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安徽黃梅戲藝術家嚴鳳英（1930-1968）。1954年她主演的黃梅戲《天仙配》拍成電影，嚴鳳英飾演的七仙女家喻戶曉。
去年秋天王友琴來郵件，說她要編《文革受難者》第二集，問我能不能寫寫嚴鳳英之死，收進這個集子，我回覆道：
關於嚴鳳英之死，我偶然跟劉曉波談起，他也要我寫出來，前幾天還來催過。我至今不敢動筆，是因為沒有想好怎麼處理這個題目，只想好了文章的標題：《我們的七仙女》，可是──
「七仙女」竟被開膛剖腹，而且是當眾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一個怎樣瘋癲、倒錯的世道，才會導致這種慘劇？堪比中國古代凌遲剖腹，碎棺戳屍的陰慘之刑，昭然施行於二十世紀，現代中國人的常識、倫理底線哪裡去了？
直接施暴者，是一個軍代表，他的權力來源是什麼，竟可以令他如此喪盡天良而不被制止？誰又應當負責並被追究？
「七仙女」今天是如何被平反、有被重新歌頌的？平反是如何繞過了這個慘烈的細節？而忘掉這個細節，對我們意味著什麼？
我無法下筆，是我面對不了這幾個問題，我一動筆就心裏發慌。我不能陳述完事實就了事，與其這樣，我寧願不著一字。
「樹上的鳥兒成雙對......」，這穿越了古與今、南與北、神話與現實、傳統與當今、官場與市井的一曲黃梅調，無論後來被多少人反覆詠歎了多少次，依然已成絕響，而嚴鳳英這個「墜入凡間的精靈」，曾給中國民間帶來的藝術享受，幾乎空前絕後，是目下演藝界的「天王巨星」們無法企及的。一個藝術家，在承平時期可以家喻戶曉、名滿天下，一旦世道淪喪，或可遭遇常情無法想像的恐怖之境。一個藝人（江青）升天，氣焰萬丈，則普天下的藝人均成另類，或入獄為囚，或揪鬥致死，或忍辱自盡，活得出來的寥寥無幾，然而身受戕害之劇烈，無人甚於嚴鳳英。無疑，這不是一個「黃梅戲巨星」個人的榮辱沉浮之道，這是制度性的問題，但又不盡然，嚴鳳英慘劇所映射的解讀空間和涵義，早已溢出這些範疇。
嚴鳳英丈夫對妻遭殘殺的敘述
八十年代我因採訪書寫的緣由，聞聽過無數文革慘禍，可是嚴鳳英的遭遇，還是讓我聽得喘不來氣。那是一九八八年歲尾，我帶《五四》劇組南下，首站直奔安徽，目標是兩個安慶人：剛剛找到墓塚的中共首任總書記陳獨秀，蒙冤二十年的「七仙女」嚴鳳英。十二月十八日記載：「中午一時抵合肥，住炮兵學院。晚上與導演去找王冠亞（嚴鳳英丈夫），未遇。」十九日記載：「下午再去王冠亞家談嚴鳳英事件。極慘。嚴吃安眠藥自殺後，被剖腹。」我從當年的採訪記錄裡，也找到了王冠亞的口述，有兩頁，第一句便是：「嚴鳳英六八年去世，已二十年了。」
王冠亞的大致陳述是：為追究六四年「天津黑會」反江青，六八年四月五日《紅安徽》報點了嚴鳳英的名，省藝校造反派就來逼供，她一天沒吃飯，態度很硬，說柏龍駒、王少舫也去了嘛，卻在這時王少舫貼出一張大字報，對嚴上綱上線，她非常傷心，說最好的朋友怎麼也講這樣的胡話。四月七日她在家寫了一夜，反駁王少舫，又曾去找柏龍駒為她作證，遭到婉拒，她氣極。當夜，王冠亞被嚴鳳英哭醒，發現她已服了大量安眠藥、留了絕命書。以下直接引述採訪記錄：
「我把醫生找來，又去找軍代表，但他來了以後還想搞口供，嚴還是講自己不會反黨，邊講邊哭，他們還不讓醫生進來。我去借板車，送到醫院，第二天（四月八日）早上五點鐘死了。軍代表馬上要牛鬼蛇神表態，誰也不能流眼淚，說嚴鳳英自絕於人民，後來為了轉移視線，說嚴肚子裡有發報機，要開腸破肚，我幾乎要瘋了，要我簽字，我不幹，我走後，聽說當眾將嚴開膛，用開刀的斧頭大開膛，從胸骨一直劈到恥骨，把腸子翻出來，找出一百多粒安眠藥，又拿去化驗。軍代表在現場。」
我至今還記得王冠亞的樣子，瘦弱、清瘦，一臉不甘吞忍的哀怒。雖然一九七八年嚴鳳英已被平反、一九八五年他也撰寫出版了傳記文學《嚴鳳英》，一九八六年還在安慶樹起了一座嚴鳳英漢白玉琱像。這一切，算是還了嚴鳳英一個公道了嗎？只有王冠亞知道，九泉之下的嚴鳳英，要的是一個公正。
別說八十年代末期，直到今天，文革仍然是禁區。中共不准人民再深究一步，於是，鄧小平審判並監禁「四人幫」，也在全國逮捕各地的造反派頭頭，這麼一場清算，就變成是他們自己報了私仇。這裡缺的也是一個公正。
殺戮現場指揮：軍代表劉萬泉
又二十年過去了，王冠亞還是沒有放棄。最近我在網上竟又找到他的一篇文字，恰好拿來跟當年我的採訪記錄對照，關於「開膛破肚」的事實，這篇文字述得很詳細，列錄如下：
「嚴鳳英死後不到一個小時，劇團的領導就趕來了，任務只有一條：嚴鳳英之死有不少疑問，有人檢舉她是國民黨特務，是奉了上級命令自殺而死的，所以要剖開她的肚皮挖出她的內臟，檢查她肚子裡的特務工具！醫生也不同意開，他們只會按醫療的方法開，而這是公安部門刑偵的技術，他們沒學過，不會開。而領導講，現在不是治療的問題！
「他們開刀時，紅梅劇團派了四個人在嚴鳳英身邊監視，『屁派』一個男造反派頭頭，『積派』一個女造反派頭頭各站兩邊，上方站的是『革命幹部』，下方站的是那個軍代表劉萬泉。醫生用手術用的小斧頭從嚥下砍起，向下一根肋骨一根肋骨地砍，然後把內臟拉出來，剖開，找他們聽到檢舉的所謂『發報機』、『照相機』......等『特務工具』︱︱當然一無所獲！只查到一百多粒安眠藥片！當劈到恥骨時，膀胱的尿噴了出來，那個軍代表悻悻地說：『嚴鳳英，我沒看過你的戲，也沒看過你的電影，今天我看到你的原形了！』可見得他的『階級仇恨』是多麼深！」
當年王冠亞並未對我提起那個軍代表的姓名，在這篇文章裡，這個名字出現了：劉萬泉，一個軍隊俱樂部主任。
王冠亞寫道：「我倒不是為江青開脫罪責，一般講，嚴鳳英之死是江青的文化專制主義所害。但是，江青委實沒到合肥來！更沒有介入安徽省紅梅戲劇團的文化大革命，直接責任是誰呢？那些鬥過嚴鳳英，誣陷過嚴鳳英，尤其是整過嚴鳳英的人，沒有一個敢承擔責任，那個劉萬泉還被評為『活學活用的學習毛澤東思想積極份子』保護起來了！黨為他承擔了責任，他卻絲毫責任也不承擔。後來，我們一位楊同志去問他，為什麼把嚴鳳英往死裡整？他說：文化大革命是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發動親自領導的，要向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開火，在安徽在劇團不整嚴鳳英，整老鬼呀！他理直氣壯推得一乾二淨，一點責任也不承擔。」
王冠亞這段話，真叫我對他刮目相看！
中國人是毛氏大廝殺的同謀
至此，嚴鳳英慘案已觸及文革被隱諱的多個側面。對中共來說，投鼠忌器，否定文革但不能「砍旗」，最大的元凶毛澤東必須赦免。公審林彪「四人幫」，也許是一個很不錯的策略，往上可以遮攔住毛澤東，往下則可赦免這場血腥民粹運動的絕大部分暴民，掐頭去尾取中段，像極了一杓紅燒鯉魚，結果是贏來政權、又得民心，從此江山底定。否則，追究「響應偉大領袖號召」者之罪，如何摘得出來那個號召者呢？依照政治學的常識，特別是韋伯的學說來分析，文革這樣的「全民瘋狂」，乃是「奇里斯瑪」（Charisma）型領袖與擁戴民眾的一場「共謀」，頗有法國大革命的諸多特徵，甚至也很接近納粹德國全民追隨希特勒迫害猶太人的那種「同謀」性質，這正是中國人難以徹底反省文革的原因。在一定意義上，中國人至今默認中共袒護毛澤東，是在媾合一次新的同謀。億萬文革參與者內心的不乾淨，乃是這次同謀的心理基礎。而鄧小平及其繼承者，其實誰也沒有赦免，他們只是赦免了罪惡；他們也沒有為這個民族找回絲毫公正，僅只如王友琴所言「遺棄了受害者」。
嚴鳳英死於構陷、出賣、絕望。文革這場「古羅馬鬥獸場」式的全民大廝殺，演繹的不是什麼階級鬥爭、路線鬥爭，而是人性的所有醜惡、所有人的人性齷齪。王少舫演出「董永出賣七仙女」的一幕，是把嚴鳳英推下懸崖的最後一擊，《天仙配》這個神話，就被現實永遠玷污了，於是，在嚴鳳英身後的世界裡，你越是讚揚黃梅戲這兩位老搭檔舞臺合作的天衣無縫，便越是襯托了人間背叛的不道德和沉淪深度，而那些嚴鳳英傳記性的廣播劇（特等獎）、電視劇（飛天獎），還有「嚴鳳英、王少舫舞臺藝術研討會」等等，皆不免流於蒼白和刻意躲避殘酷真相的虛偽，即使有王冠亞的親自參與，也無補於事。
軍代表執政將無法無天最大化
施暴者這個角色，在嚴案中舉足輕重，他施行了一場可怕的私刑。文革的整個前提也許無法改變，人人自危、互相踐踏的大環境也在所難免，甚至受害者也只能承受出賣、構陷等不義之舉，但是，假如一九八六年春派駐安徽省黃梅劇團的軍代表是另一個人的話，嚴鳳英死後被「開膛破肚」的機率，幾乎可以降低百分之九十九。這個駭人聽聞的暴行，基本上是一個「拉大旗作虎皮」的私人性的為所欲為，一種泄欲、意淫的獸性的病態發作。我們痛定思痛，怎可不去釐清一下這種屠宰場和屠夫出現的機制呢？不錯，毛澤東的「和尚打傘，無法無天」乃是這機制的龍頭，但文革之前老毛的頭上已經沒有一根頭髮了（無法無天），文革幾乎就像他搖身一變成了孫猴子，拔根汗毛「噗」地一吹，變出無數的小孫猴子來──文革將毛澤東的「無法無天」最大化了，全國各個角落裡雨後春筍般地生出無數個「小毛澤東」來，每一個都在他（她）的封地裡稱王稱霸、草菅人命。這個「最大化」的機制，卻是無人認真研究過的。如果簡單一點的描述，就如同全國最高法院將死刑核准權，一次性地批發給各省各地、各行各業、各門各派的各層級的無數頭頭腦腦，那麼，中國不就成了一個大屠宰場了嘛！文革中握有生殺大權的人，有哪幾類？我們只需問，取代癱瘓的黨政系統功能的是誰，便一目瞭然。有兩類是無需質疑的，一是群眾派別的頭頭們，他們甚至可以發動地區性的內戰；另一類便是各地軍區、野戰軍派出的軍代表們。
所謂「三支兩軍」，至今仍是文革研究的一個盲區，幾乎無人涉獵，恐怕連最簡單的大事記和基本資料都還沒有。這個可以稱為「軍代表執政」的時期，雖然不過是「全國軍管」的別稱而已，但它跟世界上的許多「軍政府」不一樣，尤其以毛澤東的絕對權威，並無失權之虞，無需林彪的「保駕護航」。林彪集團及其所控制的全軍，在更大程度上，是一個造神工具，其最大功能是無限強化毛澤東的「奇里斯瑪」色彩，使「一句頂一萬句」變成無可懷疑的信條，變成「精神原子彈」，此乃這場現代迷信的基石所在。因此「軍代表」們的職能，很像歐洲中世紀的教士，處心積慮於識別、折磨並消滅異端者；嚴鳳英慘案又驚人地相似於那個時期的所謂「女巫迫害」：十六、十七世紀西歐曾墜入一個瘋狂迫害異教徒、「魔術師」的時代，宗教裁判所的懲罰酷刑計有砍手、剁耳、烙刑、笞刑、浸泡、鎖綁、監禁、罰款、放逐、賣為奴隸等，死刑大部分是絞刑，還有斬首、溺死、裂刑等，然後焚燬屍骸，對「巫師」特別是「女巫」則直接燒死在火刑柱上，意謂「防範巨毒」。嚴鳳英已經死了四十年，至今並未喚醒中國人：我們尚未走出中世紀。
（蘇曉康：中國八十年代報告文學重要作家，電視劇《河殤》總撰稿人，一九八九年流亡美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