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中國的經濟增長有一個非常特殊的現象，那就是社會對經濟增長所能承受的浮動空間非常狹窄。二零零七年以前，增長率超過百分之十的時候，中國政府不得不用緊縮的宏觀調控來解決經濟過熱的危機；而當經濟增長速度有可能滑至百分之八的時候，中國政府又不得不動用經濟刺激計畫來推動經濟增長。由此可見，中國經濟根本就沒有沒有結構調整的空間。
百分之十的增長超過了環境和資源所能允許的極限，這一點不難理解。但是，百分之八在任何社會都應該是皆大歡喜的經濟增長速度，爲什麽在中國卻成了危機的臨界點呢？爲什麽中國對經濟增長的超高速度又如此之深的依賴呢？誠然，歷史遺留的就業壓力是一個因素，但是更重要的因素卻來自以下兩個方面。
一是因爲超高速度的增長成了中國統治者用來證明自己統治合法性的唯一基礎。沒有了這個基礎，這個政府很快便會被拋棄。另一個因素則是因爲這個政府爲了維持支付剛性政治結構的日益增高的成本，它必須要依靠超高速度的增長來提供財政、物質基礎。對層出不窮的群起抗爭事件進行鎮壓需要成本；通過放縱一定程度的腐敗來收買官員幫助其維持政權也需要成本。經濟和財政收入的快速增長是政治的超剛性結構的一個重要的物質基礎。
任何經濟活動，在獲取經濟成果的同時，都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國民經濟的增長也是如此。沒有成本，就沒有經濟增長。這個成本包括生産活動中投入的勞動、資本、自然資源，同時還有環境成本。合理、能持續的經濟活動的一個必要條件就是收益要超過成本。而六四以後的中國經濟增長實際上是一種入不敷出的增長。這就是我將其稱之爲"超成本的增長"的原因。
中國增長的超成本性質隨處可見。例如，根據世界銀行和經合組織兩個國際機構對中國環境污染所形成的損失的估計，僅是空氣和水污染的成本就高於中國國內生産總值的增長。換言之，如果將污染成本考慮進去，中國的增長實際上是負值。這種負增長能夠維持下去，是因爲中國政府將這種環境破壞的成本轉移到中國的下一代、甚至下幾代公民的身上了。
這種入不敷出的增長還可以通過中國普通勞動者的收入狀況得到證明。根據中國官方自己公布的資料，中國一億五千萬農民工和七億多農村人口的實際收入，在一九九五年到二零零五年的十年間根本沒有增長。中國藍領工人的實際工資的增長，也大大低於國民經濟的增長速度。也就是說，絕大多數中國普通勞動者所付出要比他們所得到的多得多。其實，絕大多數民眾的收入增長低於國民經濟總體增長也正是六四以後中國經濟結構出現持續的消費比重下滑的最根本的原因。
超成本的增長的成本爲當前佔社會絕大多數的普通勞動者承受，同時也將爲中國未來的幾代人來承受。可以說，這樣一種增長向我們的後代"透支"來的增長；是向普通勞動者"壓榨"來的增長。
但是，增長的利益卻爲少數權貴階層所攫取。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中國的政府官員和與政府官員密切的企業主們的收入大大地高於國民經濟的增長。除了他們的賬面收入之外，他們利用特權所揮霍的社會財富就更是不計其數了。雖然我們無法得到這方面的準確數字，但是仍然可以從一些只鱗片抓的公開信息中窺見一斑。例如，現在抓出來的貪官，貪污的數字動則以千萬、億、或數十億來計算。這就是一個明證。
這種增長利益的獲得和增長成本的承受的不對稱性正是中國持續出現投資過熱和超高速度增長的根本原因。中國的投資過熱背後的推動者主要有兩個：一是投資者，或者是中國的企業主、或者是國際的投資家。另一個是中國的政府官員。中國的投資者追逐的是高額利潤。而政府官員追逐的則是在投資過程中收取的賄賂。他們各得其好。政府官員同時還通過維持穩定的理由，壓制工人們爭取自己合法利益的正當權利。
中國的超剛性的政治結構和超成本的經濟增長互爲因果、相互補充。持續的"超剛性"一定會導致斷裂；持續的超成本和一定會走向破産。不幸的是，承受這種社會斷裂和經濟破産雙重惡果的一定是絕大多數普通的中國人。這就是"六四"給中國社會帶來的歷史後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