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的兩面性是明擺著的。既要改革，又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既想跳出死路一條，又要回到死路一條--這就是鄧小平。你可以責備他邏輯混亂，不能責備他言行不一。他言得認真，行得認真，認真支持改革，寸步不讓保護改革的對象。
他充滿著兩面性，一貫如此。當華國鋒的兩個凡是遭到批評時，他參加了。幾個月後，為了填補真空，他打造了他自己的四個凡是--四個堅持。他反對華國鋒"權力過於集中"，隨後由自己充當 "核心"。他承認文化大革命是史無前例的災難，同時宣布"不僅今天，而且今後，我們都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他聲稱自己是"人民的兒子"，同時調動軍隊，鎮壓學生和市民。如果他是小學生，會有教師來指導他學點邏輯。如果他是凡人，會有人嘲笑他，也會有人跟他耐心討論。然而，鄧小平是共產黨有體面有尊嚴的領袖，他超世脫俗，藐視人間眾生，凌駕於一切邏輯和爭論之上。
常人困惑於鄧小平的兩面性。但鄧自我感覺良好，我行我素。因為他和我們不是同類。毛澤東死時，中國瀕臨危殆，大家都在說救國，其實各說各的，內容並不相同--有的要救民，有的要救黨。當鄧小平斷言"不改革死路一條"的時候，他並不是想說服老百姓，老百姓用不著他來說服。鄧小平是在給那些抗拒改革的不懂事的黨的其他領導人上課：你們再不改革，老百姓拋棄了黨，咱們這個黨就完蛋了！從本質上說，鄧小平百分之百是一位救黨主義者。他是黨的化身，黨性的載體。路易十四說，朕即國家。對鄧小平，他就是黨。他的立足點，他的命運，他的利益，他的視野，他的使命，他的喜怒哀樂，與其說在遙遠而模糊的人民之中，不如說在黨的最高領導機關之內。至於人民，無非是些"戰鬥力"和"生產力"；只有黨，才是主宰。
簡單明瞭的救黨邏輯，就是鄧小平的邏輯。一切為了救黨。救黨需要發展生產力。為了抓住"救黨"這隻老鼠，需要市場這隻貓。因此，鄧小平決定全力支持經濟改革。可以毫不誇大地說，儘管不熟悉經濟，不瞭解市場，他仍然是經濟改革的當之無愧的支持者，而且是最有權力的支持者。但是，既然目的是為了救黨，所以他時刻不忘保衛黨的權力和地位。即使在經濟改革剛剛起步的時候，用不著一年半載，他就會警惕地搜索一些 "自由化"的苗頭，敲打敲打，免得一旦形成氣候，成為黨的心腹之患。他非常清楚，只有在民主制度下，才能避免文革重演；但是為了保住黨的統治特權，他堅決拒絕權力制衡。他偶爾高談民主，是為了塑造親民形象，替黨籠絡人心，但不許假戲真做。常人眼裡的兩面性，其實是最純粹的黨性，渾然一體，一以貫之。
但是我們，你，我，大學生，乃至胡耀邦，趙紫陽，都是常人。根據鄧小平的兩面性，趙紫陽用"兩個基本點"複述了鄧小平的路線，鄧小平欣然首肯，說，概括得很好。趙紫陽對我說過，概括為兩點，比只說一點好，可以避免片面性。在我記憶中，趙從來沒有拿"四個堅持" 來制約過"改革開放"，相反，他總是以"改革開放"來沖淡、弱化和遏制"四個堅持"。每逢鄧小平祭起"四個堅持"這個基本點，討伐自由化，趙一定及時提醒全黨，不要忘掉小平同志還有另外一個基本點--"改革開放"，何況"中心"是"現代化建設"！這種制約，1988年以前，曾經很有效。特別在鄧小平已經逼胡耀邦下臺的險惡時刻，鄧力群等企圖以反自由化橫掃全國的時候，起了積極的作用。它不僅使反自由化迅速無疾而終，而且在各個領域內加快了改革開放的進程，甚至形成了以淡化黨的領導為實際目標的《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在十三大形成共識。
"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能得到鄧小平讚賞，解決不了"兩個基本點"的內在矛盾，改變不了鄧小平的本性。鄧這個人，在法國打過工，但沒有接受人權觀念的熏陶，畏懼民主制度。戎馬生涯使他在人與人的各種關係中特別愛上了官兵關係，領導和服從的關係。我現在回過頭來想，鄧小平的"兩個基本點"，其實應該更確切地表達為：第一，經濟體制一定要改，第二，政治體制一定不能改。他的"一個中心"其實應該表述為：唸唸不忘捍衛黨的統治特權。他支持市場經濟的目的，絕對不是想拿它來弱化共產黨，相反，他是想靠它救活共產黨。許多觀察家認為：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必然或遲或早和民主政治配套，經濟改革非但需要而且必然推動政治改革；但是，鄧小平打的算盤完全相反。他的打算是：通過發展經濟，來鞏固黨的統治特權；也就是說，以經濟的大踏步改革，來換取政治制度永遠不改革，至少永遠基本不改革。根據我的觀察和思考，我認為，這才是鄧小平的底線。越過這條線，對鄧小平來說，就是自由化，就是動亂，就是大逆不道。--因此，他和胡耀邦、趙紫陽分手，是遲早的事，不足為怪，無可避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