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中共中央決定改組中南海門診部，撤銷了門診部主任的工作，立即將香山門診部遷進中南海，加強衛生防疫和醫療。於是我隨同門診部進了中南海，開始了我生活上又一大轉折。
門診部設在南海流水音及沿東大牆一帶的院落。這地方原本是乾隆皇帝晚年遊樂與休息的地方，乾隆御筆的木製對聯、匾額仍然掛著，但年久失修，油漆彩繪已經剝落。一九五三年大修整以前，沒有自來水，都用南海邊上的機井。門診部就用這片房屋的一部分做為宿舍，一部分設立門診室、手術室及病房。雖然仍是因陋就簡，但比在香山時要完備些。
一九五五年以前，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和中共中央宣傳部在城內的房子還沒有修好，暫時設在中海居仁堂及附近。軍委的彭德懷、中宣部的陸定一、張際春、何凱豐，以及陳伯達、胡喬木和任弼時的未亡人陳琮英，都住在居仁堂以東的永福堂等以福為名的八個四合院中。
中南海門診部的醫生中，只有我受過正規訓練，所以就讓我負責。我分配到一間小宿舍。後來我搬到比較大的南船塢宿舍去，慎嫻和我那還在襁褓中的兒子李重便來跟我同住。
中南海警衛森嚴。從一處到另一處都有哨兵沿路站哨和檢查通行證。我在毛住處附近的中南海門診部工作，佩戴著乙種通行證，只能在門診部和我住的宿舍一帶活動。慎嫻雖然也分到乙種通行證，但行動自由小得多。後來我調到毛處工作，才換成甲種通行證。
一九五二年春天，我首度與毛的家人有了接觸。那時毛三十歲左右的二兒子毛岸青精神分裂症發作。毛有兩個兒子，毛岸青和毛岸英--都是他第一個自由意志下的婚姻配偶楊開慧所生。楊在一九三零年因拒絕背叛毛而被國民黨處死。那時毛在數百裡之外的江西井崗山已經和賀子珍結婚。楊死後，兩個孩子前往上海，過著有一頓沒一頓的流浪生活。一些認識毛岸青的人，都覺得上海租界巡捕曾殘酷毆打毛岸青，此事是他精神分裂症的導因。數年後共產黨在延安建立基地時，才又找回他倆， 毛隨即將兩兄弟送往蘇聯讀書。
朝鮮戰爭爆發後，二十九歲的大兒子毛岸英赴前線作戰，在美國炮彈轟炸中喪生。這期間，毛岸青在中共中央宣傳部翻譯處做翻譯。
一九五一年底開始的三反運動中，中央宣傳部內揭發出，毛岸青的稿費被另一個人冒領了，他一怒之下打了這個人一記耳光。毛澤東知道之後，狠狠批評了毛岸青，毛岸青的精神分裂症發作。實際上在此之前，他已經有了精神分裂症的一些現象，有時發呆，長期失眠，不過沒有引起家裡人的注意。毛岸青發病以後，便住進中南海 門診部的病房。
春末夏初的一天傍晚，我在辦公室內整理病歷，值班護士匆匆跑來，氣喘吁吁叫我說：「江青來看毛岸青了，要你去匯報病情，快點。」
我走進病房旁的一間休息室，江青坐在一個靠背椅上，旁邊站著漂漂亮亮的她的一個護士。
以前我都是在路上離得很遠看到江青。我這是第一次面對面的見到江青。我心想，可真是個電影明星出身，穿戴自然與眾不同，只是沒有想到，會與大家有這麼大的差別。那時共產黨剛進北京城不過三年，無論是幹部還是一般工作人員，都穿著灰色或藍色土布「毛服」。
江青穿一身銀灰色純羊毛派力斯的連衣裙，敞領上裝內是米黃色綢襯衣，穿著長統肉絲襪，下面是半高跟黑色皮鞋，頭髮又黑又多，燙過，精心向後梳，挽起一個髮髻，眼睛圓圓的，眸子既黑又亮，皮膚細膩，乳黃。她瘦削，大約有五尺三、四寸，可是上半身卻顯得比下半身長。她那年三十八歲，我則是三十二。
我在她的對面坐下。她說：「你就是李大夫。」一口純北京話，沒有等我回答，接著說：「岸青的情況怎麼樣了?」
有人說江青年輕時很漂亮，我倒不覺得。我覺得她顧盼間讓人感到高傲、冷漠。
我便將毛岸青的病情向她說清楚，並且說明在門診部沒有治療精神分裂症的設備，只能提供短期的治療，轉到精神病院，或者療養院去治療較為妥當。
她沉思一會，然後對我說：「我將你的建議，報告給毛主席，再決定吧。」然後她伸出手來，同我握了握手。她的手指細長柔軟，指甲修剪得很尖俏。她說：「謝謝大夫，謝謝大家。」然後向院子走去。這時我才看到，有三名警衛人員站在院子裡。
總的說來，江青使人感到精明苛刻。談話時，不停地打量著談話的對手，似乎想在對方的言談舉止中，發現什麼。在她的目光中，看不到溫暖與信任。相反地，在那兩道炯炯的目光裡，流露著偵伺對方的神色。
不久，毛岸青被其他醫生正式診斷為精神分裂症，並住進大連一家療養院，由北京醫院一位護士全天候照顧。岸青與那位護士談了戀愛。但家裡早就替他安排好了婚事--毛岸英遺孀劉思齊的妹妹張紹華。心碎的護士只好被迫返回北京。
一九五三年秋天，在這件事發生後年餘，當時任毛澤東秘書和宣傳部秘書長的胡喬木請我到家裡，給他檢查身體。當時他患有過敏性鼻炎和十二指腸潰瘍，經常發作。 胡喬木住在中海居仁堂以西靠北，以永福堂打頭的以福字命名八個堂的最北一個四合院內。他的妻子叫谷羽，在中國科學院工作。
我到胡喬木的臥室，胡脫去上身衣服，我給他檢查。
正查的時候，谷羽跑進來。神色張皇地對胡喬木說：「江青來了，快穿衣服。」
胡喬木立刻爬起來，一面穿上衣，一面同我說：「李大夫，對不起，今天不能檢查身體了。」
我匆忙往外面走，江青已經大步走進來，正碰在一起。她握我的手說：「這不是李大夫嗎?」胡喬木迅速答道：「我請李大夫檢查身體。」江說：「還沒有檢查完吧，我可以等一下。」胡說：「不，已經檢查完了。」我同他們告別，走了出去。這是第二次與江青見面。這次僅是匆匆一瞥，她給我的印象與第一次相同，只不過讓我感到更冷淡更倨傲。
我在門診部工作是極其勤懇的，每天除上下午門診以外，夜間還要出診。另外，我給人們看病時，無論是首長或是普通工人，我都一樣的細心認真治療，從來不會因為他們的地位不同而有不同的態度，所以我受到了中南海內上上下下人們的交口稱讚。很多人對我十分信任，甚至願意將個人及家庭的煩惱同我談談。一九五二年秋天，中共中央直屬機關選擇模範工作者，我被一致推薦為甲等工作模範。
五零年後調查人員找到了我在蘇州東吳大學附屬中學讀書集中軍訓時的中隊長徐斌， 他正在貴州省息烽縣的監獄中勞動改造。徐完全不記得有我這樣一個人。他們又找到了一些我在東吳中學時的同學，這些人都證明我沒有過政治性活動。總之，他們 調查了所有可能找的人，都沒有得到我有過政治性活動的證據，甚至有的人還說我並沒有參加這類政治團體。這次調查一共用了兩年多時間，結論是「查無實據」。
我的「階級背景」和這些政治性活動在往後中國一波又一波的政治運動橫掃過時，又會回來困擾我。但我仍在一九五二年十一月被吸收為中國共產黨候補黨員。我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認識其實只有《共產黨宣言》、毛的兩篇文章、年輕時我大哥給我念的幾本書和一些共產黨口號而已。
在中南海工作這幾年下來，我對我本身情況的估計，越來越清楚。我五二年雖然終於參加了共產黨，但在工農幹部的眼光裡，我永遠是一個本身歷史很複雜的知識份子，不是他們的「自己人」，我充其量只是個被「團結、利用、改造」的對象。
因為我是醫生，他們只不過要利用我的醫療技術專長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