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也只有進入體制，才能試圖影響官方決策，這時候改革手段的條件，構成首要的限制和必然性，能不能取代了應不應該。手段本身成為了在場的目的，而目的本身，也就是自由本身卻消失了。這裡呈現出比較純淨比較理想的公共知識份子或者改革思考者，與成為幕僚的對立，一旦入得侯門便深深如海，就像娶得醜陋的高幹女兒，初戀情人便到了九霄雲外。
即使身在曹營心在漢，心中的真愛還是初戀情人，可是所做的事情，能做的事情，與當初的理想，一個在泥土上，一個在夢中，打成格格不入的兩截。
當手段本身成為唯一的目的，而改革過程的措施，都算是與改革目標南轅北轍的，即使一開始看起來很吻合，路遙知馬力，日久就看出來了。改革依賴於既有的政治權威，而且必須為特權利益集團創設租金，才能有效推動。也就是說，只有二者利益一致的時候，改革才能有效推動，那麼大部分重大意義上的改革措施，揭開歷史和意識形態的迷霧，就會發現，只起兩個作用，一個強化既有的政治權威，另外一個促成腐敗，只有在這兩個條件滿足之下，有的時候很偶然，或許給百姓帶來一些好處。改革派與政治權威看起來同床異夢，可是當終極目的不在場，這時候，能夠實現的，僅僅是捍衛政治權威。政治權威是與有野心的狼共舞，可是野心也無法實現，一切努力最後效果服務於政治權威了。
這樣的路徑下來，那麼政改就是從一開始就不可能的。這是改革時代的阿基里斯之踵，一刺就死。任何改革措施，從其原初意圖來看，都指向了瓦解政治權威，可是都被乾坤大挪移，成了穩固政治權威。這種衝突在經濟改革階段，可以隱藏起來，但是到了政改階段，就圖窮匕見了，沒辦法迴避。政改要求荊軻那一刀毫無遲疑得刺向秦始皇，可是荊軻已經成為張藝謀電影《英雄》中的無名，刺向秦始皇，僅僅是刀柄。除了被引向繼續強化政治權威之外（例如假惺惺的似是而非的政改），沒有任何積極效果。依賴政治權威與政改之間，完全是對立的，距離是越行越遠，是不可調和的政治對立，不是靠道德勸誡或者說理能夠說服的，所以誰在高喊改革，誰就是騙子，這個會在不遠的將來，呈現出來。
經濟自由主義造成的政改條件時空太少，格局太小，陷入一個死角。當政改的條件已經過去過於成熟，熟透以至於現在已經凋謝情的情況下，不惜一切把希望寄託在政改之上，這是一種絕望的瞎搞。毫無把握的自殺，其瘋狂程度，可以比擬毛/澤/東發動大躍進和文、革。
我這裡不是否定政改的必要性，而是指出，不能把押寶全部壓在政改。在改革時代中，有一種更根本性的迷信就是政治解決一切難題，當經濟改革完成之後啟動政改，那麼一切都好起來，包括過去專制體制遺留下的問題，以及在改革時代中改革措施和市場經濟與專制體制混合造成的問題，都煙消雲散了，都被淨化了，於是"解放區的天，是明亮的天".這裡是過去毛/澤/東時代政治救贖或政治解決的遺產，也是政治變革或者革命成功必然帶來新天新地，這與1949年的"新的時間開始了"，沒有二致，不過說得委婉，或者成為不言自明的信條，或者默示的共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