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腐敗有些嚴重，很多人對貪官恨之入骨。可貪官形成的社會基礎，國人關心並不足夠。其實，貪官的出現不過是社會的表象，真正的原因在於民主、法治、新聞自由等不到位。而民主、法治、新聞自由進展不盡如人意的重要一點，是謊言大行其道。說謊與法度等廢弛相互作用，令我們的國家陷入空前的誠信危機中。
在政績上說謊，報喜不報憂，由來已久。幾乎歷朝歷代，最善於欺騙的，就是官場人物。最甚的是某些昏庸的君王，習慣了聽好話，哪怕敵兵已襲擾京畿，也不願聽一句真話。對付說真話的人，昏君的做法是殺頭或貶官，鬧得朝正一片灰暗。1949年之後，我們又有因為大面積謊言傷筋動骨的歷史教訓。畝產萬斤、十幾萬斤到幾十萬斤的"大躍進"謊言，直接的後果是形成1959-1961年間的大飢荒。可我們一些人居然長期不承認這個慘痛的歷史教訓。原本餓死多少人通過調查是可以弄清楚的，但如今的似乎只有學界猜測性研究。全國餓死人數據，從幾百萬、一千萬、三千萬到七千萬，沒有一個準確的說法。
而今，官場說謊之風並沒有得到有效治理。官出數字，數字出官的惡劣欺騙，仍然能讓某些欺上瞞下的官員獲得無限的好處。1978年之後，中國社會又出現了一種新的欺騙景觀。在經濟欠發達地區，還是過去那一套，多報產值，多報農民收入；但在經濟發達地區，卻又反過來，少報產值，少報當地各種各樣的收入。這弄得中國的GDP數字，不清不楚，只有一個大概數。有一些重要數字如果變成與官員的官位直接相關的，那會形成更可氣的虛假。如一些地方礦難死亡人數，就要拚命隱瞞。再如計畫生育的數字，常常與人口普查相差甚遠。而且就是嚴肅的人口普查數字，也常常隨意填報。這樣，中央很難掌握全國的實際情況。可中央偏偏又要依靠不靠譜的各類經濟數字做重大決策。在國家經濟狀況尚可時，倒也沒有什麼。就怕到了經濟形勢到了重要十字路口，卻由於基本經濟狀況不明，中央無法做出正確的重大決策。那樣的話，舉國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就很難避免了。
中國一直是比較官化的國度。選官從原來的"舉賢"轉變為後來的"科舉"，是因為"舉賢"實在不可靠，作假的太多。"科舉"比"舉賢"進步，但漸漸地，也被作假毒害。歷史上，科舉作弊花樣繁多。主要有行賄、找人替考和考場挾帶等方法。一位姓郝的飯店跑堂，大字不識，卻通過科舉做了官，並且做的是主考官。他是河南人，眼見老闆的兩個智障兒請人做搶手考中舉人做了官，他就偷了老闆的錢買槍手替考，結果"考"中了，拿到了烏紗帽。作弊偶有被人揭露的，帝制時代處理倒頗為嚴厲，魯迅祖父就因科考作弊被暴露，弄得一家從小康陷入貧困之中。但通常高官子弟作弊，就是有人舉報也得不到查處。
比"科舉"進步的應當是"民主"。但中國廢除帝制後，民主之路步履維艱。在科舉取消後，先是受軍閥強權政權干擾，後是受戰亂蹂躪。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我們的選官制度主要仍在"舉賢"和"科舉"兩種思維傾向中徘徊，沒有大膽的民主思維。只不過舉賢是通過人事組織部門操作，與過去帝制時代有些區別，科舉是1980年代重新開始，漸漸半制度化。但舉賢容易流於長官意志，給某些一把手賣官提供了土壤。科舉雖然與帝制時代不那麼相同，但新的流弊又正在重複舊時代的路子。看看書店裡擺滿的考試書籍，過去的八股文就開心地笑了。
舉賢和科舉本身，都有可取之處，先進發達的社會也適當採用。但前提條件是要真實，沒有假的。只有民主社會，群眾都成為監督者，讓作假者無所遁形，這些個方法才有發的效用。民主選舉一縣官，縣官按自己的意願組織領導班子，這實際是變相的舉賢。職能部門的官員，則通過公開招聘的辦法錄相，這是變相的科舉。
如果官員在陞官時就弄虛作假，那誰能指望這官員上任之後還能廉潔奉公？選官的時候沒有欺騙，官員上任後也不允許他們有欺騙，那麼，中國的官場之風何愁不正？
當然，一些人得以靠欺騙陞官，並不全怪官場。中國的假文化滲透到社會每個角落，是全體中國人共同"努力"的結果。學校賣真的假文憑，學術造假，假冒偽劣商品盛行，對於假的東西，大家都不當回事，憑什麼當官的人一定不可以弄虛作假？要消滅假文化，一靠社會制度，一靠真文化。在先進國家，沒有聽說抄襲大王的書籍可以暢銷，在中國，抄襲大王卻可以成為明星級作家。如此不正常的狀態，怨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