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沅森:一個原中共線人的懺悔 (12)

——現身說法揭露中共以「反革命罪」屠殺千萬同胞的秘辛

作者:陳沅森 發表:2008-11-11 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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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媽媽的確是一位傳統型的善良老人,但是,她擔任居委會主任,對"階級敵人"卻是另一副面孔。有一次,一位"四類分子"來她家請示某事,劉媽媽訓斥時臉上肌肉繃緊,眼露凶光。唯唯諾諾的"四類分子"走後,劉媽媽又恢復了往日的慈祥,笑瞇瞇地對我說:"小陳,黨教導我們,對階級敵人就要這樣。"--黨性對人性的扭曲,可見一斑。

許多次到劉正文先生家,與他談心時,總是不斷教導我"要聽黨的話,永遠走社會主義道路"。

他說:"小陳,你真幸運,如果當初我們公安不挽救你,現在必定關在牢裡。"--那時候,我真是感恩戴德,感激涕淋,典型的"斯德哥爾摩症"患者。 [注23]

他說:"你戰鬥在一線,與‘反革命份子'混在一起,更要加強思想改造,否則,很容易被‘階級敵人'俘虜。"

陳亞陸判刑後不久,:他說:"陳亞陸也算幸運的,要是遲一點,已經完蛋了。現在新政策下來,‘反革命組織'的頭頭,發起人,一律槍斃。經驗證明,那些頭頭是改造不好的,刑滿釋放出來,繼續從事‘反革命'。"

他說:"你們真的要感謝毛主席寬宏大量。我們一位無須報告可以直接進毛主席房間的首長,向主席建議說,那些階級敵人(指‘出身不好'的知識青年),百分之百都有頑固的反動思想,這樣打來打去很麻煩,花費我們很大的力量,浪費國家錢財。不如乾脆向列寧、史達林學習,把他們趕到山谷裡,用機槍一頓剿滅。"--當年列寧、史達林把一群群富農,連同他們的子女,包括抱在手裡的娃娃,一齊趕到山谷裡用機槍剿滅,斬草除根。

"毛主席怎麼回答呢?"我打了一個寒噤,急切想知道下文。

"毛主席笑了笑,沒有回答。"--當時體會,確實如劉股長所說"毛主席寬宏大量",後來研讀《毛選》,反覆思考,才知道這是毛澤東"棋高一著",為"階級鬥爭"留下"活靶子",樹立"對立面",否則,一個巴掌怎能拍得響呢?

"這位首長可能是羅(瑞卿)部長。"我說。

"你不要亂猜,可以直接進毛主席房間的首長多著呢,這位首長還可以跟毛主席開玩笑。有一次,毛主席在抽煙,他問毛主席您抽什麼煙?說著,就從沙發前的案子上,自己拿出一支聽裝大中華牌香菸抽起來......"

故事饒有興味,聽得我瞪大眼睛。

劉股長與我談話,"你們""我們"涇渭分明。我總是感覺,他有一種職業敏感,對我不放心。

前面第(10)節,1970年"一打三反"運動時,突如其來的"忠誠考驗",不一定是劉科長設計的,但他一定參與了。

1976 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當晚,劉科長到我弟弟家,問到我在百裡之外長沙縣範林農機廠工作的地址,準備下鄉來見面,後來不知什麼原因沒有來。毛澤東逝世,公安無非是想蒐集"階級敵人"的反應,我在偏僻的鄉下,哪知道什麼呢?如果是想瞭解我的思想動態和表現,則證明我仍是長沙公安關注的重點。

獲悉毛澤東逝世後,我獨自關在臥房裡腹誹,擬成一篇《討伐毛澤東》檄文的腹稿。 [注24] 但我知道,"偉人"逝世,社會震盪,出身"不好"的人,尤其要夾緊尾巴,低調行事。那幾天,喜歡唱歌的我,不唱歌;喜歡講笑話的我,不講笑話,臉上憂憂慼慼,埋頭做事,但我擠不出眼淚。

果然,後來一位公社黨員朋友告訴我,他聽到一句"話尾子",公社公安特派員在與書記研究追悼事宜時,明明說了"陳沅森"三個字。這位朋友後來又聽農機廠的幹部說,公安特派員到廠裡轉了一圈......

朋友不知道為什麼,但我心中有數。

長來長往,關係密切後,劉正文先生一些個人隱私和家事,也不迴避我。他退休時因工資級別問題,產生了一點情緒。一天,特地打電話叫我去,拿出一份報告,請我斟酌。內容無非是與XXX攀比,要求漲一級。我勸他,報告不要交上去,一輩子兢兢業業,這份報告送上去,反而把印象搞壞了,而且,達不到目的。他的女兒也用"比上不足,比下有餘"進行勸導。

劉正文先生終於想通了,沒有提交那份報告,快快樂樂退休。

因職業需要,劉正文先生太喜歡喝濃茶,抽香菸了。案件一來,24小時連軸轉,靠咖啡因和尼古丁提精神,體內積累有害物質太多,終於抵擋不住,患肺癌2000年逝世,終年65歲。

劉正文先生病重時,我去醫院看望,獻鮮花一束。最後一次談話,仍囑咐我"不要反黨反社會主義"。

遺體告別時,他夫人告訴我,彌留之際,喃喃念叨兩個人的名字,一個是他最要好的同事,另一個就是我。在劉正文先生的心中,究竟我是他最要好的朋友,還是至死仍不放心呢?答案已無法尋求。

我絲毫沒有美化共產黨公安的意思,但劉正文先生是一位良知尚未完全泯滅、人性尚未完全喪失的公安,他是一個孝子、好丈夫、好父親。但是,對於"階級敵人",他絕不留情。

受"黨文化"的影響,在評價某一個人的時候,人們總喜歡臉譜化,好人永遠是面目端莊,器宇軒昂;壞人則永遠是齜牙咧嘴,醜陋不堪。人性是複雜的,大多數人具有雙重人格、三重人格,甚至多重人格。好,不是"高、大、全",一概都好;壞,也不是一切都壞,一無是處。我所見到的其他公安,如Y局長、L公安,他們都比我大幾歲,說不定讀過孔孟之書,至少小時候受父母舊禮教的薰陶,在家裡他們可能溫情脈脈,一旦到了工作崗位,便像嚴冬一樣殘酷無情。

我所見到的只有一位家庭出身"不好""鑽進公安隊伍"的Q公安,"文革"中被清除出公安隊伍,挨斗時一副可憐巴巴的樣子,"文革"後不知怎麼又穿上了公安制服。他打擊"階級敵人"比任何一位公安都心狠手辣。例如,涉嫌輕微經濟問題"家庭出身偽軍官"的何其善君,可判可不判,也可送勞教,最多不過判一、兩年刑。但落到他手裡,重判7年。(見[注18])任務完成後,Q公安到劉科長家"報喜",我在座,他沒有迴避,洋洋得意地告訴劉科長,一副邀功請賞的"哈巴狗"嘴臉,以表明他比"出身好"的公安"階級立場更堅定"。

劉正文先生16歲當公安偵察員,聰明機智,思維敏捷。我在長篇小說《佛懷煽仇錄》中以他為原型,按照他的思路塑造了一位公安偵察科長黃曉陽,給讀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只可惜劉科長一輩子為共產暴政服務,越能幹,對人民犯的罪越嚴重。

我來加拿大後寫了許多揭露中共罪惡的文章,消息傳到國內,一定震驚了長沙公安,使幾位離退休的老公安大跌眼鏡,悔不當初(沒有幹掉)!一方面,他們可能建議上級對我嚴加懲處;另一方面,可能將責任一股腦推到死人身上,責怪劉正文先生充當了我的"保護傘"。

實際上,擺脫公安控制後,我鑽研機械技術,研究發明創造,研討銷售學在微觀經濟方面的應用;三個孩子相繼出生,工作忙得不可開交,為掙錢養家餬口真正遠離了政治,哪有時間管閑事?......逢年過節去看望劉正文先生,一方面是感謝他對我的種種幫助;另一方面,是讓"老領導"將我的良好現實表現傳達給公安局的其他領導,讓他們放心。

劉正文先生用"人性的"、"親切的"手段,羈絆我長期為公安服務;我在"靠攏黨和政府"的實際行動中金蟬脫殼,不露痕跡地擺脫了公安。他不是什麼"保護傘",而是一位人性和良知尚未完全泯滅的人。(待續)

[注23]"斯德哥爾摩症"是2005年興起的一個新辭彙,大意是"被壞人欺侮了,還認賊作父"。

[注24] 《討伐毛澤東》的檄文見《佛懷煽仇錄》(http://www.epochtimes.com/gb/nf2872.htm)第十一章結尾一段。這一章將題目改為《毛澤東和中共是怎樣欺騙利用農民的》參加"九評共產黨全球有獎徵文"獲二等獎。紙介質版本《佛懷煽仇錄》2005年12月,已由香港新利東印刷釘裝公司出版(電話852-610-87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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