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肅酒泉夾邊溝勞教農場是甘肅省勞改總局於1954年7月開辦的一個國營勞改農場，它的場部是在夾邊溝村龍王廟的原址上修建起來的，離夾邊溝村約有二里路程。在酒泉城東北約30公里處，夾山之南，北城之北。它的東南面叫臨水，北面叫北灣，西北方叫新添墩。那座有烽火臺的沙石山被稱作毛家山。這裡土地貧瘠，多為戈壁荒漠，面積約為200多平方公里，利用北大河水灌溉。由於清水河在這裡流淌，所以溝渠縱橫、田連阡陌。夾邊溝農場雖屬酒泉市管轄，但地理位置靠近金塔縣。這裡的土地大多是勞改犯們在荒灘上開墾出來的，也有用古代存留長城的土填埋出來的。1957年，反右派運動中，夾邊溝的勞改刑事犯留下了一部分刑滿釋放的骨幹，大多被遷到馬鬃山勞改農場。1957年11月16日，張掖專區機關來的48名右派為勞教農場第一批勞教犯人，其後，開始陸續往這裡押送思想政治犯，有右派份子八百八十七人，反革命分子八百九十八人（包括歷史反革命和雙料右派份子。所謂雙料右派份子，也就是既是右派份子，也是歷史反革命的），壞分子四百三十八人，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六十八人，貪污、違法亂紀分子七十八人，還有些與領導頂嘴不聽話被捆綁來而沒有檔案的，也有單位還沒有定性的，還有在大學裡被拔了白旗的大學生和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領導幹部，也有其它農場不聽話的右派轉送到這裡來的。1958年最高峰時，夾邊溝農場向省勞改局匯報的犯人數為3074人。但犯人陸續餓死或逃跑，又不斷補充從別的農場來的不聽話的右派份子和拔了白旗的大學生、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所以，實際來過夾邊溝的勞教犯人，要超過犯人最高峰時的上報數字。夾邊溝農場條件惡劣，勞動強度大，加之從上到下反對右傾機會主義浪潮高漲，管教對犯人越來越嚴厲，所以，當時有些右派聽說要把他轉到夾邊溝農場，嚇得腿子直打哆嗦。夾邊溝農場有共產黨員也有各民主黨派的人士。其中，1958年時女犯人曾達到32人。
勞教犯們住的四合大院是原先勞改犯們住過的地方，周圍是高不可逾的大牆，只有一處大門，大牆角落有高高的崗樓。犯人們都住在可容百餘人的大監舍內。1958年5月份以前全場為一個大隊，10個小隊；6月份開始劃分農業隊、基建隊、副業隊；1958年底開始建新添墩作業站。此時，農業隊為7個小隊（梁進孝為隊長），基建隊為6個小隊，另有科研組、醫療組、工業組、木工組、鐵工組、磨面組、養豬組等專業小組。夾邊溝農場為科級單位，下設教育股、財務股、生產股、後勤各股。生產股為農業、副業、基建三個大隊。大隊長、教導員、中隊長、指導員由農場管教幹部擔任。各大隊裡有若干小隊。大隊和中隊的文書、統計、糧秣、司務長、上士，小隊長、班長，從勞教人員中挑選充任。還有一個直屬中隊，下設三個小隊，即服務隊、園林隊、蔬菜隊。服務隊包括馬號、豬圈、羊圈、磨坊，共40人，下設4個班；園林隊、蔬菜隊各30人，各設3個班；直屬中隊共100人。一個中隊是一個伙食單位。直屬中隊100人，加上在場部工作的右派，共120多人，是一個伙食單位，就是馬號的人原來吃飯的食堂。這個食堂由於有豬圈、羊圈、磨坊和蔬菜，家底比較厚，伙食相對比較好。還有一個醫務所。場部設一個食堂。由於管教幹部不足，勞教犯人不能當中隊長，實際便沒有中隊幹部的中隊稱為小隊，小隊長由犯人充任。到了明水農場後，增加了輕勞隊和病號隊場內有供銷社、郵電代辦所、場部醫務室、伙房等等。場部共有管理幹部和警衛三、四十人。農場黨委書記為張鴻，場長劉振玉。
（參考：甘肅省有關檔案；張中式《沉痛的歷程》；王永興《二十年右派生活經見》）。
趙廷祺
趙廷祺是我的尕爺，尕爺就是我爺爺的弟弟。我太爺一生娶過兩個女人，尕爺是太爺在涼州（甘肅省武威縣）當縣長時娶得涼州女人的兒子。尕爺生於1922年，甘肅省積石山縣人。涼州女人尕太太在太爺去世後，以一個女人的堅強，把她的全部希望寄託在兒子的身上，辛辛苦苦和家人在甘肅省永登縣秦王川廖家槽務勞著十幾畝沙田把尕爺撫養大，並送進蘭州師範簡易師範學習畢業。因為，尕爺從小學習優秀，而且對知識有一種特別的渴求，1944年由甘肅省教育廳保送國立社會教育學院教育系。尕太太當時雖然寡居在家也給他早早娶了妻子，但為了滿足他上大學的心願又將他送到大學進行深造。1947年下半年尕爺在臺灣臺中中學實習教語文，並兼指導圖書館工作，1948年回江蘇母校寫成論文，獲教育系學士。
父親說，尕爺雖然是他的叔叔，可比他的年齡還小兩歲。他們一同拾糞，一同上學，一同玩耍，親密無間沒有叔侄間的心理隔閡。母親提起尕爺就淚流滿面，她告訴我，當我滿月的時候，尕爺來我家看望，當我見到他後放聲大哭，所以，以後母親經常說，娃娃們見了來人哭嚎，這個人以後肯定是有大難的。果然，尕爺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份子，其原因主要是他1947年到臺灣某大學圖書館實習了半年。當時那些左派們說他到臺灣是進行特務訓練，還給他編了很多莫須有的罪名，並對其推搡打罵，不讓其睡覺逼他招認，這讓尕爺很傷心。他本來是可以不到夾邊溝去的，可以在原單位監督勞動改造，可是他自己要求到勞教農場去，他是不願意再見到那些紅口白牙的人了。
和尕爺一同到夾邊溝去的永登縣右派王永興對我說，你尕爺那可是永登縣一中最優秀最有名望的教師和教務主任，是我永遠敬重的一位難得的優秀人才。他有學識，口才好，為人直爽，很受學生和學校教師的敬重。1960年，父母親給他寄去一包炒麵，他收到後掛在宿舍牆壁上，還未來得及吃一口，上了個廁所，就被人將食物和大衣一併偷了去。後來他與夾邊溝的右派們一同去了明水，路上又被人偷了行李，連喝菜糊糊的小瓷盆子也被偷走。當時他飢餓懊惱，人已骨瘦如柴，是王永興又給了他一個大瓷缸子和兩張郵票，讓他趕快給家人寫信求救的。
我聽了王永興的話，想到父親和母親曾對我說過，他們當時連續給尕爺寄了幾次炒麵和糧票，但那時大多數都沒有到了他的手裡，有些被管教和拐棍剋扣，有些被運送寄物的人半路偷吃。尕爺當時給永登老家和我的父母親發了求救信，尕爺在信上讓父親和母親給他聯繫永登老家的生產隊，說他什麼都不要了，只要能當個農民就行。父親那時被單位監督勞動改造，沒有行動自由，但他和母親仍然設法給尕爺寄了吃的，另外，母親抓緊給他聯繫永登縣秦王川廖家槽生產隊。他們聯繫後那裡的生產隊不願意接受一個右派份子。尕爺聽到這個消息後，是在飢寒交迫的景況下，徹底絕望於1960年11月死於明水的。尕爺爺死後，尕奶奶悲痛欲絕，她說是書害了尕爺，她將家中的書統統燒掉，並讓她的孩子們再也不要唸書了，並囑咐她的女兒們，以後要找就找個莊稼人，千萬不要嫁唸書人了！
王永興
這是一個清瘦的老人，留著八字鬍，穿著整潔樸素。他與當地農民的區別就是頭腦敏銳，談吐文雅。他聽趙廷祺是我的尕爺後，一下拉住了我的手。他含著眼淚說道："你尕爺是個好人，是我們永登最好最好的老師呀。"
他說他的字為子讓，齋號樂余軒，1921年2月27日（農曆正月二十日）生於永登縣大同鄉王家坪村。1957年反右運動前在永登縣秦川五道峴完小任教。 1957年開門整風運動中，由於永登一中校長李某不認前妻和孩子，出於義憤他寫了大字報《今日陳世美》，從而招了大禍。他告訴我，他被揪出來後，左派們不讓他睡覺，對其輪番鬥爭，並用拳頭打，巴掌扇，逼其交代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行，於是他在實在忍受不過的情況下，為了盡快過關，避免再受皮肉之苦，冥思苦想編造對中國共產黨在土改、鎮反、三反五反、統購統銷、合作化等運動裡各項政策的不滿言論，並且自編了一些故事，把自己刻畫成一個十惡不赦的階級敵人。後被戴上右派份子帽子。
1958年6月29日，永登縣委宣布他和教師吳建賢，縣政府的滿昆山、徐傑如，郵電局的翁文徽，縣合作社的張克仁等右派份子到酒泉夾邊溝勞教農場。
他說，他剛來夾邊溝的時候，和其他右派份子一樣，都有一種烏鴉站到豬身上一般黑的感覺。因為這裡有那麼多大能人，而且，不是反革命就是右派份子，所以，他突然有了一種平等的感覺，不似在單位裡自己到底是少數，而這裡除過管教，其他人都和他一樣黑。他說，夾邊溝不管是反革命還是右派份子，都是了不起的人才，有參加過長征的幹部關敬文，有留學國外的專家、學者陳世偉、章仲子、王惕夫；有傅作義的弟弟水利專家傅作恭；有蘭州醫學院教授劉奮舉（全國有名的傳染病專家）及戲劇導演、演員和書畫家；也有各種技術工人和中小學教師。由於有這麼多國家棟樑也在這裡勞動改造，他的心裏平衡了很多。他說，什麼反革命呀，集體參加了個國民黨，有些別人把他的名字寫上，不是來了運動從檔案裡翻出來他自己都不知道。
但是，這種感覺很快過去了，自從1958年國慶節以後，犯人們已吃不飽飯了，但是，農場鼓動人們在勞動中脫胎換骨，爭取摘掉右派份子的帽子。人們翻地時，每人按量分給一鐵锨把子寬的一綹地，那個時候右派們個個爭先恐後往前多翻，打擂臺競賽；挖排鹼溝更是拚命爭取多挖。農場還組織勞動競賽，將長城的土在沙地上填埋土地。每一百米兩個人分成一個小組，一個組將滿土筐抬來，另一組馬上接上抬上一百米送到下一組，然後，返回再將空筐穿到始點，再抬上滿筐跑步送到終點。由於哪一組稍微慢一點下一組就得等著，所以，互相督促逼迫，不敢有絲毫懈怠。這種打擂臺不得了，有些人活活被掙著大口大口地吐血。
由於這種外部大躍進形勢的逼迫，內部鼓動摘帽的誘惑，瘋狂的勞動漸漸將犯人們的身體嚴重透支，這是人們身體累垮了的主要原因。所以，1959年春耕以後，當口糧降到每人每月24斤，一天只能吃16兩一斤的13兩時，農場就開始死人了。但此時的右派們仍然希望在"五一"節那天摘掉右派份子的帽子。可是，農場黨委上報了摘掉500名右派份子的帽子後，只批了3個人給摘帽，這就讓人們沒有了信心。
他說，" 五一"節那天，陽光明媚，紅旗招展，犯人們興沖沖地參加大會等待宣布自己被摘帽。會議由副場長劉振宇主持，先講話談生產，然後，張鴻書記宣布摘掉3個右派份子的帽子，這無疑於晴天霹靂，把3000犯人轟蒙了。他們的精神一下整個兒垮了。
1959 年的後半年，農場的糧食一天天短缺，犯人們喝的糊糊越來越清，可是，仍然要挖排鹼溝和在大田勞動。人們普遍開始拉肚子，干不動活，時不時地躺在沙灘上喘氣。那一年到了秋天，塞外的霜凍來得格外早，把犯人們種得正結果實的西紅柿給一霜殺蔫了，大灶上把未成熟的青綠柿子加進了糊糊，結果吃了的人都中了毒，噁心嘔吐，眩暈不支，腹痛拉稀，還死了人，後來是一個醫生用土方子（麥麩皮炒熟加上大蒜糊，拌勻）治療好了人們。11月的一天，夾邊溝新添墩作業站朔風凜冽，我和兩個同伴冒著雪花到食堂去打糊糊。因食堂糊糊還沒有做好，我們三人便轉到灶房後生火除灰門的地方，邊烤火邊吃飯。過了一會，突然一聲巨響後，發現帶有菜葉、米粒的糊糊，從灶齒縫裡湧出了灰門，漫滿了灰渣窩，又流到沙子地上的低窪處。不知什麼原因做飯的鍋底破了，我們眼看著流出的飯糊糊沒法舀到瓷盆裡，急得沒辦法，馬上爬在地上伸嘴吮吸灰窩裡沙窩裡的糊糊。一口氣喝脹了肚子。事後我們都感到很幸運，這是我們吃得最飽的一次。
到了1960年，場裡犯人們的生活進入嚴峻的境地，被強體力勞動累垮了的人們，死亡的速度開始加快。此時，場裡健壯一點的人，都去挖沙子背礦石大煉鋼鐵，剩下的一些老弱有病的人搞生產。那時糧食短缺，場裡的糊糊也越來越清，實在難以喝下去了。當時我種菜，也吃不飽，肚子餓得慌，我就偷偷地把地裡的南瓜偷回去，生生地切成碎片，放在菜糊糊裡填肚子，有時，在收工回來的路上，把水渠邊和田壟上成熟的灰條籽邊走邊捋，裝進衣袋裡，吃飯時，拌到糊糊裡充飢。我這樣的生菜、草籽吃的日子長了，腸胃也適應了，從來沒有壞過肚子，麥子成熟了就揪麥穗，搓出籽兒生嚼，有的人，還揉搓一些，偷偷在田埂上挖坑埋下，用以吊命。
可是，這時候從上到下抓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上面的政策越來越左，提出持續大躍進的口號，要求大煉鋼鐵繼續進行，水利工程全面堅持。一天下午，場裡突然召開全場大會，傳達上級指示：為了繼續高舉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充分發揮社會主義一大二公的優越性，張掖地委根據甘肅省委的指示提出開荒100萬畝，再建國營農場12處。由這個計畫，張掖地委決定加快迎豐渠的步伐，從黑河總口引水，把水引到甘肅高臺縣明水灘，聯合酒泉地區的十一個農場，開辦一個50萬畝的大農場。讓它成為共產主義的基地，成為甘肅的一個米糧倉。迎豐渠是1959年8月13日開工的。
明水灘因中間有一條季節性小河明水河而得名，東起臨澤縣的新華（威狄堡），西至高臺縣南華，北臨甘新公路，緊靠三清渠灌區，南至祁連山北麓，蘭新鐵路從中穿過，設有明水河火車站，因而明水這個地名才遠近流傳。明水灘東西長30公里，南北10公里，面積約300平方公里，是沖積扇地貌，土層厚，土質肥沃，在梨園河之西，屬梨園河灌區，因梨園河水量小，澆不到明水灘。但宏偉的計畫要讓迎豐渠灌溉明水灘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壯舉。1960年9月初，夾邊溝農場接到張掖地委的通知，除少數留守人員外，全部要遷到高臺明水農場，場黨委書記張鴻由於不同意把生命垂危的犯人們送到明水灘，被打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在場裡趕起了馬車，後來送回蘭州，由省勞改總局處理。張鴻之後有一個金塔縣縣長張雲賢本來要調到夾邊溝任農場黨委書記，可他還沒有到任，張雲賢又被打成地方主義反黨分子，送到夾邊溝農場勞動教養。
我們到了明水灘是1960年9月底，看到滿目荒涼的景象，我們的心裏涼了半截。夾邊溝再不好，還有住的房子，還有些菜蔬填補，可是明水灘光禿禿的，什麼也沒有。場裡讓犯人們在東西兩條溝挖窯洞。有些窯洞，一個坡道二孔窯，每孔窯住2到3個人，有活動空間，這些都是管教幹部們居住的。大多數窯洞是湊合著溝的崖坎挖的，一般住1個人，少數住2個人，沒有一點取暖設備。所有窯洞的門上都挂有草帘子，是場部統一發的。我們剛去的時候，還可以忍受，過了國慶節河西走廊風雪嚴寒，整天刮著刀子風，餓得不行了的人們怎麼能受得了這種寒冷呢？天天死人，人死了，人們就將死人的被子掛到門上繼續擋風。
1960 年10月間，由於我得了肝炎病起不來了，場長讓人把我從高臺縣明水灘又拉回到夾邊溝醫院過冬。住院的病號合睡在三間大的土炕上，土炕用草和麥衣煨熱，室內有兩個泥爐子生了火，又派兩個人輪流晝夜看護我們。那個時候我實際患的是腸胃病，經常想著吃飽肚子就行了。一天天渾身浮腫，腹水嚴重，上廁所蹲下去就無力掙紮起來。有一天，我提著籃子到打穀場上要煨炕去提麥衣，只見場邊拋著一具驢頭上剝下來的皮，兩隻耳朵毛茸茸的直翹，於是想起舅父滿廷文講過的話，那是民國十七年（1928年），古浪縣裴家營塘坊村遭荒旱災時，人們竟將農具上拴的皮條和破鞋上的皮掌子全都煮著吃了，所以我看見驢皮頭就如獲至寶，連忙裝進籃子，上面蓋了些麥草拿回醫院，偷偷燙洗了毛垢，用罐頭盒在爐子上燉爛，加了些鹽末，一次吃一點，捨不得一頓吃完。可是，有一天我將最後剩下的少半罐又添了水，燉在爐子上我便去上廁所。便後回來，爐子上的罐頭盒不翼而飛了，四壁張望尋找，只見同室住的王彥（甘肅省榆中縣某中學的教師）正端在手裡津津有味地大嚼。我喊了聲："你這是幹什麼？"他不在乎，邊嚼邊答道："我也要活下去，要保住生命，難道就不應當吃些嗎？誰都有生的權利啊，況且你已經吃了幾頓了！" 我沒作聲，默默地躺在炕上，閉目想那慘白苦笑的臉。
1960年冬天，嚴寒已經凍結了大地，渠首的一段水溝冬灌時被沖壞了，場裡抽調一百多人去維修。當時我們都因極度飢餓，浮腫得胖乎乎的，工地離場區有十多里，我們這夥人住在當地社員的兩個通間的草房裡，就地鋪上麥草擠得嚴嚴實實的，晚上去解便只得踩著人才能出得門去。弄得叫喊聲加上咒罵聲，此起彼伏。一天，我們喝了能照見人影的菜糊糊，到工地刨撬岩石般的凍土，工作效率談不上，但只要搖晃著就不錯了。我和一個同伴用芨芨草編的筐子抬運土，那時候，人們實在干不動了，只有藉口去大便，才能獲得片刻的喘氣和休息。到了下午，晴空中白日無光，飛舞著晶瑩的冰屑，寒風吹得人出不來氣，我實在干不動了，也借大便之名去想休息片刻。我落下褲子蹲了一會兒，打算起身返回。可是，站不起來了，拚死掙扎，雖然起來了，誰知又提不上褲子，腿站不穩，頭暈眼發黑。我立刻意識到死神已拉住了我的手，在那地方要做長期的休息了。就在這個時候一起出工的同伴發現我長時間不回，便前來察看。見我如此情狀，幫我摟上褲子，又叫來一個人一左一右，挾我回到住處，躺了一夜，第二天，給灶上送菜的老何（河南人）把我用馬車拉回到了夾邊溝新添墩作業站。
在夾邊溝一直待到了1961年元月下旬，場部用調來的汽車和場部裡的拖拉機將我們一批批地拉到酒泉火車站作了遣返。
說到這裡我總結我能夠活下來有三個原因：一是生病倒成了好事，借住醫院離開明水灘到了夾邊溝保住了性命；二是改變"偷"的觀念和內涵，竊取菜葉根煮食吊命，為了活命想盡一切辦法生存；三是親人們先後三次送來食物，下決心"細水長流"，以保生命火花不熄。
王永興對我最後說道，夾邊溝農場裡的犯人，四十歲以上的幾乎全死了，二十歲左右的小夥子飯量大些的也死了，活下來的只是稍有接濟或身體素質稍好一點的人。我們甘肅省永登縣與我一同送去餓死的有你的尕爺永登一中的教導主任趙廷祺、教師巴多學（巴多學是永登縣野縣人，北京大學畢業，永登一中的教師），還有永登西關完校校長張永煒，石玉瑚等等。他說可惜呀！都是人才呀！剛解放人才這麼匱乏，一個反右運動把中國的精英一網打盡。但是，飢餓也使一部分人提前出來了，而且又恢復了工作，因為送到夾邊溝的人大多數被開除了公職。這個反右運動太可怕了，也太卑鄙了，讓人們再也不相信上面的話了。人們剛戴上帽子的時候，沒有想到後果如此嚴重，誰也沒有想到一戴就是二十年，讓多少人家破人亡，妻離子散，它改變了幾代人的命運。
王永興先生於2000年元月23日去世。他在我採訪後曾給我送了他的一本小冊子，在此一併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