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9-06-06 19:56:45作者：
六四槍聲於6月3日響起的時候，當年還讀高中的佟爾丹（化名），剛與同學慶祝18年來第一個生日，過了這個快樂生日後，20年來的這一天，都因為中共屠城而在悲傷中渡過。她身邊的同學、親人在中共於6月3日晚至6月4日上午的鎮壓行動中，被戒嚴部隊開槍打傷打死。佟爾丹說，北京市民在89學運期間變得友善了，團結了，學運喚起了人們的良知，她相信，如果再有一次學運，北京市民還是會像89年一樣，支持聲援學生。
89 年時，佟爾丹在北京花園村中學（現改名首師大二輔中）讀書，知道大學生在遊行，反官僚、爭民主，後來很多學校的學生都遊行到天安門聲援學運，她和同學也去了，大家自發的徒步走了15公里到天安門，忘了走了多長時間，只記得當時路上全是人，很擠，走著走著都不覺得累。那時，公共汽車司機都把車門打開，「快上來，快上來」，讓學生們上車，免費送他們到天安門。她走到天安門時，那裡都是學生。
「那個時候，北京市民特別特別團結，互相之間的感情，突然間特別友好，誰碰到誰呀，都會互相笑一笑。公車司機也特別友好，你隨便上那部車都可以。」佟爾丹說道。
佟爾丹6月4日生日，6月3日她提早慶祝，那是她第一次過生日，請了好多同學去家裡。下午4、5點鐘同學都走了，後來看新聞，當局叫市民全都不要出去，說是戒嚴。
「不是放炮， 肯定是開槍了！」
佟爾丹家離木樨地，解放軍開槍的地方，特別近。約7、8點，「聽了新聞不久，就聽到外面有槍響，那時不知道是槍響，我媽也聽到了，我跟我媽說：誰放炮呢？我媽說：不是放炮，肯定是開槍了！」
於是她跟爸爸走出宿舍的院子去看個究竟，馬路上全是人。因為她家附近有好幾所大學，大學生都出來了，他們情緒激動。
她看見一輛大卡車載著從首鋼運來的一根根實木大棍子，有人說是當局拿去用來打人的，被學生攔截下來，好多人上車搶走棍子，說要拿家去當拖把用。
同學後背中了一顆流彈
她還看到一位同班同學在往前跑，因為離得遠，所以沒有喊他。第二天，獲悉他在離她家不遠處，後背中了一顆流彈，從樨地飛過去的，他被送去海軍總醫院了。過了一段時間碰到那位同學，佟爾丹跟他說起這事，他說：「你怎麼不叫我呢？！叫住我，我可能就不會中彈了。」
6月3日深夜仍聽到很多人在喊，「砰砰」的槍響不斷。
親戚無辜被殺 兒子死了母親瘋了
後來聽到，佟爾丹一個親戚，家在木樨地附近，兒子剛滿月，出去取預定的牛奶的路上，被打死了。家裡人找了好幾天，最後在木樨地的復興醫院找到屍體。當局賠了幾百塊錢就不管了。他的兒子現在已經20歲了。屠城後，很多人都是這樣，到各個醫院去找親人。
還有一位家住長安街的母親，兒子被打死後就瘋了，到現在仍精神不正常。
坦克輾過的人都鏟不起來
佟爾丹說，那時北京市民都覺得廣場上的學生很不容易，他們是在為百姓說話。北京市民都自發的送吃的，送水給學生，包括她家在天安門附近的西單的老師。老師說：「誰要說沒殺人的話，我怎麼相信。（哽咽）那坦克把人碾得，最後死的人鏟都鏟不起來，知道嗎？！」「政府說沒開一槍，開一炮，這些東西你跟誰說？我們都是親眼看到！」北京很多民眾親身經歷過這些，他們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
讓佟爾丹痛心的是，一些沒有親身看到這場屠殺，親人沒遇害的外省市人，完全聽信了中共的謊言，說：社會不能亂，為了穩定，如果是我，我也會鎮壓。佟爾丹很多朋友親身體會到他的親人沒有了，知道中共是個什麼東西，其中一位朋友的手還被槍傷了，他說：「我怎麼可能相信共產黨！」
她的很多同事，當時是大學生或者是工作了，因為參加遊行等聲援大學生，被開除學籍或者被處份等。
六四屠城後，北京很多學校停課，佟爾丹的一位男同學復課後像被嚇傻了似的告訴他們，他跑到天安門附近去了，他是檢了一條命回來的，他沒想到那麼可怕。
中共軍隊的槍聲，從6月3日晚上至6月4日早上都未停過，在長安大街上排成一列的解放軍，見人就掃射；坦克隊列亦停靠在天安門廣場，廣場附近滿目瘡痍，被坦克輾壓得血肉模糊的屍體，單車和鐵欄殘骸佈滿四周。
佟爾丹和幾個女同學聽後特別難過，在學校操場上哭了，大家都不敢相信：（中共政府）怎麼會對學生開槍呀！
學校牆上留有數個子彈洞
她還說，學校外面的牆壁上，有好幾個子彈洞。有人說是屠城當天晚上，解放軍追吾爾開希等人時開槍打的洞眼。
北京學校復課後，佟爾丹說，上高三的學生都要接受軍訓，上大學新生也全都要接受軍訓。她的一位上北京大學一年級親戚，被送到北京以外的地方接受軍訓一年，「去洗腦去了」，好像期間都不讓他們回家。
復課後，老師都不敢提六四事件，佟爾丹說：「我覺得中國人都被嚇怕了，每到事態嚴重的時候，他們就不敢再去講真話了，不敢說了。」
佟爾丹媽媽的工作單位，則大會小會不停的開，說學生是暴徒，破壞社會秩序。她媽媽和一些親身經歷過六四的人，後來卻相信中共說的一套：是有暴徒挑動學生針對政府。她父母都是中共建政後出生的，從小便接受中共的黨文化教育，「被洗腦了，什麼都盲目地聽共產黨的話，沒有自己太多的思考，或者自己去想，自己去看這些東西是真的是假的，共產黨說什麼就信什麼」。
佟爾丹慨嘆說，現在的人更盲目的是，很多人都拜金，特別看重金錢，非常非常的自私，只要自己過得好，其它的一概不想，物質利益才是第一重要的。
佟爾丹指出，89年學運的時候，北京市民真是一條心，覺得這個社會要改變了。可惜的是，鎮壓以後，中國人變得更害怕了，即使他知道或者明白的敏感話題，他也不敢去說去碰，變得很麻木。特別是北京等這些大城市，在中共的鼓吹下，人們追求物質享受，其它東西都不重要了。大部分人都變得很麻木，不知道自己活著在做什麼。
佟爾丹說，89學運的時候，把北京市民好的一面喚醒了，大家互相幫助，變得友善，連小偷都說不偷東西了。她相信，若再發生反貪、反官倒、爭取民主制度的類似運動，北京市民的良知會被喚醒，還是會站出來支持維權的。 ◇
89 年時，佟爾丹在北京花園村中學（現改名首師大二輔中）讀書，知道大學生在遊行，反官僚、爭民主，後來很多學校的學生都遊行到天安門聲援學運，她和同學也去了，大家自發的徒步走了15公里到天安門，忘了走了多長時間，只記得當時路上全是人，很擠，走著走著都不覺得累。那時，公共汽車司機都把車門打開，「快上來，快上來」，讓學生們上車，免費送他們到天安門。她走到天安門時，那裡都是學生。
「那個時候，北京市民特別特別團結，互相之間的感情，突然間特別友好，誰碰到誰呀，都會互相笑一笑。公車司機也特別友好，你隨便上那部車都可以。」佟爾丹說道。
佟爾丹6月4日生日，6月3日她提早慶祝，那是她第一次過生日，請了好多同學去家裡。下午4、5點鐘同學都走了，後來看新聞，當局叫市民全都不要出去，說是戒嚴。
「不是放炮， 肯定是開槍了！」
佟爾丹家離木樨地，解放軍開槍的地方，特別近。約7、8點，「聽了新聞不久，就聽到外面有槍響，那時不知道是槍響，我媽也聽到了，我跟我媽說：誰放炮呢？我媽說：不是放炮，肯定是開槍了！」
於是她跟爸爸走出宿舍的院子去看個究竟，馬路上全是人。因為她家附近有好幾所大學，大學生都出來了，他們情緒激動。
她看見一輛大卡車載著從首鋼運來的一根根實木大棍子，有人說是當局拿去用來打人的，被學生攔截下來，好多人上車搶走棍子，說要拿家去當拖把用。
同學後背中了一顆流彈
她還看到一位同班同學在往前跑，因為離得遠，所以沒有喊他。第二天，獲悉他在離她家不遠處，後背中了一顆流彈，從樨地飛過去的，他被送去海軍總醫院了。過了一段時間碰到那位同學，佟爾丹跟他說起這事，他說：「你怎麼不叫我呢？！叫住我，我可能就不會中彈了。」
6月3日深夜仍聽到很多人在喊，「砰砰」的槍響不斷。
親戚無辜被殺 兒子死了母親瘋了
後來聽到，佟爾丹一個親戚，家在木樨地附近，兒子剛滿月，出去取預定的牛奶的路上，被打死了。家裡人找了好幾天，最後在木樨地的復興醫院找到屍體。當局賠了幾百塊錢就不管了。他的兒子現在已經20歲了。屠城後，很多人都是這樣，到各個醫院去找親人。
還有一位家住長安街的母親，兒子被打死後就瘋了，到現在仍精神不正常。
坦克輾過的人都鏟不起來
佟爾丹說，那時北京市民都覺得廣場上的學生很不容易，他們是在為百姓說話。北京市民都自發的送吃的，送水給學生，包括她家在天安門附近的西單的老師。老師說：「誰要說沒殺人的話，我怎麼相信。（哽咽）那坦克把人碾得，最後死的人鏟都鏟不起來，知道嗎？！」「政府說沒開一槍，開一炮，這些東西你跟誰說？我們都是親眼看到！」北京很多民眾親身經歷過這些，他們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
讓佟爾丹痛心的是，一些沒有親身看到這場屠殺，親人沒遇害的外省市人，完全聽信了中共的謊言，說：社會不能亂，為了穩定，如果是我，我也會鎮壓。佟爾丹很多朋友親身體會到他的親人沒有了，知道中共是個什麼東西，其中一位朋友的手還被槍傷了，他說：「我怎麼可能相信共產黨！」
她的很多同事，當時是大學生或者是工作了，因為參加遊行等聲援大學生，被開除學籍或者被處份等。
六四屠城後，北京很多學校停課，佟爾丹的一位男同學復課後像被嚇傻了似的告訴他們，他跑到天安門附近去了，他是檢了一條命回來的，他沒想到那麼可怕。
中共軍隊的槍聲，從6月3日晚上至6月4日早上都未停過，在長安大街上排成一列的解放軍，見人就掃射；坦克隊列亦停靠在天安門廣場，廣場附近滿目瘡痍，被坦克輾壓得血肉模糊的屍體，單車和鐵欄殘骸佈滿四周。
佟爾丹和幾個女同學聽後特別難過，在學校操場上哭了，大家都不敢相信：（中共政府）怎麼會對學生開槍呀！
學校牆上留有數個子彈洞
她還說，學校外面的牆壁上，有好幾個子彈洞。有人說是屠城當天晚上，解放軍追吾爾開希等人時開槍打的洞眼。
北京學校復課後，佟爾丹說，上高三的學生都要接受軍訓，上大學新生也全都要接受軍訓。她的一位上北京大學一年級親戚，被送到北京以外的地方接受軍訓一年，「去洗腦去了」，好像期間都不讓他們回家。
復課後，老師都不敢提六四事件，佟爾丹說：「我覺得中國人都被嚇怕了，每到事態嚴重的時候，他們就不敢再去講真話了，不敢說了。」
佟爾丹媽媽的工作單位，則大會小會不停的開，說學生是暴徒，破壞社會秩序。她媽媽和一些親身經歷過六四的人，後來卻相信中共說的一套：是有暴徒挑動學生針對政府。她父母都是中共建政後出生的，從小便接受中共的黨文化教育，「被洗腦了，什麼都盲目地聽共產黨的話，沒有自己太多的思考，或者自己去想，自己去看這些東西是真的是假的，共產黨說什麼就信什麼」。
佟爾丹慨嘆說，現在的人更盲目的是，很多人都拜金，特別看重金錢，非常非常的自私，只要自己過得好，其它的一概不想，物質利益才是第一重要的。
佟爾丹指出，89年學運的時候，北京市民真是一條心，覺得這個社會要改變了。可惜的是，鎮壓以後，中國人變得更害怕了，即使他知道或者明白的敏感話題，他也不敢去說去碰，變得很麻木。特別是北京等這些大城市，在中共的鼓吹下，人們追求物質享受，其它東西都不重要了。大部分人都變得很麻木，不知道自己活著在做什麼。
佟爾丹說，89學運的時候，把北京市民好的一面喚醒了，大家互相幫助，變得友善，連小偷都說不偷東西了。她相信，若再發生反貪、反官倒、爭取民主制度的類似運動，北京市民的良知會被喚醒，還是會站出來支持維權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