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8-12-12 04:06:29作者：胡平
不久前，我接受了萬維網提出的「為什麼要民主」系列問題的書面採訪。其中一個問題是「什麼情況下您會開展一場革命？」我寫道：「如果這裡所問的革命是指暴力革命的話，我的回答是：當人們的基本權利遭到政府的剝奪時，人們就有權開展一場革命。但問題是，在人們的基本權利都遭到剝奪的時候，他們常常也就失去了革命的手段或能力。特別是在熱兵器高度發達的今天，斬木不能為兵（砍下樹幹當不了武器）。也就是說，在最應該革命的時候，往往不會發生革命。革命常常是發生在那以後。革命常常是父債子償。也正因為如此，實際發生的革命常常是不必要的，有的甚至是不應該的。這是‘革命’在當代的尷尬處境。」鑒於這個問題很重要，而且很有爭議，我這裡再作些補充說明。
在中文裡，「革命」本來是指改朝換代，例如商朝推翻夏朝，史上稱為「湯武革命」。「革」指改變，「命」指命令，即「天命」。後來人們常說的「革誰誰的命」，把「命」當成了生命，是背離中文「革命」一詞的原意的。現在我們用的「革命」一詞，是指英文裡的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最早是孫中山取自日本人的翻譯著作。這和古代中文裡的「革命」一詞的意思有所不同。
「革命」一詞有很多種含義。我們可以說政治革命，經濟革命，科技革命，文化革命，乃至家庭革命，等等。眼下我們所說的是政治革命。所謂政治革命，通常是指一種激烈的變革，一種從根本上改變原有的政治制度的變革。革命可以是暴力的，也可以是非暴力的，是和平的。譬如臺灣的民主轉型被稱為寧靜革命，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轉型被稱為天鵝絨革命，就是形容其和平性。
不過，一般人講到革命時，往往是指暴力革命。我在上次的回答中也特地說明我講的革命是指暴力革命。我回答說：「當人們的基本權利遭到政府的剝奪時，人們就有權開展一場革命。」古代中國的孟子說，殺死暴君是「誅一夫」，是完全正當的。近代自由主義奠基人洛克明確指出：如果政府超越或濫用政治契約中明確規定所授予的權威，這個政府就變為專制獨裁；這時人民就有權去解散它，或者反抗它，甚至推翻它。２０世紀自由主義思想家卡爾。波普（Ｋａｒｌ Ｐｏｐｐｅｒ）乾脆用這一點去定義專制政府。他建議區分兩類政府，第一類是可以不採取流血的辦法而採取例如普選的辦法來更換的那些政府；第二類是被統治者若不通過成功的革命就不能加以更換的那些政府。「民主」這個詞是前者的簡略代號，而「專制」或「獨裁」 是後者的簡略代號。
有人否定革命，理由是革命會流血，會造成內亂。洛克針鋒相對地批駁道：「他們也可以根據同樣的理由說，老實人不可以反抗強盜或海賊因為這會引起紛亂或流血，在這些場合倘發生任何危害，不應歸咎於防衛自己權利的人，而應歸罪於侵犯鄰人的權利的人。假使無辜的老實人必須為了和平乖乖地把他的一切放棄給對他施加強暴的人，那我倒希望人們設想一下，如果世上的和平只是由強暴和掠奪所構成，而且只是為了強盜和壓迫者的利益而維持和平，那麼世界上將存在什麼樣的一種和平。當羔羊不加抵抗地讓凶狠的的狼來咬斷它的喉嚨，誰會認為這是強弱之間值得讚許的和平呢。」
經濟學家楊小凱在８０年代撰文反對革命，不過他後來修正了自己早先的觀點。楊小凱根據美國公共選擇理論的代表人物之一、經濟學家曼庫爾。奧爾森（ＭａｎｃｕｒＯｌｓｅｎ）的有關學說指出：一個穩定的秩序會使既得利益者尋租行為制度化，而革命和動亂卻能打破制度化尋租。楊小凱的結論是：「革命對統治者總是一種威脅，沒有這種威脅，政府為人民服務的承諾就不可信；有威脅，其行為就不會太離譜。」這就是說，即便有些革命或動亂只是以暴易暴，那多半也比一暴到底要好一點。在古代中國，大臣勸誡皇帝不要壓榨無度，總是把例如暴秦的滅亡作為前車之鑒。如果一個暴虐的政權居然能千秋萬代，一暴到底，那不是更糟嗎？
對革命不可一概而論
從理論上論證暴力革命在一定條件下具有正當性並不困難。真正的困難在於以下三點：第一、在人們的基本權利都遭到剝奪的時候，他們常常也就失去了革命的手段或能力。在最應該革命的時候，往往不會發生革命。其間道理也許並不複雜。在壓迫最嚴厲、控制最全面的時候，照理說是最應該革命的時候，但一般來說，那也常常是新理念最難得到傳播的時候，也是反對派最難生存、最難活動和最難發展的時候，而且也常常是民眾最消沉、最感到沒有力量以及最缺少自信的時候，因而很難發生革命。
當代熱兵器的高度發達無疑給革命增加了極大的困難。於建嶸在《當代中國農民的維權抗爭》裡寫道：一位農民維權領袖倪明就認為：「目前農民沒有走向暴力反抗，並不是他們沒有這樣做的思想基礎和情緒準備，而是因為大刀長矛的時代已經過去。」他在一篇題為《時勢論》的政論文中稱：「余聞崇禎之世，上清下暗，官貪府污，今似而過之，民視官為虎，官以民為肉，有水火不容之勢。若陳吳再世，揭竿可以為旗，斬木可以為兵，未嘗不舉水滸之義。今所未能者，是揭竿不可以為旗，斬木不可以為兵，故高俅童貫之流仍竊其位。高童二人也，今高童之流遍之角落，已敗風氣，民怒衝天，恨聲載道，倘得古茅長戟可以為用，則高童頭顱不知已拋幾許矣。」
第二、實際發生的革命常常是不必要的，有的甚至是不應該的。例如，俄國布爾什維克的十月革命就是一場不必要而且不應該的革命。
隨著前蘇聯檔案的解密，人們對十月革命的內幕已經有相當清楚的瞭解。著名的蘇俄東歐問題專家金雁教授不久前發表專文《十月革命的真相》。文章指出，十月革命不是用武力推翻專制的沙皇統治，而是推翻在二月革命後建立起來的推進民主轉型的臨時政府。此前的臨時政府已經換過好幾屆班子，十月革命推翻的最後一屆臨時政府是以社會民主黨孟什維克派和主流派社會革命黨為主的政府。這就是說，十月革命實際上是以列寧為首的社會民主黨布爾什維克派和左派社會革命黨用武力奪了 「黨內同志」的權。
就在俄歷１９１７年１０月２６日，即打下冬宮、奪取政權後的次日召開的第二次全俄工兵代表蘇維埃大會上，列寧重申臨時政府不願召開立憲會議是它被推翻的理由之一，並強調即將召開的立憲會議才是惟一有權決定國家問題的機關。他還明確表示，即使布爾什維克在選舉中失敗，他們也將服從「人民群眾」的選擇。然而在接下來的立憲會議選舉中，布爾什維克只獲得了不到四分之一的議席，加上其盟友左派社會革命黨也只有３０％的議席，而社會革命黨，即使不算它的左派，僅其主流派就獲得半數以上的議席。顯然，布爾什維克輸掉了這次選舉，而且輸得很慘。其慘還不在於得票少，而在於這是在它當權條件下、由它組織的選舉。它沒有理由、而且的確也並未指責這次大選有舞弊、賄選一類的污點。１９１８年１月５日，布爾什維克用武力解散了立憲會議，開始了布爾什維克專政。高爾基在這一天激憤地寫下了《１月９日與１月５日》一文，嚴厲譴責布爾什維克。他把當天發生的慘案比之為點燃１９０５年革命烈火的沙皇屠殺和平請願工人的「流血星期日」：布爾什維克的「來復槍驅散了近百年來俄國最優秀份子為之奮鬥的夢想」。德國社會民主黨人羅莎。盧森堡說，「列寧和托洛茨基曾經強烈地要求召開立憲會議」，而十月革命後的立憲會議選舉又「是根據世界上最民主的選舉」，「在完全自由的條件下進行的第一次人民投票」，布爾什維克卻「毫無敬畏之念，乾脆宣布投票結果毫無價值」，是「逆歷史潮流而動」的行為。另外，列寧在１９１９年致羅日科夫的一封私人信件坦率的說法值得一提：列寧認為當時的內戰是「蘇維埃政權反對‘普遍、直接、平等、秘密的’選舉的鬥爭，即反對反革命立憲會議的鬥爭」，「這是資產階級民主和資產階級議會制的世界性大崩潰，無論在哪個國家，沒有國內戰爭就不會有進步。情願者命運引著走，不情願者命運拖著走。」
如上所述，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完全不具有我們所說的正當性，然而它卻發生了。問題就在這裡，在應該發生革命的時候往往沒有發生革命，在實際發生革命的時候往往不需要乃至不應該革命，革命在該來的時候不來，在不該來的時候倒來了。這就讓人很有幾分尷尬，不論你是主張革命還是反對革命。由此可見，對革命切切不可一概而論。不是所有的革命都應當否定，也不是所有的革命都應當肯定。有各種各樣的革命，不同的革命之間天差地別。我們務必要分清，在什麼樣的情況下，革命是正當的；在什麼樣的情況下，革命是不正當的。簡而言之，針對專制的革命是正當的，針對民主的革命是不正當的。劃清這一界限至關重要。
（補充一點：暴力革命還有一個問題，即革命的宗旨和目的的問題，如果一場革命，是為了建立一個更專制的制度，那自然另當別論）
在中文裡，「革命」本來是指改朝換代，例如商朝推翻夏朝，史上稱為「湯武革命」。「革」指改變，「命」指命令，即「天命」。後來人們常說的「革誰誰的命」，把「命」當成了生命，是背離中文「革命」一詞的原意的。現在我們用的「革命」一詞，是指英文裡的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最早是孫中山取自日本人的翻譯著作。這和古代中文裡的「革命」一詞的意思有所不同。
「革命」一詞有很多種含義。我們可以說政治革命，經濟革命，科技革命，文化革命，乃至家庭革命，等等。眼下我們所說的是政治革命。所謂政治革命，通常是指一種激烈的變革，一種從根本上改變原有的政治制度的變革。革命可以是暴力的，也可以是非暴力的，是和平的。譬如臺灣的民主轉型被稱為寧靜革命，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轉型被稱為天鵝絨革命，就是形容其和平性。
不過，一般人講到革命時，往往是指暴力革命。我在上次的回答中也特地說明我講的革命是指暴力革命。我回答說：「當人們的基本權利遭到政府的剝奪時，人們就有權開展一場革命。」古代中國的孟子說，殺死暴君是「誅一夫」，是完全正當的。近代自由主義奠基人洛克明確指出：如果政府超越或濫用政治契約中明確規定所授予的權威，這個政府就變為專制獨裁；這時人民就有權去解散它，或者反抗它，甚至推翻它。２０世紀自由主義思想家卡爾。波普（Ｋａｒｌ Ｐｏｐｐｅｒ）乾脆用這一點去定義專制政府。他建議區分兩類政府，第一類是可以不採取流血的辦法而採取例如普選的辦法來更換的那些政府；第二類是被統治者若不通過成功的革命就不能加以更換的那些政府。「民主」這個詞是前者的簡略代號，而「專制」或「獨裁」 是後者的簡略代號。
有人否定革命，理由是革命會流血，會造成內亂。洛克針鋒相對地批駁道：「他們也可以根據同樣的理由說，老實人不可以反抗強盜或海賊因為這會引起紛亂或流血，在這些場合倘發生任何危害，不應歸咎於防衛自己權利的人，而應歸罪於侵犯鄰人的權利的人。假使無辜的老實人必須為了和平乖乖地把他的一切放棄給對他施加強暴的人，那我倒希望人們設想一下，如果世上的和平只是由強暴和掠奪所構成，而且只是為了強盜和壓迫者的利益而維持和平，那麼世界上將存在什麼樣的一種和平。當羔羊不加抵抗地讓凶狠的的狼來咬斷它的喉嚨，誰會認為這是強弱之間值得讚許的和平呢。」
經濟學家楊小凱在８０年代撰文反對革命，不過他後來修正了自己早先的觀點。楊小凱根據美國公共選擇理論的代表人物之一、經濟學家曼庫爾。奧爾森（ＭａｎｃｕｒＯｌｓｅｎ）的有關學說指出：一個穩定的秩序會使既得利益者尋租行為制度化，而革命和動亂卻能打破制度化尋租。楊小凱的結論是：「革命對統治者總是一種威脅，沒有這種威脅，政府為人民服務的承諾就不可信；有威脅，其行為就不會太離譜。」這就是說，即便有些革命或動亂只是以暴易暴，那多半也比一暴到底要好一點。在古代中國，大臣勸誡皇帝不要壓榨無度，總是把例如暴秦的滅亡作為前車之鑒。如果一個暴虐的政權居然能千秋萬代，一暴到底，那不是更糟嗎？
對革命不可一概而論
從理論上論證暴力革命在一定條件下具有正當性並不困難。真正的困難在於以下三點：第一、在人們的基本權利都遭到剝奪的時候，他們常常也就失去了革命的手段或能力。在最應該革命的時候，往往不會發生革命。其間道理也許並不複雜。在壓迫最嚴厲、控制最全面的時候，照理說是最應該革命的時候，但一般來說，那也常常是新理念最難得到傳播的時候，也是反對派最難生存、最難活動和最難發展的時候，而且也常常是民眾最消沉、最感到沒有力量以及最缺少自信的時候，因而很難發生革命。
當代熱兵器的高度發達無疑給革命增加了極大的困難。於建嶸在《當代中國農民的維權抗爭》裡寫道：一位農民維權領袖倪明就認為：「目前農民沒有走向暴力反抗，並不是他們沒有這樣做的思想基礎和情緒準備，而是因為大刀長矛的時代已經過去。」他在一篇題為《時勢論》的政論文中稱：「余聞崇禎之世，上清下暗，官貪府污，今似而過之，民視官為虎，官以民為肉，有水火不容之勢。若陳吳再世，揭竿可以為旗，斬木可以為兵，未嘗不舉水滸之義。今所未能者，是揭竿不可以為旗，斬木不可以為兵，故高俅童貫之流仍竊其位。高童二人也，今高童之流遍之角落，已敗風氣，民怒衝天，恨聲載道，倘得古茅長戟可以為用，則高童頭顱不知已拋幾許矣。」
第二、實際發生的革命常常是不必要的，有的甚至是不應該的。例如，俄國布爾什維克的十月革命就是一場不必要而且不應該的革命。
隨著前蘇聯檔案的解密，人們對十月革命的內幕已經有相當清楚的瞭解。著名的蘇俄東歐問題專家金雁教授不久前發表專文《十月革命的真相》。文章指出，十月革命不是用武力推翻專制的沙皇統治，而是推翻在二月革命後建立起來的推進民主轉型的臨時政府。此前的臨時政府已經換過好幾屆班子，十月革命推翻的最後一屆臨時政府是以社會民主黨孟什維克派和主流派社會革命黨為主的政府。這就是說，十月革命實際上是以列寧為首的社會民主黨布爾什維克派和左派社會革命黨用武力奪了 「黨內同志」的權。
就在俄歷１９１７年１０月２６日，即打下冬宮、奪取政權後的次日召開的第二次全俄工兵代表蘇維埃大會上，列寧重申臨時政府不願召開立憲會議是它被推翻的理由之一，並強調即將召開的立憲會議才是惟一有權決定國家問題的機關。他還明確表示，即使布爾什維克在選舉中失敗，他們也將服從「人民群眾」的選擇。然而在接下來的立憲會議選舉中，布爾什維克只獲得了不到四分之一的議席，加上其盟友左派社會革命黨也只有３０％的議席，而社會革命黨，即使不算它的左派，僅其主流派就獲得半數以上的議席。顯然，布爾什維克輸掉了這次選舉，而且輸得很慘。其慘還不在於得票少，而在於這是在它當權條件下、由它組織的選舉。它沒有理由、而且的確也並未指責這次大選有舞弊、賄選一類的污點。１９１８年１月５日，布爾什維克用武力解散了立憲會議，開始了布爾什維克專政。高爾基在這一天激憤地寫下了《１月９日與１月５日》一文，嚴厲譴責布爾什維克。他把當天發生的慘案比之為點燃１９０５年革命烈火的沙皇屠殺和平請願工人的「流血星期日」：布爾什維克的「來復槍驅散了近百年來俄國最優秀份子為之奮鬥的夢想」。德國社會民主黨人羅莎。盧森堡說，「列寧和托洛茨基曾經強烈地要求召開立憲會議」，而十月革命後的立憲會議選舉又「是根據世界上最民主的選舉」，「在完全自由的條件下進行的第一次人民投票」，布爾什維克卻「毫無敬畏之念，乾脆宣布投票結果毫無價值」，是「逆歷史潮流而動」的行為。另外，列寧在１９１９年致羅日科夫的一封私人信件坦率的說法值得一提：列寧認為當時的內戰是「蘇維埃政權反對‘普遍、直接、平等、秘密的’選舉的鬥爭，即反對反革命立憲會議的鬥爭」，「這是資產階級民主和資產階級議會制的世界性大崩潰，無論在哪個國家，沒有國內戰爭就不會有進步。情願者命運引著走，不情願者命運拖著走。」
如上所述，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完全不具有我們所說的正當性，然而它卻發生了。問題就在這裡，在應該發生革命的時候往往沒有發生革命，在實際發生革命的時候往往不需要乃至不應該革命，革命在該來的時候不來，在不該來的時候倒來了。這就讓人很有幾分尷尬，不論你是主張革命還是反對革命。由此可見，對革命切切不可一概而論。不是所有的革命都應當否定，也不是所有的革命都應當肯定。有各種各樣的革命，不同的革命之間天差地別。我們務必要分清，在什麼樣的情況下，革命是正當的；在什麼樣的情況下，革命是不正當的。簡而言之，針對專制的革命是正當的，針對民主的革命是不正當的。劃清這一界限至關重要。
（補充一點：暴力革命還有一個問題，即革命的宗旨和目的的問題，如果一場革命，是為了建立一個更專制的制度，那自然另當別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