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慚愧之餘，又看到《南方都市報》採訪"鄧玉嬌案"案發地的公安局長，局長大人在解釋為什麼從開始的"按倒"到了後來的"推坐"、從"特殊服務"到了"異性洗浴服務"的措辭變化時，一口否認曾經有人那麼說過："是從哪裡來的消息？我們不知道"："這個我不清楚，但我相信是沒有的。"言猶在耳而視頻、音頻記錄尚在的情況下，做掩耳不聞狀否認。
另外，局長大人還說："我不知道為什麼把它弄得這麼複雜。因為鄧貴大有一個公務員身份。我們在辦理案件過程當中，從整個情節看，確實是一件很普通的命案。這件事公眾、媒體角度要把它定位為一個悲劇，對死者、生者家人來說，也是悲劇。"
確實這是一個悲劇，至於是不是死者的悲劇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在這種狀態下，快變成一場醜劇倒是很有可能。是不是一件很普通的命案我也不知道，但如果普通到打瞌睡的程度，相信我們的社會還真是太經不起挑逗了。在局長大人眼中如此普通的命案，竟然被如此的關注。
我想，大多數生活在現代社會的人確實沒有學習過法律方面的課程，對於某些事情的判斷無非是出於常識與生活經驗，以及我們社會公認的道德準則。或許其中有所偏頗的地方，但這個並非關鍵所在。
關鍵的地方在於，在什麼狀態下民意會做出完全錯誤的判斷？從局長大人閃爍不定的措辭、不斷變化的情況中，以及原來沒有出現、現在作完證就消失了、連局長大人都不知道去向的旁觀者中，我們作為民意如何進行判斷？或者我們可以換一個問法：請問，我們應該怎麼判斷這件事？
記得有個冷笑話是這麼說的。某有錢人向一個正在大吃肥肉的乞丐說：這樣不好，不健康。該乞丐冷冷地說：我快餓死了。如果沒有向公眾披露真相的話，扯什麼民意干預司法，就大致相當於那塊對於富人來說是膽固醇殺手、對於窮人來說是救命良藥的肥肉了。
換句話說，通過這麼多的所謂精神病鑑定、"爸爸，他們打我"、更改了數次的案情通報，民意對於司法並無意見了，根本質疑之處是至今模糊不清的真相。而質疑這種真相的心理，是出於對當地司法機構的不信任。
民意這件事從來不是妨礙司法的武器，倒往往是被司法所利用或者損害的對象。記得在我小的時候，住宅區的牆上總是會出現一紙帶著紅印的公告，上面說某些人"民憤極大"，所以判處了死刑。至於他們民憤到了多大是我不知道的，但根據這個表述，我也在"民憤"當中。
而現在民智漸開的時候，民意又被某些人轉換成了妨礙正常司法的工具。如果這是真的，確實我們應該警醒。但民意是否真的改變了什麼？嫖宿幼女還是嫖宿幼女、官員復出還是官員復出，就連我們想追問一下鄧玉嬌到底為什麼一會兒被送進醫院"保護性"捆在病床上、一會兒又被押回警察局都得不到滿意的答覆，談什麼影響專業的司法判斷，未免讓人無語凝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