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前年一月獲釋的高鴻衛，很希望能參與六四事件二十週年的紀念活動，但由於他被判剝奪政治權利八年，他不可以參加，加上中國政府極為緊張，估計屆時北京也不會有公開紀念活動，但他會在家中悼念那些遇難的學運參加者。他說：那些學生不明不白的死了，甚至有些是過路的，也死了。我親眼看見他們被打死。我不會忘記六四。
高鴻衛原本是北京煤炭廠工人，二十年前他只有十九歲。他說，當年聽了學生領袖王丹和作家劉曉波的演講後，認為中國人是時候當家作主，因此上街，支持學運。六四事件後，他被中國政府認定為"暴徒"，被法院以放火罪判處無期徒刑，後來獲減刑，最終渡過了近十八年的鐵窗生活。
高鴻衛說，雖然失去了十八年的光陰，但他並不後悔。他說：不後悔，我們每人應為自己所做的事負責，當日我是聽到王丹和劉曉波的演講，我覺得公民應當家作主。我不是沒有思想過他們的說話。到現在，特別經歷過坐牢，我更加敬佩劉老師，他對我的人生都會有很大的影響。
高鴻衛九歲時失去了母親，父親則在他被捕後受不住打擊含恨去世。十八年後，他孤獨一人，住在母親剩下的破舊平房。由於沒有收入，他只好把僅六十平方米的小平房分租給外地民工，自己住在十五平方米的房間裡。獲釋初期，他每隔一週就要向有關部門報告，後來政府發覺他沒有與其他民運人士接觸，於是沒有再要求他報告。
他說，當年與他一起在北京第二監獄服刑的還有學運領袖王丹、活躍異見人士陳子明和孫立勇等，但除了現居於澳洲的孫立勇外，沒有一人與他接觸，關心和幫助他。他說：如果他們有心，會主動接觸我。我們一起坐牢，我怎樣情況，甚麼時候出來，他們很清楚。所以孫立勇跟我接觸時，我特別感動。
高鴻衛說，他並非要佔便宜，但當年大家是因為同一信念而成為階下囚，理應互相幫助。好像他本人，知道仍在第二監獄服刑的同被指為八九"暴徒"的李玉君生活艱苦，因此就算自己生活艱難，也會送一點錢到監獄，讓他的生活過得好一點。他說：仍被囚八人中，他應是最苦的。他家人在東北，沒有理會他。有時候我會送點錢，因為在裡面太苦。好像我當時，沒有送錢，沒錢買內衣服，很多物資都沒有。他說，由於沒有錢，他出獄後沒有到過醫院檢查。他目前最希望找到工作，可以自力更生，與他的新婚妻子過上安穩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