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瘋狂京奧」主要標誌有二
二○○一年七月十三日，北京申奧成功，「京奧」即成為「瘋狂京奧」，其主要標誌有二：
鋪天蓋地大吹大擂的狂人口號是其一。什麼「人文奧運、綠色奧運、科技奧運」、「盛世奧運」、「大國奧運」，什麼「好運北京」，「一定辦成有史以來最好的奧運」。然而七年來這些口號多成空話謊話，徒讓人深感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還鄉團來了，「趕英超美」的狂熱夢囈，再現九州，甚囂塵上。
揮金如土狂刮民脂民膏是其二。有新聞報導，二○○八年與奧運直接相關的北京城市基礎設施總投資約為二千四百億元；另有環保投資一千四百億元。如果再加上各地火炬傳遞費、支持京奧費和保安警戒費用──僅僅為「遏制山西的環境污染和生態惡化」，為北京奧運創造一個良好的周邊環境，「十五」其間，山西省就花掉了一百九十億元──由此推算，全國為辦奧運，至少要花一萬億人民幣！有史以來，沒有哪個國家像中國這樣揮金如土地燒錢辦奧運。此前歷屆花費最高的奧運會是前蘇聯一九八○年舉辦的第二十二屆奧運會，也只花費了九十二億美元。接下來由美國舉辦的一九八四年洛杉磯奧運會，預算五億元美金，實際只花了二點五億，節餘二點五億。可是如今的中國，竟然比歷屆花費最高的前蘇聯奧運會還要鋪張浪費無數倍！
如果錢多能辦個好奧運，也還算是有所得，可如今是「賠了夫人又折兵」，「京奧」預算既被超支得無法啟齒公布，還又讓北京奧運的高調口號由「人文奧運、綠色奧運、科技奧運」降格為「平安奧運」的囁嚅。如今官民共識的是，本屆「京奧」之恐怖超歷史──無論是一個人還是一個公共活動，「安全需要」的「平安」只是最低的生存需要，只有獲得自尊和自我實現，才算取得成功。而今棄「人文奧運」而求「平安奧運」、「冷清奧運」，說明「京奧」沒有開幕便已宣告「出師未捷」！
「恐怖京奧」的三大表現
說七年來的「瘋狂京奧」今日成為「冷清奧運」和「恐怖京奧」，證據何在？
表現一：全國言路大封殺，大陸所有媒體皆不能自由發表任何對「京奧」的建議與批評。
「京奧」前夕，連普通評論言論也須層層封鎖。如七月十二日，《中國青年報》披露了深圳市地鐵二號線工程為避讓公務員村而緊貼居民樓，全國卻沒有一家媒體能發表問責評論，包括一向敢言的《南方都市報》，也一聲不吭。
表現二：文字獄猛增。已在七年前承諾舉辦「人文奧運」的「京奧」，卻在二○○七年十二月以來的半年中新增九例文字獄案例──網路作家和自由作家王德佳、胡佳（自由記者、愛滋病研究人士）、加羊吉（著名藏族作家）、周遠志、陳道軍、郭泉（南京師大中文系教授）、馮正虎（維權人士）、曾宏玲（只因她發表二○○八年五月十二日地震中經歷的文章）和黃琦先後因言獲罪。今年六月二十九日，兩位居住北京的人權律師以及獨立中文筆會會員滕彪和李柏光被拘，以阻止他們會見邀請其共進晚餐並討論人權問題的美國眾議員克里斯多弗．史密斯和弗蘭克．沃爾夫。此外還有千萬網民遭到監控與刁難。即便良民如筆者，竟然連運用「谷哥」搜索的權利也被剝奪，至於自己的郵箱，更是常常無法進入。
表現三：「軟禁北京，全國警控」。七月八日進入「京奧」倒計時三十天後，環京「護城河工程」全面啟動，所有通往北京的道路實施二十四小時檢查控制，根據「堅持從嚴從緊」的方針，採取提高等級、增派警力的方法，讓所有進京車輛、貨物、人員均不能自由進入北京。有消息說，乘坐公交車進京的旅客，包括大客車在內，如一車有一人無身份證件，全車旅客都將被遣返。與此同時，北京城內也實行了類似一九四九年中共剛進城時全民皆兵全民皆查的制度，車分單雙號限行，人分地域控管，強令人們「彈性工作」，「網上辦公」。北京市的正常生產生活秩序已遭強制改變，可算是「軟禁北京」或「半軍管」。
與北京呼應，全國各地也實行警察嚴控，貴州甕安十萬鄉民火燒警察局，北京人楊佳因滬警刁難自由騎車而怒殺六民警，浙江玉環縣大規模群體抗議發生亂查暫住證，皆是各地因維護「京奧」穩定而進行「一級戰備」「從嚴從緊」的結果。外鬆內緊的「全國警控」，更增添了「恐怖京奧」、「冷清奧運」的氛圍。
製造「新四類分子」
在「當今皇上」眼裡，「恐怖京奧」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今日敵人太多：一曰境內外「恐怖勢力」（如疆獨藏獨等），二曰「法輪功分子」，三曰「民運分子」，四曰「自由維權刁民」。這些「新四類分子」構成了「恐怖京奧」的四面楚歌。
如果說這些「新四類分子」中確有少數人反感「京奧」，責任在誰？這只要看看「新四類分子」是怎麼產生的便可明白。
自古以來，皇帝們總是敵人多多。但古代明君有一個化解方法，就是每當新皇登基時或有重大危機時，總是設法來一次「大赦天下」，讓久已積聚的敵人化為零。
最近的一次「大赦天下」就發生在三十年前。根據一九七八年底召開的「三中全會」精神，鄧小平主政的中共中央，於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一日下令：摘掉全國四百四十多萬地富反壞右的「五類分子」帽子；同年十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又批轉中央統戰部《關於地方民族主義分子摘帽子問題的請示》，為全國幾十萬藏族、維族、蒙族和其他各少數民族的民族主義分子摘帽；該年十一月，中共中央又作出一項決定：將一九五六年公私合營改造時劃的七十多萬大小資本家也一律摘帽，視為勞動者；爾後又宣布取消「反革命罪」。
如此「大赦天下」（加上中美建交、中蘇和好、中日睦鄰、國共重逢），一九八○年代初期，中國可說基本上「既無外敵也無內仇」，成為中國近代敵人最少的平安時期。然而新「核心」一如歷代皇帝，大都一面「大赦天下」，化敵為友，一面又忘乎所以，舊病復發，再度「逼上樑山」，將許多順民逼為「新四類分子」──一九八九年「六四風波」製造了「民運分子」；一九九七年逼出了「法輪功分子」；新世紀的整體腐敗又釀造了「自由維權刁民」；「十七大」的偽「和諧社會」更逼來了藏獨疆獨「恐怖勢力」。今日中國執政者的敵人之多，已遠逾明清，直攀毛澤東！其禁忌禁區之多，離文革全民皆敵的多帽時代只有五十步了！
何妨宣布「天下無賊」
三十年前若無鄧氏「大赦天下」，斷不可能進行改革開放；今日若不再將新冤之「新四類分子」摘帽平反，「恐怖京奧」又如何能在民怨沸騰中平安？值此建立長治久安的民主法治機制尚待時機之際，何不先借用王道明君之經驗來個「大赦天下」，暫且紓緩危機。此舉可能有失新「核心」之臉面，但民為上，君為輕，號稱「以民為本」的執政黨，難道就不能如鄧小平那樣再「貓論」一回？
「執政為民」者若是真心想辦一個「平安奧運」，徹底消除「京奧」後遺症，何妨大膽宣布「天下無賊」，像與達賴代表會晤、接訪上訪冤民一樣，也與「民運」、「法輪功」諸「新四類分子」平等對話，共商國是，真誠和諧？
君不聞，「能反省則反側自消，從古知兵非好戰」！
二○○八年七月十五日於深圳早叫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