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邵燕祥 / 紀紅攝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下午三時許，北京天安門廣場，毛澤東升起第一面五星紅旗。在這之前的新政治協商會議開幕式上，他就宣稱"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曾經令多少天真的中國人感動得熱淚盈眶。從那時起，言猶在耳，而在一波一波他所發動的政治運動打擊下，中國人以每次不少於運動捲入者百分之五的比例倒下去，因" 三面紅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引起大飢荒，致使三千六七百萬中國人倒下去（接近真實的數字，一說是三千六百萬，一說是三千七百五十萬），再經過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瘋狂，第一次天安門事件的虐殺，到一九八九年仍以這個天安門廣場為中心實行武裝鎮壓，一批批手無寸鐵的中國人倒在血泊。
中共執政的合法性，如果不說已經被它自己的意識形態、決策、子彈和坦克所粉碎，也已經因此而受到合理的質疑。
後來的中共領導層不是沒有看到這一點，他們力求挽回這個不堪的局面，但由於民主、法治和人權方面的長期缺失，黨群關係即官民關係日趨緊張，民眾首先是勞動人民的維權鬥爭此伏彼起。"按倒葫蘆起來瓢"，有防不勝防之勢。於是戒備森嚴，防民之動，嚴控輿論，防民之口，其實都是在揚湯止沸，激化矛盾。僅在天安門廣場，即使嚴密佈控，仍然屢屢發生個體或小群體的抗議活動，直到墜樓和自焚。"民不畏死"，是象徵，也是警號。他們已經不止於乞求式的上訪，他們以一死表達的，是無權者對濫用公權者的不平與憤恨。
二十年來，在全國範圍被逼出來的群體性行動人次逐年上升。以2008年為例，公開報導的貴州瓮安和雲南孟連等地的事件，都是長期來基層黨政與民眾嚴重對立，激起民憤的結果。三鹿毒奶粉事件表現形式略有不同，犯罪主體雖為不良企業，卻也是在地方和部門權力庇護慫恿下，蔑視並侵害民眾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共產黨內不是沒有健康力量，但他們往往倍受掣肘。各級黨政實權幹部中，相當一些人的官魂深處，還是毛澤東的"不把人當人"。這個問題不解決，他們不僅不會實行"以人為本"，反而會像毛澤東一樣，以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名義，維護和行使無監督、無約束的權力，為所欲為，製造冤案，八方樹敵，"與民為仇"。
我們現在要討論的，不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為當政者謀劃一些防範的策略，應對的舉措，而是直面歷史經驗的啟示，從被侵權、被壓制、被殘害者的利益出發，尋找一條有效的自助自救之道，從億萬中國人（包括執政黨成員）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出發，尋找一條長治久安之道。
歷史經驗從哪裡來？我不是歷史工作者和理論工作者，但作為過來人，回頭看這六十年時，不是從概念到概念，而是從包括自己在內的千百萬人切身的感性的事實即史料出發，憑常情、常理、常識做出自己的判斷。上世紀末中共十五大前，人們就曾呼籲執政者實事求是地總結一次歷史經驗，卻沒有得到回應。我們不應在近三十年前那個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官方決議前止步，而要進一步深入，做出民間的修正與補充。中國人為歷史付出了無數鮮血和生命，有權汲取與慘痛代價相當的足夠的民間經驗。認清毛澤東現象的要害在於"不把人當人"，就是重要的民間經驗之一。
"不把人當人"是毛澤東現象的要害
近三十年來，中國民間自發地回顧毛澤東時代特別是1949年以來的毛澤東現象時，依照中國人傳統的為人準則，普遍達到一個共識，即毛澤東這個人"說話不算話"，"翻臉不認人"，用來概括其食言自肥，"陰謀""陽謀"，其不講誠信，背離道義，印證他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言行，實例不勝枚舉。這一語可作對他的政治道德的評價。
道德是一個人世界觀和人生觀在人際關係方面的外化。究其根源，套用毛自己的說法便是：在他的靈魂深處，有一個皇權專制主義的王國。他總是頑強地表現自己，在在是"不把人當人"這一執政理念的實踐。"不把人當人"也能叫做執政理念嗎？是的，它是某種人民觀、民主觀、政黨觀、國家觀、軍隊觀的集中表現，也是一種核心價值觀。歷代的帝王都是皇權專制主義者，不管他們嘴裡唱得多麼好聽，誇稱"與民同樂"，"愛民如子"，其實都是把自家置於萬民之上，區別只在牧民有術或牧民無術，"牧民"者，把千百萬老百姓視為牲畜來驅使服役也。
毛澤東很少講人類，更沒有講過"以人為本"，甚至很少單獨用一個"人"字，大概是力避超階級的人性論，人道主義，力避所謂"抽象的人"吧（偶有例外，從早年的"與人鬥其樂無窮"到晚年的"八億人口，不鬥行嗎"，都是把具象的和抽象的人和人口當作他的鬥爭對象）。而在一九五八年人海戰術式的大躍進初起之際，他竟在《介紹一個合作社》文中，大談"人多，議論多，熱氣高，幹勁大"，彷彿極其重視集思廣益，群策群力。時在從上到下批駁馬寅初《新人口論》後不久，卻是正面把"人多"同"幹勁大"聯繫起來，既符合其"鼓足幹勁，力爭上游"的總路線，又緊扣亞細亞生產方式的大兵團作戰戰術。"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千百萬人，如同在戰爭時期被視為兵源--戰鬥力一樣，在此刻則是實現其超英趕美宏偉藍圖的勞動力--生產力中最活躍的因素。帝王們居高臨下，只見匍匐於地的百姓的黑髮，故稱之為"黎民""黔首"，今天"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的"黎民""黔首"們在權力者眼中的實際地位，與中外古代奴隸主看作"會說話的牲畜"又有多少不同呢？
戰爭有戰爭的邏輯，革命戰爭有革命戰爭的邏輯，毛澤東指示林彪，不惜犧牲五萬士兵，一定要拿下四平。後來在長春戰役中，犧牲的指戰員不算，圍城期間餓死的千百萬平民，絕大多數並非毛澤東詞典中的階級敵人。1949年後的和平時期裡，毛澤東還曾宣稱，即使打起核戰爭，中國死掉一半人口，還會有三億人，女人照樣生孩子云云。退一步說，這樣的奇談，或許可以辯解為針對核訛詐故作驚人之語，但說到億萬人的死難毫不痛心，竟能以如此輕慢的口吻出之，也非鐵石心腸莫辦。
更現實而非虛擬的一例是，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澤東在生日那天與文革親信們餐聚，開頭就笑說"慶祝全國全面內戰"，這是在他"炮打司令部"，並挑動群眾、幹部互鬥初見戰果之後，躊躇滿志的流露，也是下一步行動的信號。因為這時即將開展"全面奪權"行動，隨之引起全國各地或有軍隊介入的群眾組織間的武鬥，運用從長矛到機槍諸種冷熱兵器，造成巨大傷亡。如果說從這句惡毒的讖言已可窺見其變態心理的話，轉過年來，"上柴聯司"的血案中，他就是直接的決策者，王洪文之流不過是執行他的指令。而在現場槍殺的，正是毛澤東多年來口頭上、書面上封為"領導階級"和"基本群眾"的工人！
無論是漫畫家、詩人喻之為"鬥蟋蟀"或"古羅馬鬥技場"的鬥獸表演，都嫌規模太小。毛澤東是在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國土上，視"臣民"如土芥，無情地踐踏。這是典型的"馬上得天下，馬上治之"，稍有違拗，就"堅決、徹底、全部、乾淨、乾脆消滅之！"從"打翻在地，踏上一隻腳"，"斗倒，鬥垮，斗臭"，直到肉體消滅。在湖南農民運動中還是針對地主豪紳，到了二十世紀下半葉特別是文革當中，那就不管是他原來定性的敵我矛盾還是內部矛盾，"順我者昌，逆我者亡"，所謂人民內部矛盾以至黨內矛盾，轉眼就可變成敵我之勢。而藉口則俯拾即是。即使在毛死後十幾年發生的"六四"屠殺（實際上從6月3日晚上開始的），也仍是毛澤東無視人的生命尊嚴的"把人不當人"的執政理念起了主導作用。所謂用多少萬條生命換二十年"穩定"云云，傷天害理，慘無人道，果然是高舉了毛澤東"不把人當人"的旗幟！
"新中國"是依照"黨國"模式建立的
六十年前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萬眾歡呼聲中建立的時候，一度的確呈現過"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的氣象。中共的宣傳強調這一次全國性政權易手，不同於三千年來重複多次的改朝換代，而是翻天覆地，"把顛倒的歷史顛倒過來"的大變革，讓人民大眾代替反動統治者，在自己的國家裡"當家作主"。
人們記得，毛澤東不止一次許諾過，要用槍桿子打出一個自由民主的中國，他解釋這個"自由民主的中國"，其各級政府直至中央政府將由選舉產生，它將實現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和羅斯福的四大自由。①這些話出自他1945年7月書面答路透社記者問，不但白紙黑字印在當時的黨報《新華日報》和《解放日報》上，而且收入了東北新華書店1948年版的《毛澤東選集》，顯然不是別有用心的外國記者造謠。
然而，僅僅四年以後的1949年7月1日，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發表毛澤東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人們發現，原先所說的一套，不過是出於戰爭期間籠絡國內人心以至爭取國際同情的功利需要，正如後來有人說的，憲法並不是為了實施，僅僅是訂給外國人看的。只有書獃子才去較真你當時是怎麼說的。現在端出來的才是"建立新中國"的指導性文件。
過去人們熟知的"國家"，是指"土地"、"人民"、"主權"的三位一體。現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則是這樣一個國度，在這裡只有順從共產黨的人才算人民，此外盡皆是反動派，階級敵人。共產黨與它所建立的政府一而二、二而一，黨政不分，擁有軍隊、警察、監獄，是一部實施專政的"國家機器"。以"國家機器"對反動派、對階級敵人加以專政，就體現了"人民民主"。對誰講"民主"，對誰搞"專政"，最後裁決權屬於共產黨，甚至取決於毛澤東的一個批示，一句話（自下而上是簡報政治或密折政治，自上而下則是批條政治）。強國弱民，大政府，小社會，政府是全能的，正以限制並窒息公民社會的孕育和產生。這樣的國家裡，共產黨才是唯一的真正主人。共產黨從上到下的組織，共產黨的幹部，共產黨的制度，共產黨的政策，共產黨遵奉的馬恩列斯，都是只許服從不許反對，豈止不許反對，而且不容懷疑，不容稍有異見，甚至不容建言（毛澤東說"這是反動化的建議，不是合理化建議"）；豈止反動派、階級敵人如此，被稱作"人民"的，實際上也是"只許規規矩矩，不許亂說亂動"，否則你就喪失了名列於"人民"籍內的資格，歸入另冊。號稱黨的三大作風之一的"批評與自我批評"，成為對絕不接受批評的諷刺，以致在毛身後沒有人再好意思重提了。
這樣的國家稱得上"人民共和國"嗎？人民雲乎哉？共和雲乎哉？這是不折不扣的"黨國"。
"黨國"體制的創議者並不是毛澤東，也不是蔣介石，而是孫中山。毛澤東有時抬出孫中山和三民主義，只在肯定他晚年倡導的"聯俄聯共"政策。孫中山以俄為師，借鑒蘇俄一黨專政的經驗，提出了黨國模式，未及親身踐行就逝世了，這份遺產留給了蔣介石。我們年輕的時候，便曾把蔣介石治下的"中華民國"如實地叫做"中華官國"或"中華黨國"。這一體制是孫中山政治遺產中的負面部分。不過，孫中山畢竟受過西方民主思想的浸潤，他還是提出"軍政-訓政-憲政"三段論，讓人看到"還政（權）於民"的遠景。蔣介石不肯放棄獨掌的大權，等到他匆忙召開"國民代表大會"演出一幕行憲的戲，已是戎馬倥傯的1948年，可惜像清廷迫於形勢搞立憲一樣，為時已晚，無法挽狂瀾於既倒了。
至於毛澤東，與慈禧載灃袁世凱蔣介石不同，他取法"新俄"，形成一套自成體系的思路：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工人階級是人民民主專政的領導階級，而工人階級對全國人民和國家機器、政府事務的領導是"通過共產黨"實現的，當然代表中國人民的意志和利益，然則共產黨執政的政權就是先天的人民政權，自然不存在 "還政（權）於民"的問題，誰提出這個問題，就是別有用心，不僅是挑撥共產黨和人民的關係，而且是企圖推翻共產黨，顛覆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革命，反人民，罪在不赦了。
無須論證，也無須驗證，一切的論據都在"槍桿子裡面出政權"一句話裡。打江山的理所當然坐江山，這就是出發點，也是結論。
"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一切制度安排都是圍繞著這個核心，"工農商學兵，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幹部決定一切，"黨管幹部"，黨內黨外包括各民主黨派的幹部人選，委任升遷，概由各級中共黨委說了算。原說由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組成"聯合政府"的平等關係，不知何時暗轉為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一黨獨大，壟斷公權，嘴裡說的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實際上要的只是一個聲音，應者雲集，應聲蟲而已。
共產黨於是成了國中之國，國上之國，而黨的領導層則成為人上之人。中共黨的組織原則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體都是"民主集中制"，集中是主語-關鍵詞，民主是前綴-修飾語。其基本原則是從少數服從多數生發出來：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中央則服從核心的核心之一人，這是在實踐中必然的邏輯結果。據說鄧小平晚年講過，從前是毛澤東說了算，現在是我說了算。這完全符合毛澤東時代奠定的第一把手--第一書記"最後決定權"的制度--這一制度經毛澤東1953年《對劉少奇、楊尚昆破壞紀律擅自以中央名義發出文件的批評》，規定"嗣後，凡用中央名義發出的文件、電報，均須經我看過方能發出，否則無效"而得到進一步的加強。--鄧雖在名義上不是"第一把手"，但他享有實際上的"最後決定權"則是事實。這也是中共組織人事上非程序化的一個突出的例子。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體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在理論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但人所共知，全國最高權力是掌握在中共中央手裡。各級人代會的代表，都是由中共各級黨委遴選，分配各選區投票通過的，儼然是"上帝的選民"，理應舉足輕重了；然而從總體上說，人大也只是起個"橡皮圖章"的作用罷了。至於本就由中共主持各方"協商"產生的各級政協，不但不同於1946年時的舊政協，也不同於1949年建國前夕的新政協，入選的與會成員實際上都被剝奪了獨立平等的政治人格和話語權，要他們不當"花瓶""擺設"也難。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如同各民主黨派的頭面人物一樣，都是在現行體制下僅有的被允許參政議政的人，但他們之所謂參政議政不得越雷池一步，一旦對執政黨的重大政策或全局工作提出批評，就會遭到反擊，就是不安於客卿或傀儡地位，想要"分庭抗禮"。梁漱溟在最高國務會議上遭到毛澤東的羞辱，不下於劉邦階前的儒生。甚焉者就是像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那樣打成右派亦即"資產階級反動派"，換句話說是戴上"人民公敵"的帽子。
蘇聯共產黨在國際共運中是"老子黨"，中共執政後對各個弱勢黨派，也是自覺或不自覺地以"老子黨"自居。毛澤東從來不畏人言，自稱"大權獨攬（小權分散）"（即使是"小權"也仍由各級黨政幹部執掌，草民不得與焉）。《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回答"你們獨裁"的指責時，說"可愛的先生們，你們講對了，我們正是這樣"，這是一句名言，言為心聲，對普世斥罵的政治獨裁，大有以可恥為誇耀之嫌。這樣的"反潮流精神"，唯後來者的"我是流氓我怕誰"庶幾近之。
① 《毛澤東答路透社記者甘貝爾問》，轉引自《炎黃春秋》2008年第10期閻長貴文，其中有云："‘自由民主的中國'將是這樣一個國家，它的各級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遍、平等、無記名的選舉所產生，並向選舉它們的人民負責。它將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與羅斯福的四大自由（按：指美國總統羅斯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提出的，‘言論和表達的自由 '、‘信仰上帝的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它將保證國家的獨立、團結、統一以及與各民主強國的合作。"
毛澤東仍是皇帝，中國人仍是皇權治下的"臣民"
毛澤東自陳他於馬克思主義，首要的是取其階級鬥爭的學說和社會革命論。其他則是後來的補課。"我們不但要善於破壞一個舊世界，我們還要善於建設一個新世界 "，前一半他做到了，後一半沒有做到。中國共產黨為奪取政權而鬥爭的二十八年的後期，毛名正言順地成為第一號人物，並且在1949年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時，被譽為共和國的締造者。
但若問他的治國方略，對不住，還沒有形成，或者說就是革命時期的原裝貨色，"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毛選"第一卷的頭題，開宗明義第一章也。他根本沒考慮過從革命黨到執政黨的轉轉變變問題。仍然不乏大敵當前的危機感，仍然是為要對付敵人才去找朋友。落實下來就是"以階級鬥爭為綱"。運用階級和階級鬥爭的觀點，階級分析的方法，敵人是劃定了。當然，現在看到的"毛選"第一卷卷首《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所列的敵人，已是建國後再三刪改定稿的小名單。要知道1926年當時毛澤東目為敵人的大名單，還是要看最初的真跡②。那末，為什麼後來不同時期毛澤東總要把更多的人--包括一度歸入"人民"的人，特別是把所有知識份子當作敵人來打，就明白其來有自，一點不奇怪了。
或曰，毛澤東"不把人當人"，是對敵人。革命的敵人，共產黨的敵人，革命運動如農民運動的敵人。這些敵人如軍閥官僚買辦地主豪紳一貫不把人當人，則革命者也不把他們當人是完全有理有據的，此之謂"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你搞白色恐怖，我就搞紅色恐怖以對之。這就是毛澤東的邏輯。這方面不須贅述。
然而在敵友之間，由於種種原因，常會發生顛倒，如以友為敵，這是左，或以敵為友，這是右。毛澤東終其一生，從未有過以敵為友的右傾，即使一時對敵虛與委蛇，也只是為了矇蔽、麻痺敵人。而以友為敵、化友為敵的事，屢見不鮮。因為喪失利用價值，把同路人一腳踢開，還振振有詞，曰革命階段不同，時間地點條件變化，甚至為了革命大局之類理由，可以隨手拋出一大把。在毛澤東那裡，革命的友軍，同盟者，有用時，是人，禮遇之，形勢變化不須藉助時，就不當人了，棄之如敝屣，乃至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在和平時期，對工商業和知識界，所謂"利用，限制，改造"，"團結，教育，改造"，按毛的說法，不是陰謀，而是陽謀，歸結到改造，對財產是剝奪產權，對人頭是洗心革面，改造對象就是革命對象，套一句毛的公式，也就是"人民內部矛盾按敵我矛盾處理"了。淪為敵人，便成異類，類乎賤民，人不人，鬼不鬼，還想讓他們把你當人看嗎？
不過，在毛澤東的理論體系中，工商業和知識界，本來就屬於游移敵我之間的階級或階層③。所謂民族資產階級有兩面性，可以變成革命派，也可以變成反革命派；所謂知識份子只是毛，可以附在革命的皮上，也可以附在反革命的皮上。這就注定難免要挨打了。
但我們卻還看到，在中國共產黨的基幹隊伍中，在它的最高領導層中，在毛澤東多年倚為股肱的戰友中，像彭德懷、劉少奇，不是也沒逃脫毛澤東"把人不當人"的待遇嗎？百戰老將，開國元勛，在毛澤東的手指下面，不過是一隻螞蟻。雖然彭與毛幾十年間曾有罵娘和頂撞的舊怨，毛對劉早在建國初期就令高崗查他當年被捕後的把柄，然而，於公於私，彭劉都沒有應死之罪，毛果然也只是記下賬來，暫不清算。而到了毛一手發動和指揮的大躍進引發大飢荒，餓死人成千上萬，彭德懷進言於前，說已民不堪命，劉少奇繼之指出"七分人禍"，"人相食"是要"上書"的。毛澤東對前者發動圍剿，對後者不發一言。但歷史證明，隨即提出"接班人"的問題，並不是號召青少年健康成長，而是要防"赫魯曉夫式的人物"他年作批判斯大林式的"秘密報告"。毛說過，我是不下罪己詔的，但他卻不吝於頻下加罪臣工的詔書。
按照毛澤東自己寫來教育幹部的"工作方法"，六十條中有一條，叫做"樹立對立面"，沒有對立面尚且要樹立之，製造之，用來殺雞嚇猴，何況送上門來的口實-- 什麼叫批評，什麼叫建議，凡有不同意見，都是持異議者，是不甘俯首稱臣，是不願惟命是從，進一步就是有綱領、有計畫、有組織地向黨進攻！向黨進攻還不是敵人？一定要打得你檢討求饒，打成全黨共誅全國共討，所謂斗倒、鬥垮、斗臭是也。已經是"狗屎堆"了，遑論把人當人看不當人看呢？即使唯唯諾諾，全力緊跟，不惜做偽證，當打手，不過是走狗奴才而已，某些時候還會當作替罪羊。
關鍵是一言九鼎，言出法隨，天縱英明，唯我一貫正確，永遠正確。因此容不得別人說話，所謂"一言堂"是毛告誡下級不可稱王稱霸的，但他卻正是一言堂的老牌，別無分號。現在一談黨內民主，就引用毛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什麼要讓人說話，天不會塌下來，固然所謂"讓人說話"只能算是恩賜而非民主，而這種恩賜又何嘗有過？真是對著一鍋清水誇魚湯。毛在全國範圍最大規模的一次"讓人說話"，就是1957年的"引蛇出洞"，以"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誡"誘使成十萬成百萬人"幫助黨整風"，然後一舉坑害之。到了1962年初這樣說，不過是在對1958年以來的形勢浮皮潦草地承擔責任後，故作姿態罷了。
因此，在決策層只有一個聲音，推而廣之，在整個社會上，當然同樣只許有一個聲音。到文革時期片言只語也作為"最高指示"下達，"最新最高指示"一出，雷厲風行，全國城鄉，敲鑼打鼓不過夜。這只是在形式上登峰造極，而早在文革以前，實質上就一直是對毛提出的路線政策"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以此求統一思想、統一行動，絕對不容質疑。發生了像反右派、大躍進這樣後果極嚴重的錯誤決策，不但得不到有效的抵制，而且即使在高層有所發現，所謂近臣權要也是三緘其口，在為毛揩屁股的同時，還要幫助毛文過飾非，以新的錯誤去掩蓋舊的錯誤，好維護毛的威信。黨內有限的健康力量被擠壓到無處存身的困境。
黨外人士要說話，"你有什麼資格？"是想奪黨之權；黨內高幹要說話，"你比主席還聰明？"是想篡黨奪位。普通民眾要說話，則是反動言論，在文革中更是觸犯了 "公安六條"，隨時隨地可以繩之以"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唯恭唯謹上書毛澤東等的幹部、知識份子和基層百姓，屬於第一代上訪者，等於自投羅網，難逃被抓的厄運。冤獄遍於國中，形成了"偶語棄市"的政治環境。歷代帝王，除了像秦嬴政這樣的獨夫暴君以外，也都還受到一定的制約，他們須遵守祖宗家法，不能胡作非為。而毛澤東的權力則膨脹到了完全沒有制約的地步。他的後繼者以黨的名義繼承了這份遺產。有郭羅基其人1979年在人民日報上撰文倡言政治問題也可以討論，結果被點名驅逐，從北京大學趕到南京大學，不准開課，這已經是局於"新時期"的形勢，沒有從重治罪。至於以"導向"為名，操控輿論，壓制公民的知情權、表達權，不一而足，更不用說窒塞言路，對基層群眾來信來訪採取截堵抓捕，所謂"把......消滅在萌芽狀態"，動輒動用暴力，通過公檢法部門製造冤案，都是毛澤東"不把人當人"的身教言教在遏制、剝奪中國人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方面的惡政。有人說，不求實現什麼民主憲政，只要求按照現行憲法辦事，放眼神州，又談何容易？
如前所述，"黨國"體制體現的特色就是中國積重難返的皇權專制主義，黨國的領袖人物也就成為九五之尊。毛澤東自稱"馬克思＋秦始皇"，有人說應是"列寧（斯大林）＋秦始皇"；總之，為目的不擇手段，用鐵腕兼用權術，不讓秦嬴政專美。"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可憐二十世紀下半葉的中國人，做不了現代國家的公民，仍只能做"朕即國家"權力者的"臣民"。想過像人一樣的生活，擺脫"不把人當人"的陰影，豈可得乎！
② ③ 毛澤東在《中國青年》1926年3月號等處發表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把中國社會各階級分為五大類：大資產階級，中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半無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大資產階級"是指買辦階級、大地主、官僚，軍閥和反動派知識階級。而以"反動派知識階級"為重點。原文指出："反動派知識階級--上列四種人附屬物，如買辦性質的銀行工商業高等員司，政府之高等事務員，政客，一部分大學校專門學校教授、學生，大律師等都是這一類。這一個階級與民族革命之目的完全不相容，始終站在帝國主義一邊，乃極端的反革命派。"毛還指出，全國四萬萬人中，"大資產階級"一百萬人，"中產階級"四百萬人。"我們真正的敵人有多少？有一百萬。那可友可敵的中間派有多少？有四百萬。讓這四百萬算做敵人，他們也不過有一個五百萬人的團體，依然抵不住三萬萬九千五百萬人。"可見，毛是把"中產階級"也當作"半反革命" 的。毛對"小資產階級"中的"小知識階級"--小員司，小事務員，中學學生及中小學教員，小律師等，又按其家庭富裕程度分為左中右三派："富裕部分--右翼，平時近似中產階級之半反革命，戰時可附合革命"云云。以上轉引自王來娣《毛澤東的知識份子政策》，《當代中國研究》總第82期。
一定要擺脫"不把人當人"的陰影
聽其言，還要觀其行，對一切人和事都要通過實踐來檢驗。口口聲聲的"翻身解放"，實際上多方設限，標榜老百姓"當家作主"，歸根結底是共產黨--毛澤東"當家作主"，民眾則要"聽毛主席話，跟共產黨走"，這是保證置身於"人民內部"的前提。毛澤東以政治態度為劃分標準的"兩種矛盾"理論，取代了現代法治國家對公民權利的釐定，為在具有公民身份的國人中隨意指判屬於"敵我矛盾"的敵人大開方便之門。
人民的敵人，是革命的對象，專政的對象，打擊的對象，消滅的對象，不當人待，似乎已順理成章。那末，"人民內部"呢？
先看看佔全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毛澤東發動的武裝鬥爭從秋收起義起家，1927至1937的十年土地革命，構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主體，在毛定義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這一實質上的農民革命戰爭中，農民不僅是戰時錢糧的供應者，又是革命軍隊的兵源。四十年代後期的內戰中，各根據地首先是東北的土地改革，給了貧農雇農下中農以土地等實際利益，得以掀起"保衛勝利果實"的參軍支前熱潮。這是中共和農民的蜜月期。一俟大局底定，廣大農村由互助合作的初級形式，向高級合作化飛躍，閃電般實現全部生產資料歸公，實行對農民的徹底剝奪，切斷了剛剛起步的"發家致富 "之路（這也為後來大批市縣一級黨政和鄉村基層幹部勾結地產開發商廉價佔用"集體"耕地伏線）。據說小生產每日每時地自發產生資本主義傾向，"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最有力的"教育"則是改變他們的經濟存在。於是，包括貧農下中農在內的全體農民，不但失去了不久前才由土地證確認的土地所有權，也失去了幾千年來沿襲的生產經營自主權，變身為勞動營裡的一員，由生產隊長組長支配。糧食統購統銷，工農業產品剪刀差，形成對農民經濟生活的雙重剝奪。
全國農民，首先是貧下中農，對共產黨以身家性命相許，而在城鄉二元化結構下，農民並不能享有平等的國民待遇。工業化原始積累的沈重負擔，歷史地落在他們脊背上。1953年有位哲學家，過去提倡鄉村建設的梁漱溟，就農民生活處境說了幾句同情的話，就被自命農民利益唯一全權代表的毛澤東拉下臉好一頓訓斥奚落謾罵。
農民不可能自己到最高國務會議上來發言，梁漱溟等又被判沒有代言資格，五六十年代不少幹部或知識份子說了一句"農村苦"，就劃成了右派。但不是還有土改時期紅火一時的農民協會嗎--農（民協）會這個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農民意志和集會結社自由的團體，早就在土改結束不久就宣告解散。取而代之的是網狀的集體化組織（合作社及其後的人民公社），毛認為成億的農戶過於分散，一旦"梳成辮子"，就好"抓"了。1958年大躍進，抓他們下田幹活，白天黑夜連軸轉，誰也別想逃脫，抓他們上山伐樹，回家砸鍋，土法煉鐵，到公共食堂領粥喝，上河工時半夜偷偷回趟家都要挨批挨鬥，公社社員無異於奴工。大躍進造成大飢荒，還以"清查瞞產"為名，闖入農家搜繳糧食，顆粒不剩。隊長不開出村證明，誰也別想外出討活路，喪失了人身自由的農民，就跟朱元璋時的農民一樣，"朝出暮入，不出一里之間"，他們被戶籍釘死，不僅是奴工，亦已形同囚犯。請想一想，全國有多達三千六七百萬的男女老幼，大部是農民，關門閉戶在家中餓死！河南蘭考農民感念縣委書記焦裕祿，有一條就是他到火車站制止了阻攔，放走死裡逃生的鄉親（後來宣傳焦裕祿，卻說他是到車站勸阻逃荒的農民留下來"生產自救"）。待到經濟情況經過調整略有好轉，毛澤東又重提階級鬥爭，指責人們刮"翻案風"、"黑暗風"，開始他新的"戰略部署 "。四清（所謂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之後，繼以文革，活下來的農民所受又一輪折磨不必說了。
農民如此，工人屬於領導階級，總會好些吧？梁漱溟說農民在九地之下，然而工人並不在九天之上。工人階級作為領導階級，不過是理論上的名義，它的"領導"須" 通過共產黨"，共產黨才是執掌統治權的實體。而具體到每一戶、每一個作為體力勞動者的工人，則不過是分屬於工廠礦山工地鐵道各個企業單位的個體勞動力。他們的頂頭上司是單位中的黨政工團，其中的"工"指工會。廠裡雖有工會，卻跟農民沒有農會沒有兩樣。工會主要是配合黨政部門完成生產指標和政治任務，組織各項"中心工作"的，等於黨委下的一個職能部門。工會幹部也都由黨委指派。憲法上的集會結社自由，在這裡是凌虛駕空的。正如憲法上曾經規定的罷工自由、遷徙自由，都是空頭支票。
工人與幹部發生矛盾，如同在其他機關團體的一般工作人員與領導發生矛盾一樣，很容易扣上"違反紀律"、"破壞生產"以至"反對領導"等罪名。廠礦不搞反右派，但可以戴"反社會主義分子"、"壞分子"的帽子。在其他政治運動中，不合"規格"的不順眼的工人，也都有劃成"壞分子"的危險。甚至在平時，說誰"頂撞領導"，"一貫搗蛋"，就可以扭送公安局去"勞動教養"。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中國工人，一部分是"從舊社會過來的"，他們在政治上取得的待遇，的確比所謂"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份子"高出一頭。在另一部分剛剛從農村進城換上工裝的新工人前，老工人有較受尊敬的師傅身份。且不必說，他們在少數淪入工人隊伍的"將校尉，港澳臺"（即曾為舊軍警或有境外社會關係的人）面前，更具主人翁的自豪感。"領導階級"的光圈雖屬群體，但也賦予個體以榮譽感。建國初年，這成為工人群眾熱情投入勞動競賽技術革新的動力。這也是中共和工人的蜜月期。隨著時光流轉，許多廠礦企業中的黨政工團迅速官僚化，一些領導幹部特權化，嚴重脫離群眾甚至成為群眾的對立面。雖有"鞍鋼憲法"提出"兩參一改三結合"，文革中組織"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上層建築領域，似乎都是旨在提高工人的地位，發揮工人的作用，但已不能喚起廣大工人群眾的主人翁感和榮譽感。相反，幾十年長期實行所謂"高積累，低消費"政策，普通工人在工資福利方面做出了最大犧牲（遺留問題如工人住房幾十年一貫緊缺等，至今尚未解決）。④ 一個封閉壓抑的社會裏瀰漫的消極失望情緒，也籠罩在兩三代工人頭上。文革是從上層建築單位開始的，文革期間的武鬥是從院校開始的，而工人造反組織成為派性鬥爭以至武鬥的主力這一事實，反映了工人隊伍的分化。這一高潮落潮時，不管是曾經緊跟黨委的勞模、政治積極份子，是不滿現狀響應號召揭竿而起的造反派，還是掙錢養家不願摻合政治的逍遙派，都有受騙上當，遭到玩弄的感覺。"我自將心托明月，不知明月照溝渠"，毛澤東口口聲聲工人階級長，工人階級短，口口聲聲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原來對普通工人也沒把他們當人看。三十年間不但"涮"了為原始積累賣命破家的中國農民階級，也"涮"了為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直到文革中年年月月奉獻了血汗產值的中國工人階級。
廣大士兵，是穿了軍裝的工農。不管黨指揮槍還是槍指揮黨，普通士兵都沒有選擇餘地，只能"以服從命令為天職"。如果說有過一次選擇，那是在朝鮮戰爭中選擇回國的戰俘，以為回到祖國懷抱，卻不料陷入無窮的"審查"之中--成為了嫌犯，被責以不死。他們的境遇竟不如享受優待的敵方俘虜。政治迫害不需要理由，回國戰俘的遭遇，就如共產黨地下工作者被捕後出獄時受到的質問："好樣的都犧牲了，你能活著出來，是不是當了叛徒？"至於以國防軍介入國內政治，把槍口對準民眾，所謂"快刀斬亂麻"，而陷軍人於不義，那就是雙重的失德枉法了。
以上云云，都是說的"人民內部"，且是政治優先的工農兵。但"人民"的"內"、"外"，只是一紙之隔。中國人是很容易成為"敵人"，淪入"非人"之境的。" 地富反壞"（後來又加上"右"）早就是明碼的敵人。每次運動又都要達到百分之五的打擊面，豈不就要從"人民"裡再找出新的打擊對象嗎？運動中固然製造冤案，平時的冤案也層出不窮。以言治罪，以文治罪，以思想治罪； 或實行有罪推定，先定罪名，再找偽證；或索性直接刑訊逼供，屈打成招。毛澤東執政二十八年，沒訂過一部民法、刑法。但不是沒有不法之法，不成文法，也履行一定的審批程序。各級黨委設有政法委，"政"在"法"前，實至名歸，它管著同級政府的公檢法部門，幾十年一貫制。任你嚷嚷什麼反對"以權干法"，"以權壓法"，"以權代法"，呼籲司法獨立，無異與虎謀皮，司法部門若獨立執行司法權，把名為"黨的領導"的長官意志置於何地？司法權之大，莫過於殺人。土改時期縣一級土改工作團就可批准殺人，文革中公安局的軍管會就可批准殺人。草率殺人，幾同兒戲。如果法律專業組織本科生和研究生，抽樣複查一批死刑案卷，就可知共和國不僅有涉及高官顯貴如劉少奇、潘漢年等的大冤案，而在對普通民眾草率定案，公審公判之間，無視人權，罔顧法理，草菅人命，殘酷到什麼地步，荒唐到什麼地步！
有人說，這是制度的問題，不能全歸咎於毛澤東一人。有人說，經是好經，歪嘴的和尚給念歪了。等等等等。我不說這些不值一駁，這些早已有人駁過了。
宏觀地看，1949年後的歷次政治運動，不過是"湖南農民運動"的放大。只是昔年毛是巡視觀察，今則坐鎮指揮。以全國之大，人口之多，每次運動之中和兩次運動間隙，除對身邊" 重犯"外，毛不可能一一親自過問。替他操作的是他信得過的各級黨委，還有國家機器核心部分的公檢法部門。替他"樹敵"，也替他打擊並消滅敵人。凡是"稱職 "的幹部，都是思想革命化達到了一定高度，得毛澤東之真傳，"想毛澤東之所想"，也就是心中有了一個"小毛澤東"，從心所欲而中規中矩。他們在毛澤東設計的制度框架內，秉承毛澤東"不把人當人"的理念，以人為螺絲釘，為馴服工具，為愚氓，為阿鬥，為阿Q，而矇蔽之，利用之，驅使之，奴役之，矇蔽利用驅使奴役之不足，更戲耍之，凌辱之，打擊之，陷害之，總而言之是敵視之，置之死地而後快。政治運動和走火入魔的"政治工作"，就是完成這一過程，不斷把百分之五的人樹之為敵。三千六七百萬餓死的人，並沒有定性為敵人，但在毛澤東"不把人當人"的心目中也是"非人 "，死不足惜。歪打正著，這個死亡數字，大約也正相當於當時全國七八億人口的百分之五左右，消滅了。不叫敵人而遭遇大體與"敵人"同。
不過，說句公平話，追隨毛澤東執行其專政任務的人，往往也終於難逃被他戲耍凌辱打擊陷害的命運，乃至成為無以名狀的犧牲。其中不少良知未泯的人，覺察到自己的處境，越是回顧越是痛苦。我的朋友胡遐之，原是重慶大學的中共地下黨員，1949年隨軍接管湖南衡山縣公安局，留下工作，曾負責修建監獄，他說"當時重在防止逃跑，獄中生活條件多未考慮"，不料文革中他自己蹲進這座監獄，有詩紀其事云："孰料殘冬入獄時，北風抖索凍難持。當年愧少言人道，苦果自吞能怨誰！"那些在政治運動中，在"把無產階級專政落實到每個基層"過程中，因"少言人道 "而不把人當人的人，如果沒有"請君入瓮"的經歷，有多少人能作這樣的自責呢？
二 0 0 九年到來了。上距1949年已經六十年。毛澤東過世也已經四十二三年。毛澤東"一班人"都已消隱。但是毛澤東"不把人當人"的陰影仍在。既在典章制度中，也在有人腦袋裡。前者與後者互相依存，雙向運動，就如雞生蛋，蛋生雞，分不清孰先孰後。毛澤東身後，倡言改革，三十年了。本來，"不把人當人"的體制和機制早就該逐漸改掉，卻受到深受其"不把人當人"思想影響的人的阻擋，舉步維艱。大家在生活中都深有體會，有時舒暢一點，那是"不把人當人"的一套受到抵制，或是某個方面改掉了一點，這是付出巨大代價獲得的進步。但不少時候我們發現，"又來了"，那就是體制和思想中的"不把人當人"依然對現實發生著強大的作用。本文開頭說到的一些現象，一些標誌性事件，無不說明這一點。
毛澤東從哪裡繼承和提煉出"不把人當人"的政治理念，是傳記、歷史、政治學和政治心理學的學者們未完成的課題，對我們普通人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政治遺產中的這一部分，體現著他的人民觀，民主觀，政黨觀，國家觀，軍隊觀，如果不對這些觀點加以梳理和再評價，則以黨和政府的名義，以國家和公共利益的名義，與大小利益集團聯手，對億萬中國人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經濟權利的侵犯行為，就將無時終止。
對於國家政治體制的改革，我們普通人不但插不上手，而且插不上嘴。對毛澤東的言行、思想全面地重新認識和評價，或許也不是我們分散的普通人力所能及。但我們對毛澤東"不把人當人"這一政治理念在今天現實中的表現，不可能視而不見，乃有切膚之痛，儘可能一一加以揭示，讓這些事實來加深我們對毛澤東現象的理解，回答繼續美化、神化毛澤東的讕言，應該成為我們日常的功課。至今上下左右無時無地無之的"不把人當人"的現象，都是植根於毛澤東時代，都是毛澤東"精神不死"、影響猶存的證明，也是執政者沒有同毛澤東的歷史錯誤真正劃清界限的結果。指出這一點，有利於走出改革的歧路，有利於清醒地面對歷史的挑戰。
讓我們告別"不把人當人"的陰影，告別所有"不把人當人"的軟體和硬體，讓我們每個中國人都享有人權、法治、民主、自由、公平、正義，能夠像"人"一樣生活！
二0 0 八年十二月杪，北京
還有相當一部分工人，在六十年代初的經濟調整中，因廠礦"關停並轉"，精簡編製，被遣回鄉。當時許諾一到經濟情況好轉，優先讓他們回來就業。他們為解決全國大躍進造成的嚴重經濟困難而付出了沈重代價，但共產黨的許諾並未兌現，他們後來長期在農村遇到的困難無人過問，成為一個久拖未決的歷史遺留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