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9-04-21 09:19:22作者：
孟子說： 「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 」如果一個政府官員動不動就控告公民「誹謗」 ，如果一個地方政府將「誹謗罪」發展成為打壓公民批評的法寶，如果一個地方法院公然創造出了「誹謗政府」的罪名，這只能說明，他們其實並沒有受到什麼誹謗，而不過是在濫用權力「自我誹謗」 ， 「自取其謗」罷了。
河南靈寶青年王帥網上發帖影射舉報政府違規征地，以涉嫌誹謗罪被刑拘8天。在輿論的持續關注下，靈寶警方被迫改正錯誤，有關責任人員受到了處理。 同樣是網上發帖曝光政府違規征地，內蒙古男子吳保全兩度被鄂爾多斯市警方跨省抓捕，並以「誹謗他人及政府」的罪名被判刑1年，吳不服而上訴，在未新增「犯罪事實「的前提下，刑期竟然被加至2年。
公民因批評政府或政府官員而被治以「誹謗罪」 ，王帥和吳保全並非僅有的兩個例子。 「刑法」規定，誹謗罪屬自訴案件，告訴的才處理「 ，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的除外「 ，但一些地方政府和政法機關視公民的批評為仇寇，隨意將公民的批評定性為」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 ，目的就是為了以公訴代替自訴，以便用」誹謗「罪名對膽敢批評政府或政府官員的公民施以」專政「 。
在重慶「彭水詩案」 ，陝西「志丹簡訊案」 ，山西「稷山文案」直至河南靈寶「王帥誹謗案」等案件中，地方政法機關為了給公民套上「誹謗罪」 ，給公民扣上「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的帽子，將原本須由被「誹謗」的政府官員提起自訴的案件，改為由政法機關直接介入。在「吳保全誹謗案「中，在地方政府和政法機關的干預下，內蒙鄂爾多斯市地方法院竟然在判決書中稱吳保全」誹謗他人及政府「 ，這無異於在」刑法「規定的罪名之外創造了一個新的罪名---誹謗政府罪。法院擅自虛構「誹謗政府罪」 ，實在是法律的恥辱，是司法機關的恥辱，令法治為之蒙羞！
必須強調，在現代法治社會，政府官員作為執掌公權力的公眾人物，其名譽權，隱私權需要受到限制，即便他們自認為受到公民「誹謗」而提起自訴，法律也不應無條件支持他們的主張，因為法律不能要求公民對政府官員的批評百分之百事實準確，態度絕對中肯，否則只會從根本上將公民的批評權，監督權徹底取消。 即便公民的批評有不當或失實之處，政府官員享有充分的公權資源和話語渠道，也完全有條件以適當方式（如舉行記者招待會，在官方網站發布公告或聲明）予以澄 清，而大可不必針對公民提起名譽，隱私及誹謗侵權訴訟。更重要的是，政府的名譽和形象建立在法治與公信基礎之上，不會僅僅因為公民的批評而嚴重受損，政府作為公法人，不具備私法人享有名譽權的基礎，政府更不能針對公民提起名譽侵權及誹謗侵權訴訟。
概言之，普通人可能很容易受到他人的誹謗，但政府官員理當具有比普通人更強的「抗誹謗能力」 ，政府則根本不可能受到「誹謗」 ，所謂「誹謗政府罪」純粹是無稽之談。孟子說： 「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 」如果一個政府官員動不動就控告公民「誹謗」 ，如果一個地方政府將「誹謗罪」發展成為打壓公民批評的法寶，如果一個地方法院公然創造出了「誹謗政府」的罪名，這只能說明，他們其實並沒有受到什麼誹謗，而不過是在濫用權力「自我誹謗」 ， 「自取其謗」罷了。
河南靈寶青年王帥網上發帖影射舉報政府違規征地，以涉嫌誹謗罪被刑拘8天。在輿論的持續關注下，靈寶警方被迫改正錯誤，有關責任人員受到了處理。 同樣是網上發帖曝光政府違規征地，內蒙古男子吳保全兩度被鄂爾多斯市警方跨省抓捕，並以「誹謗他人及政府」的罪名被判刑1年，吳不服而上訴，在未新增「犯罪事實「的前提下，刑期竟然被加至2年。
公民因批評政府或政府官員而被治以「誹謗罪」 ，王帥和吳保全並非僅有的兩個例子。 「刑法」規定，誹謗罪屬自訴案件，告訴的才處理「 ，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的除外「 ，但一些地方政府和政法機關視公民的批評為仇寇，隨意將公民的批評定性為」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 ，目的就是為了以公訴代替自訴，以便用」誹謗「罪名對膽敢批評政府或政府官員的公民施以」專政「 。
在重慶「彭水詩案」 ，陝西「志丹簡訊案」 ，山西「稷山文案」直至河南靈寶「王帥誹謗案」等案件中，地方政法機關為了給公民套上「誹謗罪」 ，給公民扣上「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的帽子，將原本須由被「誹謗」的政府官員提起自訴的案件，改為由政法機關直接介入。在「吳保全誹謗案「中，在地方政府和政法機關的干預下，內蒙鄂爾多斯市地方法院竟然在判決書中稱吳保全」誹謗他人及政府「 ，這無異於在」刑法「規定的罪名之外創造了一個新的罪名---誹謗政府罪。法院擅自虛構「誹謗政府罪」 ，實在是法律的恥辱，是司法機關的恥辱，令法治為之蒙羞！
必須強調，在現代法治社會，政府官員作為執掌公權力的公眾人物，其名譽權，隱私權需要受到限制，即便他們自認為受到公民「誹謗」而提起自訴，法律也不應無條件支持他們的主張，因為法律不能要求公民對政府官員的批評百分之百事實準確，態度絕對中肯，否則只會從根本上將公民的批評權，監督權徹底取消。 即便公民的批評有不當或失實之處，政府官員享有充分的公權資源和話語渠道，也完全有條件以適當方式（如舉行記者招待會，在官方網站發布公告或聲明）予以澄 清，而大可不必針對公民提起名譽，隱私及誹謗侵權訴訟。更重要的是，政府的名譽和形象建立在法治與公信基礎之上，不會僅僅因為公民的批評而嚴重受損，政府作為公法人，不具備私法人享有名譽權的基礎，政府更不能針對公民提起名譽侵權及誹謗侵權訴訟。
概言之，普通人可能很容易受到他人的誹謗，但政府官員理當具有比普通人更強的「抗誹謗能力」 ，政府則根本不可能受到「誹謗」 ，所謂「誹謗政府罪」純粹是無稽之談。孟子說： 「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 」如果一個政府官員動不動就控告公民「誹謗」 ，如果一個地方政府將「誹謗罪」發展成為打壓公民批評的法寶，如果一個地方法院公然創造出了「誹謗政府」的罪名，這只能說明，他們其實並沒有受到什麼誹謗，而不過是在濫用權力「自我誹謗」 ， 「自取其謗」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