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四軍七大毛澤東落選
這裡是揭開周恩來面具系列節目的第13集。在這一集我們向大家介紹中共紅四軍七大前後毛澤東、周恩來兩人之間的第一次磕碰。本次節目內容主要來自高文謙先生的《晚年周恩來》和張戎女士的《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
周恩來並不是從開始就籠罩在毛澤東的陰影之下，像小媳婦一樣看他的臉色行事。曾幾何時，周曾是毛的頂頭上司，掌握著毛的政治命運。在紅四軍的內鬥中，要不是周出來為毛轉圜，把落選後撂挑子不干的毛請回來，由毛主導的中共歷史大概就要重新改寫了。
一九二七年中共被迫轉入地下。從這時起，毛澤東、周恩來二人開始在政治上走上不同的發展道路。在少年時代就熟讀民間流傳的各種傳奇小說，嚮往《水滸傳》中梁山好漢佔山為王的毛澤東，在湖南領導秋收暴動失敗後，仿效歷史上草莽英雄慣用的辦法，率領殘部開赴井岡山，實行武裝割據，建立了中共的第一塊農村革命根據地。
毛澤東首先認識到國民黨統治最薄弱的環節是在農村。毛在以後的實踐中開始離經叛道，大膽向俄國十月革命的模式挑戰，逐步形成了自己一套的關於中國革命發展戰略的主張：中國革命應走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的道路，而不是像十月革命那樣一味搞城市的武裝暴動。
與毛澤東的離經叛道相比，周恩來則顯得循規蹈矩得多。他在領導南昌暴動一炮打響後，並沒有跳出"城市中心論" 的窠臼，像毛那樣深入農村，就地鬧革命，而是率軍勞師遠征，南下廣東，企圖攻佔海口城市，取得蘇聯的援助，再舉行第二次北伐，結果兵敗潮汕，不得不乘一葉扁舟逃往香港。
不過，南昌暴動的慘敗，並沒有使周恩來從此在政治上一蹶不起。他在這一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善於同各種人打交道的為人，格外被共產國際所看重。這也是他能夠長期留在中共的領導核心圈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正因為如此，在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十一月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和周恩來雖然同為領導暴動失敗而受到懲辦，但毛卻是被撤銷了政治局候補委員的職務。而周則只是受到了黨內警告處分，然後又被委以重任，被增選為政治局常委，從此正式參與中共中央的核心領導。在稍後舉行的中共六大上被繼續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並兼常委秘書長和中央組織部長。在此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周大權在握，是中共中央工作的實際主持者。
這樣，周恩來便成為毛澤東的頂頭上司，前後大約有八年的光景。由於他們兩人在中共黨內所處的地位不同，兩人看問題的角度和出發點大不相同。毛所領導的紅軍由於一直處在國民黨軍隊的重重包圍之中，因而事事處處必須一切從實際出發，稍有不慎，就會招致重大挫敗乃至全軍覆滅。周恩來則被夾在莫斯科的指令和中國革命的實際情況之間，考慮更多的是如何貫徹執行共產國際的指示、決議。這固然是和周本人天性柔弱，富於調和有關，做事總是奉命唯謹，習慣於圍繞著共產國際的指揮棒轉，用他後來在延安整風中檢討自己的話來說是 "黨內奴性"作祟；但更多的應該說是當時形格勢禁的結果--中共是共產國際下屬的一個支部。按照中共組織原則，中共必須絕對聽命於共產國際。
共產國際是根據蘇聯的國家利益制定其策略的，並且總是根據聯共黨內鬥爭的風向，指令各國共產黨開展各種反傾向鬥爭；也就是說，莫斯科刮什麼風，中共黨內就下什麼雨。
在這種情況下，毛、周之間的角色衝突就變得不可避免，儘管這並非是周恩來的本意，他只是在奉命行事。再加上當時中共黨內開展的反傾向鬥爭往往實行在政治上置人於死地的做法，用當時流行的黨內鬥爭術語，叫做"殘酷鬥爭，無情打擊"，這就使得事情變得更加雪上加霜。毛、周之間種種剪不斷理還亂的歷史積怨便由此而來。
在紅軍初創時期，主要有兩件事，一直令毛澤東日後耿耿於懷，怨恨難消，動不動就要翻出來算老賬的。
一件是在中共紅四軍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上，毛澤東的前委書記落選，灰溜溜地離開自己一手創建的紅四軍，時間是在一九二九年六月間。這對於視槍桿子為命根子的毛來說，無疑是政治上的一大打擊。這種下級黨組織內部的鬥爭，遠在上海中共中央的周恩來並沒有直接捲入，按說對此不應該負什麼責任。不過，事情的起因卻與他起草的那封中央"二月來信"多少有些干係。
還在中共六大期間，共產國際代表布哈林提出分散紅軍的主張，認為如果集中，不僅目標大，容易被敵人消滅，而且難於保障部隊的給養，"會吃光農村裡的最後一隻母雞"。回國後，周恩來便根據這一意見，於一九二九年二月間起草了中央致毛澤東、朱德並轉湘贛邊特委的指示信。信中除了要求他們將主力紅軍分成小股部隊，"散入湘、贛邊境各鄉村中進行和深入土地革命"，以"避免敵人目標的集中和便於給養與持久"外，還提出調朱德、毛澤東離開紅軍，說："兩同志得到中央的決定後，不應圖於一時群眾的依依而忽略了更重大更艱苦的責任，應毅然地脫離部隊，速來中央。"作為相應措施，隨後周還指派剛從蘇聯回國的劉安恭參加紅四軍的領導工作，擔任紅四軍政治部主任兼臨時軍委書記。
中央的"二月來信"致使紅四軍領導內部早已存在的分歧表面化，形成了激烈的爭論。從表面上看，爭論的焦點是圍繞著黨和軍隊的關係等建軍原則問題進行的，但實際上卻是人們對身為黨代表的毛澤東大權獨攬，搞"書記專政"的家長製作風表示不滿。
當時還是紅軍初創時期，毛澤東搞政治鬥爭的高明還沒有充分顯露出來，因而人們對他個人還不害怕；另一方面卻對他脾氣暴躁，說話刻薄，喜歡獨斷專行的作風頗有怨言。相形之下，朱德既有帶兵經驗，平易近人，人緣又好，所以更受人擁戴。在這種情況下，剛從蘇聯受軍訓歸國的劉安恭，上海派他來當朱毛紅軍的第三把手。劉安恭發現毛擠掉了朱德，非常憤慨，說毛"抓權"，"書記專政"，"家長制"，"自成體系"，不服從中央"，說朱德是"擁護中央派"，而毛澤東是"反對中央派"。
紅四軍七大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召開的，毛澤東落選後，一氣之下索性撂挑子,跑到蛟洋"養病"。毛躺在擔架上離開了紅軍總部，跟著他的有妻子賀子珍和幾名親信。其中一個後來回憶說："我們離開部隊由龍岩出發時，把我們的馬也扣留了，那時我們一行人真有些灰溜溜的樣子。"
毛離開部隊後，便著手跟朱德搗亂。他在朱德的隊伍裡有個同謀：林彪。林的自尊心極強，絕對不能忍受批評。朱德作為上級批評過他，他對朱德懷恨在心。林上井岡山後不久，毛就開始拉攏他，說的話都是順耳舒服的，還單請林去演講。毛、林從此建立了特殊關係。
一九二九年七月底，國民黨軍隊進攻。作為軍事指揮官，朱德制定了作戰計畫，令所有部隊在八月二日集結。但時間到了，林彪卻不見蹤影，他跟毛和毛控制的閩西紅軍待在另外的地方。這兩支部隊合起來差不多佔紅軍(當時有六千多人)的半數。朱德只得率領一半的兵力反擊國民黨軍。雖然朱德沒受到太大損失，但半數紅軍不聽命令，總不是個辦法。在這種分裂的狀況下，朱德指望中央給他拿主意。
這時黨的總書記是沒什麼能力的向忠發，莫斯科任命他純粹是基於他出身"無產階級"，當過水手、碼頭工人。中共負實際責任的是周恩來，做決策的是莫斯科在上海的代表。這些外國人執掌著中共的財政大權，一分一毫都由他們說了算。
周恩來直接處理朱毛問題。根據莫斯科駐華代表的指示，對毛澤東與朱德之間的糾紛，他不偏袒任何一方，而是採取了息事寧人的態度，各打五十大板。儘管他作為朱德的入黨介紹人，與朱德的個人關係更熟一些。
主要是根據周恩來的意見，中共中央在九月間發出了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史稱"九月來信"。信中對紅四軍領導內部的這場風波作了結論，並要求：.......前委應糾正朱，毛兩同志的錯誤，要恢復朱、毛兩同志在群眾中的威信；朱、毛兩同志仍留前委工作。經過前委會議，朱，毛兩同志誠懇接受中央指示後，毛同志仍為前委書記，並須使紅軍全體同志瞭解而接受。
中央"九月來信"雖然對毛澤東也作了某些批評，但更多的還是在政治上為毛撐了腰，給了他一個體面下台階的機會。毛本人也識時務地趁機轉圓，重返軍中。借貫徹中央"九月來信"精神之機，毛澤東在紅四軍中重新站穩了腳跟。這對毛以後的政治生涯產生了莫大的影響。因為紅四軍是當時中共軍隊中最精銳的一部分，也是毛日後賴以打下紅色江山的最大本錢。
紅四軍七大的這場風波是毛澤東、周恩來兩人之間的第一次磕碰，還算不上真正的交手，只是一段小小的插曲，並沒有對兩人的關係造成嚴重的傷害，而且周在政治上還有恩於毛，幫助毛度過了難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