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忙著春耕
徵糧是中共建國初期的第一件大事，因為共產黨幾百萬軍隊、幾百萬工作隊需要吃飯，全國大中小城鎮的糧價需要平抑，市場需要穩定。徵糧工作的成敗是中共初生政權能否鞏固的關鍵。
但是在談及當時向誰徵糧這個問題上，幾乎所有報紙、小說、報告文學、影視作品以及個人回憶錄等都眾口一詞地說，是向地主徵糧。因為地主不甘心自己的滅亡，他們和國民黨殘餘勢力相勾結，抗糧不交，因此共產黨不得不組織武裝徵糧工作隊，進行徵糧剿匪。
這是事實嗎？不是！因為建國初期的徵糧過程中，交糧最迅速的正是地主。他們不用工作隊去"徵糧"，更用不著"武裝徵糧"，開個會，發個通知，他們就把糧谷乖乖地交給了政府。因為每個地主都知道自己脖子上正架著一把刀，唯恐行動遲緩，刀落下來，吃罪不起。真正需要組織工作隊去徵收，去反覆催逼，甚至動用武力的，正是廣大的農民。
以下就筆者的見聞，為這段歷史留下一些真跡。
筆者的家鄉在川南小鎮護國鎮,那時屬敘永縣管轄。1949年11月底，解放軍十萬人馬從雲南、貴州入川，家鄉遂得"解放"。緊接著縣裡派人對小鎮進行了接管。第一任區長叫李寒影，他利用國民黨的鄉保長和留下的文書檔案，很快摸清了鄉民的財產狀況，確定了第一期徵糧對象是地主（那時叫紳良），第二期為農民。在"解放"後大約半個月就召集紳良們和鄉保長開會，向他們發出了徵糧通知。在會上，紳良們聽到了兩個新名詞：一個叫地主，一個叫剝削；他們自己就是地主，地主都是不勞是獲的剝削者，而剝削是有罪的，只有停止剝削，交出自己剝削所得，才能減輕罪惡......接著下達了交糧任務，大約給地主家每人留下500斤左右稻穀後，把當年所收地租全部上交政府。例如一個五口之家，年收地租30石稻穀（約一萬斤）的小地主，留下2500斤口糧，其餘7500斤全部上交，即糧稅為 75%；而收租100石以上的大地主們，則交得更多,甚至高達90%以上！這是中國有史以來未有的重課。每個地主都嚇得面如死灰，而又不敢反抗。有的地主迂腐愚昧，他們不知道國民黨氣數已盡，秋收後還按慣例向國民政府交清了公糧，此時又要向共產黨交糧，他們膽戰心驚地問："已經交給國民政府的糧谷上不上算？"李區長斬釘截鐵地回答："不上算。"他說："難道國民黨軍隊吃了的糧食，要從共產黨的倉庫裡開支嗎？"
除了糧稅之外，靠近永寧河邊的地主還有幾十萬斤到一百萬斤不等的柴稅，要他們把樹木砍伐後花成柴塊運到河邊，由政府派人捆成木筏運往外地。糧稅柴稅都必須在1950年春節之前交清。
此時已是12月中旬，離春節只有一個半月時間。地主們哀聲嘆氣，誠惶誠恐，但想到脖子上的那把刀，還是想方設法上交公糧。第一個完成任務的地主是周漢宗。於是周漢宗受到表揚。在一個趕場天，徵糧工作隊長範繼旺（此時李寒影已調離）給周漢宗披紅戴花，鳴鑼開道大張旗鼓進行表彰，還叫他站在高凳上發表講演，號召大家勇躍交糧。接著呂自謙、劉錦祥、孔仲容、鄧皇朝等許多地主也迅速完成了交糧任務，不過沒有披紅戴花，僅在區公所門前張榜表揚，說他們是"開明地主 "。雖然這些人在不久後的鎮反、土改中殺的殺、關的關、（上述幾人中周漢宗判15年送新疆勞改，其餘幾個都被鎮壓），但他們確曾在徵糧時啞巴吃黃連戴過一頂紅帽子。這大約是共產黨有史以來對地主唯一的表揚。
由於地主們的積極配合，第一期徵糧任務在1950年春節到來之前如期完成。
第二期徵糧對象是農民，包括自耕農和比較富裕的佃農(那時還沒有劃分成份)。向他們征多少糧谷？大約根據各家收入、負擔等情況而定，但是絕非斗升之稅。例如我的一個遠房堂伯陶炳興，自耕水田30石，過去只交一石公糧（350斤），現在要他交3500斤，從"三十稅一"加重為三分之一，翻了10倍！可以說明當時的徵糧情況。
過去佃農只向地主交地租後，不再向政府交公糧。這是幾千年來的慣例。現在佃農也要上公糧。因為共產黨雖然說地主殘酷剝削農民，但他們深知地主收租一般都是與佃戶對半開的，例如一個每年向地主交租20石租的佃農，他實收稻穀應該是40石左右，交租後自己還剩下一半。租種田地越多，交租後的所剩也越多,也越富裕。這麼豐富的糧源共產黨豈肯放過？所以向佃農徵糧勢在必行，他們也逃不脫沈重的稅賦。
那時，不管是自耕農還是佃農，都覺得徵糧對他們是從未有過的負擔與苦難。因此徵糧受到農民強烈的抵制，他們千方百計拖延、逃避，要求減免。所以第二期徵糧難度極大，從3月到7月，延續了將近半年。又加此時"反共救國軍"猖獗，武裝徵糧就在所難免。但是在土匪盤踞的山區，共產黨勢力暫時尚未到達，無法徵糧；而在平壩淺丘地區，土匪不能立足，因此武裝徵糧工作隊，其實就是向農民徵糧。
此時的徵糧工作隊極其辛苦。他們住在小鎮上，每天荷槍實彈早出晚歸步行百裡，到農家依次催收。農民們不是叫苦連天就是軟拖硬抗，工作隊開始時還有耐心和他們磨嘴皮進行"說服教育"，到後來就不那麼耐心了。
例如與我家同住一院的曾子林，他租種我家50石谷的土地幾十年，又兼做"牛牙仔"生意（耕牛買賣中介人），很富裕（後來劃為富農）。但他從來沒有交過公糧。現在要他交糧，他極其反感，用拖延、躲藏種種方法對付徵糧工作隊。工作隊上門十幾次終於把他堵在了家裡，問他為什麼不交糧？，他說："你們要我交糧，連個通知單也沒有，我憑什麼交？"徵糧工作隊長範繼旺十分憤怒，用手槍指著他的頭說："你要通知單，我一槍打死你狗日的，來！"這個山西佬說話的神態和口氣後來被我等無聊少年摸仿，所以記憶十分深刻。還有毗鄰的沙田村一個姓周的農民，在糧谷裡摻了沙子，被徵糧工作隊知道後，一索子捆到區公所進行"教育"，是"解放"後我們家鄉享受專政的第一人。還有些人在糧谷裡發水或摻秕谷......進行自發的反抗，雖然大都難於矇混過關反而自討苦吃，但說明當時鬥爭之激烈。此時的農民對於共產黨，全是"跟著感覺走"，還沒有被訓練成山呼萬歲的高音喇叭。所以第二期徵糧，進展十分緩慢，鬥爭十分尖銳。
以上說明，中共建國初期徵糧的工作重點和主要對象，是農民而不是地主，徵糧工作隊，正是向農民徵糧而建立起來的。那麼，我這裡提供的情況是個別事例還是普遍現象？我的回答：是普遍現象。這是由於那時的土地佔有情況決定的。
長期以來主流媒體的宣傳，"中國70-80%的土地集中在只佔人口百分之幾的地主手裡"，因此"向地主徵糧"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也是社會的共識。但是近年來許多學者已經指出，這種長期固化在人們頭腦裡的土地佔有情況，和實際情況相距太大。例如著名學者秦暉，在陝西省關中地區通過深入的調查研究指出"關中地區無地主"，已得到學術界廣泛認可。既然沒有地主，那徵糧對象不是農民還能是誰？像秦暉這樣嚴肅科學的社會調查，自上世紀30年代以來還有很多，隨便舉幾個例子：
1932年國民政府內務部對17個省869個縣調查，地主佔有土地為38%；
1934年國民政府土地委員會對22省調查，地主佔有土地為46%；
1949年中南軍政委員會對6省97縣100多個鄉調查，地主佔有土地為41%；
1988年國家統計局對當年土改檔案綜合推算，土改前地主佔有土地為38%......
以上資料說明，不管是國民政府還是中共政府所作的調查，地主佔有的土地都不是70-80%，而僅40%左右。所以中共建國初期僅僅"向地主徵糧"的說法，無論理論上、事實上都不正確，不是真實的歷史，應該予以糾正以正視聽，還歷史的本來面目，那就是：建國初期的徵糧，主要對象是農民而不是地主。
試想一想，那時的中共，在經濟極其困難，糧食十分短缺的情況下，難道只向佔有土地僅40%左右的的地主徵糧，而不向農民徵糧，甘願放棄60%的糧源嗎？中共不會如此顢酐吧？
但是，為什麼在宣傳上不提向農民徵糧的事而只說向地主徵糧呢？這是件十分賴人尋味的事情。因為這種宣傳，能夠混淆視聽，轉移視線，從而淡化、掩蓋、隱瞞了"大救星"從農民手中奪取財富的實情。
其實當時對於農民的徵糧，比起後來的合作化和公社化時期來，要寬鬆得多。在合作化和人民公社時期，每年秋收後，農民們除了交公糧之外，還要交統購糧、"餘糧"和社、隊提留糧；一切任務完成任務之後，農民分得的口糧，不過每年二、三百斤。這樣的生活，他們從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整整"享受"了20多年。而在大躍進時期，農民完成上述任務之後，一年所剩口糧不足百斤，因此產生3、4千萬餓殍就不足為怪了......事實證明大救星毛澤東，除了向農民無窮無盡的掠奪，不會讓農民過上好日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