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廁所，也是「廁」字的像形
歷史上關於廁所問題的記載有很多。有趣的是，在很長時間內，它不僅是服務於人的方便之所，還是財源滾滾的致富渠道呢。
積糞貯肥是鄉村廁所的重要功能。糞在廁所終身為糞，在田則為肥。肥好，收成就好。南宋《洛水集·富陽勸農》有記載【每見衢、婺之人，收蓄糞壤，家家山積，市井之間，掃拾無遺。故土膏肥美，稻根耐旱，米粒精美。】說的是衢州、金華地區百姓收集糞溺肥田的積極性很高，以至於家家戶戶堆積如山，街道因此異常乾淨，而水稻得益於糞肥的滋養，根正苗直質量高，產出來的米十分精美。
如此一來，刺激了旺盛的糞溺需求。隨著需求日漸增加，單純依靠農家自身「產出」，已經無法滿足日益擴大的施肥需要。於是，農民們挺起身板走向市場進行購買，首要目標便是有著充足供給的城市。
對於城市百姓來說，廁所有用而糞溺無用。《夢粱錄》記載，宋代城中，就有提供這種服務的職業清潔工，稱為「傾腳頭」，負責收集百姓傾倒的糞溺。
這些「傾腳頭」各有固定的服務對象，說得更準確一些應該是「貨源」，因為他們一面幹著清潔衛生美化市容的工作，一面轉手將收來的糞溺倒賣出去，掙出許多銀兩。正因為牽涉著切身收益，所以如同劃片送報紙收垃圾一樣，傾腳頭們各有客戶一般不得越界，越界就是赤裸裸地搶活，是從人家口袋裡搶錢。
類似的故事一直存在，近代的情節可以參照電影《上海灘》。扮演「丁力」的劉德華把屎霸頭「王超」拋入黃浦江之後，和兄弟們歡呼：「以後全上海的屎都是我們倒，那就太妙了…發財啦！」
糞溺在鄉村和城市的不同地位，決定了城市廁所躋身在城鄉之間，扮演起糞肥中轉站的角色，成為勾連城鄉的一條特殊紐帶。
中國古代木質馬桶
由於農家對糞肥的需求常常大於供給，導致糞溺身價扶搖直上。明末的《瀋氏農書》提到，農家多去蘇州、杭州買糞。為了節約開支，在採買中特別注意市場價格的波動，並總結出在 4 月和 10 月的農忙時節糞價便宜這一規律，趁此階段多買儲存以備需求。
大概是出於運量大、成本低的考慮，城市糞溺運往鄉村多走水路。《夢粱錄》稱，傾腳頭收集的糞溺由【載垃圾糞土之船，成群搬運而去】，源源不斷地將城市「排泄物」運往鄉村。《
清史稿》記載「吳熊光」與嘉慶帝談天，說蘇州城的河道裡滿是擁擠的運糞船，哪談得上風景！一來可見糞肥之多，二來可以看出當時政府管理缺失。由於相當多的運糞船並非封閉式，裝運時又貪多，行船中一旦稍有起伏搖擺，便會溢流泄漏污染河水，而那水是百姓每日淘米洗菜必用。況且，當時這種情景極為普遍，非蘇州一地特有。即使是到了近代情景依舊。
美國人羅茲·墨菲在《上海：現代中國的鑰匙》中：【臭氣難聞的垃圾糞便完全用駁船運出上海，多數駁船是敞開的。】，【在流經市區的各條水道上，這種駁船過去到處可見。】
公營、私營
《燕京雜記》記載，由於清代北京公廁收費，人們都隨地大小便街道上臭不可聞。到了清末，在社會改良的風潮中，北京頒布了一系列城市管理法規，其中頒佈於光緒 34 年的《預防時疫清潔規則》規定，【廁所須每日掃除之，不可任其狼藉漫溢，掃除後以石灰滲入之】，同時規定，【裝運糞溺，須用堅固之容器，並覆以密緻之蓋】，且糞車糞桶均不得在街市停留。
近代天津也有「無論何項人等，均不准在中廁以外出恭，犯者重罰」的規定，有的市民在路邊小便，被捉到即罰洋一元。但規定並沒有多大作用，人們對廁所收費存在著普遍的牴觸情緒，於是一邊是收管理費，一邊是隨地便溺，城市環境衛生並未因公廁和「管理」得到任何改善，反而越來越差。
慈禧太后的便盆
據上海衛生檔案記載，清末在租界區修建的公廁，即便是臨時廁所，日均都能帶來 200 元的收入，這可以說是明清時期「糞便即金錢」說法的最佳註腳。20 世紀初，曾擔任國民革命軍連長的「李鏡龍」，僅憑薪俸無法供養全家，「一時受經濟之鞭策，心亂如麻」，辭職後租得公廁一所，竟迅速脫貧致富，後賴此為生達十餘年。如此厚利，自然給私人經營廁所的蓬勃發展，注入了一劑強心針。
只是私人經營最重成本，大多要等糞溺積存足夠數量再行運走，以致廁所衛生相當糟糕，嚴重妨害了城市形象。地方政府的管理措施又只侷限於突擊性拆毀所謂「穢惡太甚」的公廁，十有八九沒有後繼措施，比如修建相當數量符合公共衛生標準的公廁，並加以妥善管理，以致百姓的生活受到相當影響。這種缺乏服務意識的公共事務管理行為，使人惱火，也必定是曇花一現、不能長久。果然，時間不長死灰復燃，私人經營的廁所相繼開張，依舊污濁不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