種真實性我在積水潭醫院的時候就是這樣了。

在積水潭醫院的時候，當時我還躺在床上。中間有兩個傳聞。不記得是哪一天，突然很緊張，醫生就推著我到處藏。那時候我已經醒來，我說怎麼回事啊？他說部隊要到醫院來抓人，要軍管醫院，要來搜查學生。那護士真的很好。她把我推到電梯井的地下室，藏在那。後來又說是謠言，不是軍隊來。就是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的要到醫院裡來，對每一個人做調查，要做筆錄，要問詢。好，大家鬆一口氣，說，好，不是要抓我們。醫生就把我推到一個辦公室，我還在吊著點滴呢，躺在床上。他們說我們是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的，我們要做調查。那我也是原原本本地把這些情況告訴他們。記得後來還要按手印。所以那時候官方--所謂的官方就是公安系統--已經做過調查了。當然到學校就是另外的一種調查，重新來審查。也許其他人都經歷了這個過程。

CND：你說你是6月底回學校的？

方政：我是6月24號離開積水潭醫院的。住了20天，那時候基本好了，但是這個腿（指著右腿）還不行。

CND：這個腿的膝蓋還在。

方政：留了一點。記得我那時在積水潭遇到了一個老專家，那個醫生就跟我講，這個腿（指著左腿）當時從膝蓋以上就壓掉了。老大夫說，小夥子你不知道，你很幸運遇到我了。我記得那個老專家好像是姓楊。他說今天我在這，我想盡了辦法把你這個膝關節保留下來了。這是極限位置，給你保留了。以後你就會知道，有這個膝關節，你要是做假肢什麼的，對你有很大的幫助。這是他原原本本的話。他說我們真的盡力了。這個腿（左腿）沒辦法給你保留了。這個右腿按道理我們也基本保留不住了，因為它太短了。而且髕韌帶他都給我重新加固了，你看這有個印，釘的東西嘛。我們學過生理的都知道，膝關節的屈伸是要靠這個髕韌帶的。這是個大韌帶，是帶動膝關節屈伸的。他說你這個髕韌帶已經沒有附著點了，他做了比較複雜的手術，給我加固了。所以留了這個。你看我這個膝關節下大概有個 4、5公分，是吧？他說就是你留這一點點，以後做假肢就比左腿就要好多了。

當時我躺在床上暈暈乎乎的，還沒想到裝假肢的事，那還是很遙遠的事。那時候還是危險期呢。但是我就記住他這句話了。一個胖胖的、頭髮都白了的老專家，好像是姓楊。我希望以後能夠去感謝他。這是印象比較深的在積水潭醫院的細節吧。現在證明了他的話。我今天到裝假肢的地方去問，他們就說，哎呀，你有膝關節，很好。確實也起了很大幫助。

CND：你是什麼時候離開學校的？

方政：我是6月24號從積水潭醫院回學校的。當時這個傷口還沒有完全好。我們學校有校醫院。就住在校醫院繼續治療，又拖了有好幾個月。然後一直就住在學校醫院，大概住了有大半年。校醫院也是個經營單位嘛，覺得我好了，住在那也不方便，病人也多，互相也有干擾。後來就在我們學校操場後面，體育場有一個體育器材室，廢棄的。他們就騰出來一間讓我住。平時也沒人，只有上課的時候有人來拿一點體育器材。給了我這個小房間。我就住在那，一直住到92年的3 月。等於我在北京體育學院一直待到92年3月才離開。

CND：這期間主要是治療嗎？

方政：其實都好了。治療大概是又過了一兩個月就好了。然後就是身體康復。

CND：你當全國冠軍是在體育學院的時候嗎？

方政：是這樣。在身體康復過程中，因為我們學校有很多老師，很好。而且他們就學運動生理啊、運動康復保健啊，他就說你療傷還要進一步的鍛練身體，會對你的康復有好處。所以我就做一些康復訓練。在這個過程中，大概是91年初，認識了一個北京的一個大姐。北京馬家堡那有一個中國殘疾人康復中心，她是那的工作人員。她也很關心我。大姐的丈夫也是個殘疾人，不僅是個殘疾人，而且是一個優秀的殘疾運動員。這位大姐知道我的情況了。她做的工作和我們運動力學是很接近的，也是搞人體康復的。她說，你也可以搞殘疾人體育。儘管我在上體育大學，但我們是正常人，以前我們並不知道殘疾人體育這個領域。後來我見到她，她就跟我講了很多。講了她的丈夫，失去了一條腿，後來游泳、搞殘疾人訓練，都很好。我說，哎，那我也可以從事啊！

選個什麼項目呢？游泳我也會，但是游泳會很麻煩，要到體育館去，沒人幫我，不好。後來我說，我一個人練，因為我坐在輪椅上。她說，就練練田徑項目吧，坐在輪椅上練練投擲--鐵餅、標槍。雖然我以前不是練這個的，但是比普通殘疾人我還是顯得有點優勢的，學得也快。然後大姐告訴我說北京市要組建一個殘疾人運動隊，要參加92年在廣州的全國殘疾人運動會。北京市殘聯一個工作人員看到我說，挺好挺好！北京市肯定需要你這樣的人才。然後這樣我在學校湊合著練練，92年的3月就代表北京，參加代表團了。我記得北京市副市長何魯麗還是我們代表團團長呢。去了廣州全國殘疾人運動會，我參加的這兩個項目我都是第一名。所以這全國冠軍就是這麼來的。（笑）

當然在這運動會之前，學校基本上就不願意我在學校待了。而且我自己也待不下去了，因為也沒工作，也沒收入。那時我妹妹在照顧我。她在北京一個公司裡打工，中關村那時剛有電腦公司。她打字快，給人家當電腦錄入員，有點收入。我呢，因為離開學校之前畢業證還沒有給我，就還按照學生的待遇，一個月給我 36塊錢的伙食費，是飯菜票。湊合，也算是一個補助。平時我要是沒什麼事呢，要不就是給出版社校對稿子啊，要不就是有些老師做實驗什麼的，我就幫點忙。老師們照顧我，給我一點費用。就這樣待到92年，學校說不能待了。我當時考慮年齡也不小了。下一步謀生該怎麼辦呢？

CND：廣州華南師範大學那邊肯定是不行了？

方政：不行了。當時我受傷之後還聽說，華南師大給我們學校來過3次電報，催我怎麼不去報到。校方就把他回了，說該同學因為意外不能前往報到了，就改派我們班另外一個同學去。華南師大就沒有要他。後來等了兩年之後，87級有一個同學，也是我們這個專業的，畢業以後分到華南師大去了。

CND：這20年裡，除了在學校這段時間以外，你謀生靠的是什麼？

方政：3月份在廣州的全國殘疾人運動會上拿了冠軍以後，我就沒有直接回北京。我從廣州到了海口。因為這之前在海南有一個同鄉大姐，她很照顧我。她的先生原來是北大經濟學的講師，後來下海了，在海南開發房地產。大姐說你到我們海南來，這裡的經濟形勢好，謀生容易一些，機會多一點，另外政治上也不像北京那樣管得很死，挺左、挺壓抑的。而且回合肥我也沒地方待。家裡那時候住在4樓，上下樓也沒辦法啊。也沒地方待，也沒工作，回去幹嘛呢？所以我記得是92 年3月24號，我就從廣州到了海口。在大姐先生的公司裡，他們開發了一片房地產，別墅。我就過去幫著做房地產的銷售和物業管理。那個時候我以前的女朋友也跟我一道去了。

CND：就是你現在的太太嗎？

方政：不是的。那個時候，就是我受傷的時候，以前是有另外一個女朋友的，也是一個很不錯的女孩。她從我受傷後就到了北京，然後跟我一塊就到了海口。當然到94年底、95年初我們就分手了。她有另外的追求、想法。但是她這幾年，可以說她把她這幾年的青春年華都給了我。她也比我小一點，跟我在一起，在海南。當然，在海南，怎麼說呢，大概這種生活狀況讓她不能忍受、不能接受，因為我這種情況也沒有什麼出頭之日。我記得那時她想出國，官方就連她的護照都不給她。她特別失望。記得是95年，她回老家了，因為申請護照她必須回老家。她也是安徽人，合肥的。她回去後來電話說公安明確地告訴她了，連她都不能申請護照，我就更沒希望了。她心裏的這種怨恨，或者不滿的地方就越來越多了。最後她就選擇另外的生活方式了。我記得是95年初，她離開了我。

CND：講一講你和你太太的故事吧。聽說你太太跟你是同學，原來就認識的。

方政：那不是的。原來的女朋友倒是認識的，但也不是同學。她姐姐跟我是同學，一個年級，但不是一個班。跟我的太太是在海口認識的。是95年以後這個女朋友離開我以後，我就一個人在海口。我太太比我小將近10歲啊，你想她怎麼能認識我呢？

CND：那是什麼機會讓你們相識、又擦出火花來的呢？

方政：有的時候真覺得"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啊！我是在99年認識朱進的。其實99年，我那個時候在海南已經很艱苦了。海南整體的經濟情況很糟糕。當時很多一塊去海口的人，包括現在有好幾個到美國的，包括周鋒鎖、張前進（音），很多與6?4有關的人，出獄以後92、93年都到海南去過。當然後來陸陸續續他們都走了。說老實話，我一個人在那裡是很艱苦的。99年的年初，北京幾個朋友就說，你還是到北京來吧。大家都離開了，你也離開吧，別在海南這樣待著了，也沒根沒基的，一個人。那時我妹妹在北京已經成家了。妹妹妹夫也說我們這個家也算你的家，你到這來吧。那時候大家都說北京的發展機會比較大。所以 99年的3月初，我就把海南這邊的事都處理乾淨，房子也退了。我就悄悄地離開海口，準備去北京。

當時我沒有身份證，為什麼呢，因為我沒戶口。我的身份證是大學時候辦的，過了10年期了。海南公安有一次就給剪了，不能用了。沒有身份證我就坐不了飛機。我也不想坐飛機，就想悄悄地離開。結果我從海口坐船，到湛江，從湛江到武昌，然後在武昌準備買88次去北京。到了武昌火車站買了票，我記得88次好像是1點多鐘還是兩點鐘的火車。那時候是12點來鐘，中間還有1、2個小時。當時和我一起的還有一個在海南做生意的女士。她是回老家河南安陽，也坐88 次。我們一起從海口到武昌，一起買的火車票。就在武昌火車站廣場，我們準備吃個飯，一會就去北京了，結果我們在廣場突然被武漢公安抓住了。我當時在那裡是想找公用電話跟武昌的一個同學聯繫一下，正準備往那去，"嘩"的一下一個麵包車停在我們身邊，下來了幾個公安，說你是不是叫方政？我說是。他們就把我的輪椅一架，就把我人"轟"地一下弄到麵包車上，就把我帶走了。跟我一起那位女士也給帶走了。她被嚇壞了。後來我就跟她說，沒事，他們是衝我來的。

後來就把我拉到很遠的一個地方，我記得是一片別墅區，那裡邊好像是他們公安的一個聯絡站、工作點之類的秘密點。他們問我說，怎麼回事，你怎麼離開海南了？去哪啊？我說去北京，就給他看車票。那些人說，不能去北京。我說，怎麼不能去北京呢？他說那不行。海南公安過幾天會把你接走。我說，那武漢離我們合肥也不遠，我從這裡回家行不行啊？也不行。他就把我的行李啊、通訊錄啊都搜查了。問我去北京幹嘛，找誰。我說不著誰，我去北京因為我妹妹家在那。另外人家給我提供一個工作機會，可能是一個書店裡的工作，謀生嘛。他們說那不行，你就在這。就把我在武漢扣留了。那個同行的女士被放走了。我就自己在這待了幾天，然後海南公安來人了，就是那些政保科的，我都認識，李科長、馬警官。他們說，啊，你離開海口怎麼不跟我們說一聲？我說沒多大的事啊，去北京也沒什麼，為什麼要跟你說啊？他說不行，跟我們回去。就買了飛機票又把我拉回了海口。

這樣一折騰呢我就生病了。因為我在海南這麼多年沒有禦寒的衣服，也沒出過海南島。武漢3月份很冷的，我就感冒、生病、咳嗽，一兩個月一直沒好。拉回去以後我也沒地方待，就住到我在海南認識的一個朋友那裡。他是一個畫家，有一個別墅，是租別人的，但是房間蠻多。我就到那裡去落腳。我太太她們幾個女孩也在那租的房子，她們要在海南找工作打工，就在那認識我的。臨離開海口之前我到這個朋友那裡去過，見過一面。然後我就離開了，也沒有很深的印象，只記得有幾個女孩住在我這個畫家朋友的別墅那。按照我太太后來的說法，就是那幾天你怎麼不在了，過幾天你怎麼又回來了？我回來住在這個朋友家以後，交往就多了。

CND ：她知道你的事嗎？

方政：她一開始時不知道。就覺得這裡有一個殘疾人，坐個輪椅。有時候聊聊天，覺得還挺特殊的。但開始只是泛泛之交。

第三部分：攜手人生路

CND：她是什麼樣的一個女孩子？描述一下你心裏的你的太太吧。

方政：就講真人吧，就現在這樣。她叫朱進，以前也練過體育。她比我小將近10歲，是76年的，那時候22歲。我記得是98年底，她大專畢業，也要找工作，因為不包分配了。她在海口這邊有朋友先來了，說你到海南來找工作吧。她就來了。但這裡也不是她想像的那樣，可能工作也很難找，她也沒有很強的專業能力，也沒什麼錢。所以幾個女孩一起租了我畫家朋友別墅裡的一個房間。就是這樣認識的。

CND：太太的個性是什麼樣？

方政：她比較有愛心。她以前當過運動員，所以她的個性屬於比較大方、比較豪爽，身體也結實。當時有個細節就是住別墅不方便，一樓都是客廳，吃飯用的，睡覺都在2樓、3樓。我有的時候上不去，她就說，我來背你！因為經常是我那個朋友背我。他有的時候忙、不在家，我有的時候在樓下就上不去。她就說，我來背，我來背！我說哎喲，你還可以啊！她說，你不知道，我以前練過體育，背你沒問題。所以她比較有愛心，對我幫助也比較大。

後來因為我不能走啦，又得在海南待下去啦。那時候我身體不好，老咳嗽生病，她就對我比較關照。我就覺得這個女孩真的不錯，有一種感覺了。後來因為住別墅不是很方便，我就另外租了一個帶電梯的房子。她們那兩三個女孩說，乾脆我們跟你一塊合租得了。我說那更好啊，分擔我一點房租，然後回家還有個照應。就這樣我們就更進一步了。什麼時候開始跟她一對一的我也弄不清楚，反正慢慢就覺得我跟她更有共同語言，更異樣一點了。

CND：一般的人都會想，要是嫁一個殘疾人的話，生活不便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你太太從來沒有因為這些有過猶豫、有過抱怨、有過遺憾嗎？

方政：可能在海南那個時候，雖然我是殘疾人，大家卻都有一種"同是天涯淪落人"的感覺，也就是說，大家的境況都不是很好。所以那個時候就削減了這種所謂的殘疾不殘疾。而且我的生活狀態，給她的感覺倒不是太覺得殘疾人有什麼了不得的困難。我不知道她怎麼想的。反正我就是有什麼事我也干，家裡做飯炒菜，她要是不方便時我來弄。出去買菜，我推個輪椅出去可能比她還快。我說海南的太陽太晒，女孩子又怕晒，出門又麻煩，我就推輪椅跑出去買。就這樣。

另外她可能覺得我比她懂得多。雖然她是念體育的，可我是學體育的，比她還高一層吧，對不對？（笑）所以她也許還有一點崇拜的感覺。她挺有愛心的，也比較單純。她不像有一些女孩子可能會有世俗的一些想法，會過多考慮一些物質的東西。那個時候我們什麼都沒有，在海南也是睡地鋪的，很簡單的。

CND：但是你不光是殘疾人，有身體殘疾的問題。你還有很多政治包袱要背著。你是什麼時候告訴她的？

方政：我是一點一點告訴她的。說老實話，她那個年齡，對6?4也很淡。

CND：她那時還不到10歲吧？

方政：13歲了。她就說什麼，解放軍好多人被你們殺死了。她還有這種想法，因為當時有很多宣傳就是這樣。我就跟她講了很多，她慢慢才知道一點。但是，首先她肯定是認為我還是一個很值得信賴的好人。她肯定是先從心裏接受我這個人，然後再附加的這些--不管是殘疾也好，政治包袱也好--她才會考慮。但是也許那些對她來說，她都認為不是很重要的。先認可了一個人之後，那個人身上附帶的這些所謂的背景，她就考慮得不是太多了。

CND： 你們什麼時候結婚的？

方政：我們正式結婚是2000年9月。中間有個插曲。99年3月我不是被抓回來了嗎？到99年底，有一次她媽媽叫她回家。我去送她。她也是坐船走，坐飛機比較貴嘛。我送她到海口的港口，坐輪渡過海。輪渡的人看我這個樣子，就說，你送她，沒事，你可以上我這個輪渡，送她過海。然後我們的船回來再把你捎回來，不要你買票。我說好啊，坐船玩一圈吧。快船一個小時就過了瓊州海峽。在船上我就說，唉，在海南這麼多年我都沒回過家，就講起來3月份被抓回來的經過。她就說，哎，這次，走，跟我一塊回去啊？咱就過海，咱就不回去。看看，抓回來再說，不抓回來，沒準可以呢。我說，也行，反正我也無牽無挂的，家裡什麼也沒有。和我一起送她的一個女孩也勸我，說我們一塊還可以照顧你，免得你一個人想回去時更麻煩。

CND：她的家在哪？

方政：她家是江蘇徐州。她說我們徐州離合肥也不是很遠。我說，那好，咱們再走一次，也許就沒人管我了。就這樣，因為送她，突發奇想，就坐這個船過了海，然後坐汽車到廣州，坐火車到徐州。先去她家。一路上很順，就到徐州了，也沒事。我想，是不是3月份的時候又是兩會、又是6?4十週年，他那次抓我。現在過了敏感時期，就沒事了。我也不怕他抓我，我有過經驗了，頂多把我帶回海口。這樣就到了徐州，作為一般朋友我跟她母親見了一面。然後緊跟著我和她就從徐州到了合肥。一到合肥，我家裡覺得是挺重大一個事。我這麼多年沒回來，一回來還帶來一個女孩，挺細心照顧我的。就覺得挺高興。不是我以前的女朋友也分手了嗎？家裡也知道，我在海南就是一個人混，也不是個事，都不小了，30多了嘛。他們就說，訂婚吧。朱進也沒反對，說好，那就訂婚。於是在合肥我們家幾個親戚朋友就一塊聚了一下，就算訂了婚。在家待了有10來天，我們又回海口了。一路暢通無阻。

那個時候就開始考慮結婚的問題了。一考慮結婚，我就出現了一個重大問題--我沒有戶口。我就要趕快想辦法，給公安部寫信，讓我妹妹也到公安部去找。當年93年的時候我離開北京，他們給了我一個"戶口遷出證明"，從大學生集體戶口遷出了。按道理戶口會跟著檔案，有工作到哪裡再落戶口。可是我到了海口，咱也沒有正式工作，海口就不讓我落，說我不符合落戶海口的條件。這樣就是一張遷出紙，海口落不上，北京又不讓回了。那張紙就一直拿在手裡。那時候沒有什麼緊迫感，沒戶口就這樣過著吧。後來一說要結婚、生孩子，這是挺麻煩的一件事，沒戶口不行。我趕快給公安部寫了一封信，說你隨便把我的戶口落到哪，北京、海口、合肥以及中國任何其他地方。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我希望有一個合法身份。不然就沒我這個人了，對吧？最後到2000年5月份，我家人說，戶口落到父母身邊了。說這可能是一個最合理的辦法。他們給我辦了一個身份證，寄給我了。2000年8月份，我對朱進說，咱們回家吧。

我們先去了北京一趟，然後從北京跟我妹妹一塊回了安徽合肥。然後，我記得是9月8號，就正式結婚了。後來發現她懷孕了，我媽不讓她走，說你就在這吧，生完孩子再說。本來我們還沒有說要離開海南、不回海口的。後來一在合肥待下來又覺得，那時候海口也沒什麼可牽掛的，也沒什麼東西了，就甭回去了。 2001年5月5號，我女兒出生了。就這樣，從2000年就徹底離開了海南，到了合肥，跟父母生活在一起。一直到我這次離開中國，都是在安徽合肥。

CND：這期間你做什麼呢？

方政：幾個過程吧。1992年之前是在學校，比較簡單。1992年到2000年是在海南，這個時間比較長。剛開始是做房地產銷售和物業管理。緊跟著沒多長時間，海南房地產泡沫崩潰了，照顧我的這位大姐的先生公司的情況也不太好。所以我就自己出來，在工地旁邊開個小商店，小便利店。然後後來那邊整治路，工頭就利用工地整修，商店就開不了了。大概是1995、96年，我又跟朋友合夥開過一個小旅遊公司，干了有兩、三年。後來整頓旅遊市場，我們沒有保證金--要交幾十萬的保證金的--後來遇到些波折，又結束了。為什麼認識這個畫家朋友呢？是因為跟朋友還搞過一個畫廊，藝術交流中心，幹過一段時間，所以認識了畫家。中途還和朋友合夥開過一個火鍋店吧，我記得。也都是不成功，反正咱也不是經商的料（笑）。但是為了謀生做過很多事。

CND：回到合肥以後呢？做什麼？

方政：回到合肥，生了孩子，2001年以後我跟我太太很著急。老跟父母在一起當然是衣食無憂啦，生活、吃飯倒是沒什麼問題，父母都有退休金。但我倆也著急要干個事。後來我太太就說，我想開個店，就是那種化妝品啊、美容的那種店。我說，也行啊，我也可以幫你。正好有一個朋友幫忙。說來還要感謝她，我受傷以後這麼多年，這個朋友，一個美國的老大姐--不知道她願不願意我把她的名字說出來--是姓楊的一個女士。她是通過網上的民主論壇給了我們折合人民幣大約3萬塊錢的幫助，說希望我們做個小生意謀生。這是給我們的唯一的一筆比較大的資助。

在這中間也有一些其他的幫助。比如說丁子霖老師她們，天安門母親，跟我聯繫上之後，後來的這幾年大概每年給過我2000到4000元人民幣不等的支持。這是我在國內明確得到的幫助。所以我很感激。官方當然沒有任何表示。既然你問到20年，我覺得說出來對他們也不會有什麼壞的影響。在20年當中，其實也有很多朋友的關愛，也間接得到過海外朋友少許的幫助。一個姓張的女士，也是美國的。不知道從哪裡知道我的地址，曾經還給我寫過一封信，好像還給我寄過一點美元。都是很有愛心的人。在國內那麼艱苦的環境裡，讓我感到挺溫暖的，有人支持我。尤其像丁老師、天安門母親。她們雖然都是死難者家屬，但是也把我們這幾個傷殘的人員納入了她們天安門母親的群體。比如說每年有一些公開信啊、呼籲、簽名，我們都是在其中之列的。而且在生活上給予我一定的照顧，很不容易，這麼多年一直在堅持著。我覺得丁老師做這件事，並不是只包括我一個人，還有很多難屬、很多傷殘人，或多或少她都盡力支持。我想她給我的是最多的。

CND ：咱們現在轉一下話題，說一說你到美國來以後有什麼打算，還有現在的安排是什麼樣的。大家都非常關心你現在的情況和以後的計畫。

方政：對，這就是一個全新的生活展開了。在國內來之前呢，有一個2008年奧運會。08年這個時候，官方--我們當地的政府--也積極地做了很多工作。不知道出於什麼樣的想法。也許是希望08年奧運會的時候要穩定吧，是出於擔憂；也許是他知道我有出國的想法。我記得當時地方的政府說，你要是答應不出國，我們會給你什麼樣的安排等等。當時我就跟他們說，我不懷疑你們地方公安或者殘聯的這種真誠，但是我的問題是，第一，你這個來得太遲了，將近20年了都過去了。在這之前你們沒有給過任何幫助。第二，你們這也不是最終的、來自中國政府的一個解決方案。我的感覺，這不是很穩定的。你們的承諾能代表中國政府的意見嗎？會有多久？而且會不會有變化？你不能讓我有放心的感覺。

我記得那時候我拿了護照想出國之前，殘聯系統、公安系統的人都找過我很多次。剛開始是勸我不要出國，後來我說我還是想出國看看，這麼多年了，對吧？再一個呢，我想出國做一個好一點的假肢，對我的生活和工作都會有更大的幫助。他們又說，那你就等2009年7月份再出國，6?4以後再出國--就講明瞭。我就笑笑說，這是個特殊時期是吧？過了6?4是吧？他說，是啊，你也知道你自己的情況。我說，我不好答應你。因為出國是海外的朋友在幫忙，機票都是他們買的。時間當然要由他們來定。而且對於我來說，什麼時間不是很重要。所以，我說，可能上半年2、3月份就要出來。後來他們就說，你一定要堅持出國，我們不一定會強行阻攔你。但是你要考慮後果，我們也許就不會再讓你回來了。這是當時公安明確跟我講的談話內容。

當然最後我還是順利地拿了護照，我是在奧運會期間拿到的護照。然後就出國了。

CND：你現在是在加州那邊吧？

方政：對。我這次出國主要是舊金山那周鋒鎖他們的"人道中國"給我的幫助。他們給我發邀請，然後第一站到那裡，前期的安頓都給了我很大的幫助。

CND：你在美國有什麼計畫呢？要做假肢，買輪椅，還有什麼？

方政：輪椅的問題這次來華盛頓就可以解決了。這邊有一個美國的熱心朋友說幫我弄了一個輪椅。輪椅其實倒不是大問題。我現在帶了一個輪椅，也湊合能用。儘管破爛一點，但還能用。這裡輪椅店很多，很容易找到適合我的輪椅。而且我不想要電動輪椅。我自己推，對身體也有好處。等到以後我推不動了再換電動的吧。主要就是假肢。在美國裝一個好一點的假肢費用是很高的。現在還沒有完全定下來，但是肯定是可以裝的。費用方面，一些朋友還在尋找美國一些機構的資助。因為如果靠籌措，就要靠海外朋友個人來貢獻，對大家也是一個很大的壓力。如果能夠得到機構的資助當然是最好的了。

CND：好的假肢大概需要多少費用？

方政：大概要5萬美元左右吧。

CND：是裝到身上就可以走路了嗎？

方政：也不是那麼簡單。當然要自己適應，它畢竟是個身外之物。它的好就好在質量，比如說穩定性會好一點，或者人穿上不是很難受，適應性會好一點。最主要的還是自己要去努力地跟它訓練、磨合。這個過一段時間就會知道了。

CND：你們全家是移民嗎？

方政：我這次來拿的是旅遊簽證。但是我想尋求在這裡獲得移民的身份。還沒開始辦。我是想留在美國。我來到美國之後的感受就是，我覺得這還是挺好的，自由的天地。另外很多朋友也說，不要擔心，在美國如果你不是追求很高，作為一個簡單的生活是沒有問題的。我們就是很平常的，包括我太太，就是要追求一個很平靜很簡單的生活，主要是考慮孩子能夠有一個很好的生長環境和教育環境。這就行了，就夠了。我們不會去追求多麼高的生活水平，從來沒想過。所以朋友們都說，如果你們這樣想，應該是沒問題的，在美國肯定能生活下去。所以我就想，那行。先做第一步的打算，準備長期留在美國生活。

說老實話，這三個多月，趕到這段特殊的時間來，是因為有這種責任和使命，要參與各種紀念活動。我覺得我作為一個親身經歷者，也是受害者。我們要不說，那誰說呢？對不對？怎麼叫紀念6?4？第一步就是要把真相告訴大家。然後讓大家在這個真相的基礎上去做他自己合理的判斷。所以一直到現在才剛剛相對比較穩定下來。前一段時間我們在舊金山跟朋友合住在一起，跟這個家裡合住、跟那個家裡合住，還沒有完完整整地自己作為一個家庭開始生活。我想這下一步是我和我太太要面對的。我們自己要開始生活。我們要去租房子，要去買菜，要送孩子上學，要過日子。現在是剛剛開始。

CND：這一天肯定很快就會到了。

方政：很快，（笑）馬上就要有。因為你不能老跟別人生活在一起呀，不是個長久之計。我太太的心態很好。她說，沒問題。她說，什麼工作她都可以做，從最基本的做起。她來後這段時間我們要是沒什麼事，或者我要是有事，她在家，她還給別人在家裡做過幾天保姆，還掙了幾百塊錢呢（笑）！她還給人去打掃衛生，這也干。她受的教育也許不是很多。我們兩個都有一個共同的問題就是語言都不能過關。當然在加州語言的壓力不是特大。她要是在華人圈裡找工作倒是能掙一點錢養家的。

對於我來說我就不能依賴這個。首先我想，一個家裡，尤其對孩子的成長來說，必須要有一個人要接觸這個美國社會。那麼首先語言必須要過關。所以我想我今後這1、2年甚至2、3年的時間，首先要做的就是去學習。在學語言的同時也許我還會去學其他的，這是一個相互促進的過程，也不是單純地就是學語言。也許在學習的過程中同時語言也會有所提高。

我女兒來上2年級，下學期也許上3年級。她8週歲了。不管她上2年級還是3年級，反正我跟著她一塊進步吧。（笑）沒準3年以後，她上到5年級或者6年級了，那我們大家都會有進步的。所以我們的當務之急是學習。

除了學語言，既然來到了美國，我就要瞭解美國社會。就要學一些在美國相關的一些專業性的東西。有機會的話我也想去學習。

CND：你今年多大年紀了？

方政：我42週歲多，快43了。

CND：完全來得及的。

方政：來得及！（笑）但是我現在心虛，不知道能不能學下來。我是這樣想：也許我學個3年5年的，不一定能夠拿到什麼博士、碩士學位。但是我想，在學的過程中我已經掌握了很多。我不是追求什麼學位，我也不想去做很專業的人。比如說我去學法律。我可能學了3年5年，很艱苦。我就要去學它。學了5年我未必能夠拿到一個法學的博士碩士，但是我想通過學習，我會有一定的積累。這就夠了。這為我以後再去關注中國，關注與我們相關的事情是會有很大的幫助的。我就是這樣想。我就想在學一個專業的同時去豐富自己。我不想就拿著一本英語書去學語言。結合專業去學，慢慢的呢，就像螞蟻搬家一樣，我通過幾年的學習，會有進步的。畢竟才40多一點。好像還行，我覺得我的精力還能跟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