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6月28日，距北京奧運開幕僅四十天，貴州省瓮安縣爆發數萬人規模的官民衝突。起因是年僅十五歲的女生李樹芬被先姦後殺，丟棄河中。當地公安局在處理這起極為惡劣的刑事案時，未經屍檢和審查，便判定李樹芬為墜河自殺，並釋放了嫌犯。死者家屬不接受公安的說法，其親叔叔前去理論，警察非但給不出合理合法的解釋，反而將他打成重傷，後又唆使黑社會再次毒打他，致使送到醫院搶救無效死亡。死者的姑姑也被打成重傷，臉部破相。
瓮安縣公安局竟如此黑暗，激起公憤，先是李樹芬所在中學的學生前往當地衙門討公道，繼而是數萬民眾聚集當地衙門前，憤怒的民眾燒燬縣政府和縣公安局大樓和十幾輛警察，衝突從下午持續到午夜。在當局出動大量武警的干預下才暫時平息，其間開槍打傷一人。當局還切斷了瓮安和外界的通訊聯繫，派人在路上阻止記者到縣城採訪。
近些年來，由於中共嚴控媒體和封鎖信息，如果只看中共操控下的媒體，中國的經濟繁榮和政治穩定毫無問題，甚至就是"太平盛世"。與也同時，國際社會對中國的日益關注，也讓"大國崛起"的喧囂很有市場，官權煽動和縱容的民族主義浪潮，也為胡溫政權蒙上深得民心的假象。但是，一個"瓮安事件"，官方新華社的解釋和網路民意所向之間的巨大反差，讓官方形象再次顯出原形。事實上，在通報危機的官方內參裡，在網際網路中，在境外媒體上，屢屢爆出大規模官民衝突和暴力流血事件，現在的中國猶如坐在火山口上。
這些底層的群體維權，涉及到獨裁體制和跛足改革造成的主要社會問題：國企改革中的職工權益受損、血汗工廠對農民工的過分剝削、退休職工的權益得不到保障、以開發為名侵佔農民土地、大型水電站建設中移民的安置和補償、上訪無效所導致群體示威、官權霸道引發百姓憤怒......等問題。更為嚴峻的現實是，近年來爆發的大規模群體事件，其參與主體並不都是權益直接受損的群體，還有許多以"無直接利益受損群體"為主體的官民衝突，"瓮安事件"就是又一起"無利益相關者事件"。
一個女學生遭到姦殺的刑事案件，為什麼會演變成萬人的示威抗議，甚至演變為焚燬縣公安局和政府辦公大樓？29日官方新華社簡訊給出的仍然是老套的解釋："一些人因對瓮安縣公安局對該縣一名女學生死因鑑定結果不滿，聚集到縣政府和縣公安局。在縣政府有關負責人接待過程中，一些人煽動不明真相的群眾衝擊縣公安局、縣政府和縣委大樓。隨後，少數不法份子趁機打砸辦公室，並點火焚燒多間辦公室和一些車輛。"
然而，網路民間根本不相信官方的老套解釋，而相信當地民眾通過網際網路和手機提供的解釋：在當地官權的黑箱操控下，先姦後殺的刑事案件，被當地公安辦成"先包庇嫌犯再毆打死者親屬"。如果沒有官權撐腰，嫌犯怎麼可能那麼輕易地逃脫法網。也就是說，這場官民衝突之所以愈演愈烈，由死者家人的討說法發展為數萬人參與的大型群體事件，顯然是源於當地官權的極端黑暗和欺民太甚。
"瓮安事件"，不能不讓人想起幾年前的"萬州事件"，二者的規模和性質極為相似，不是"利益相關者事件"，而是"無利益相關者事件"。憤而圍攻當地衙門的數萬民眾，他們不是直接受害者，與受害者也無利益瓜葛和親屬關係，甚至素不相識。他們之所以大規模介入其中，完全是出於"義憤"，而這"義憤"，不是來自官權的長期作惡和民怨的長期積累，還會有其他的合理解釋嗎？
讓我們簡單回顧一下"萬州事件"。2004年10月18日下午，重慶市萬州區爆發了震驚全國的流血事件。事件的大致經過是：萬州區民工餘繼奎因不慎弄髒路人曾慶蓉的衣服，就被曾的丈夫胡權宗用扁擔打斷腿。在施暴過程中，胡權宗自稱自己是公務員，無論出了什麼事，花錢都可以擺平，甚至揚言花20萬就能買條窮人的命。同時，前來處理這起糾紛的110警察居然對胡權宗寬容有加，不但與施暴者握手寒暄，而且輕易地放走了施暴者。正是這種"官員霸道"和"官官相護"引發了眾怒，數萬人到萬州區衙門門前抗議，當局緊急出動上千防暴警察進行鎮壓，民眾則用磚頭石塊還擊，焚燒多輛警車、政府大樓及消防車，致使萬州區衙門停止辦公一天。
"瓮安事件"像"萬洲事件"一樣，其典型意義在於，事件起因看似偶然，而實乃愈演愈烈的官民對立之必然：正是官權的長期霸道和欺騙造成了壓抑已久的民怨，一次小衝突才能釀成數萬人抗議的突然爆發，足以見出民眾對官權的積怨多麼深厚和強烈，用"烈火乾柴"來形容，一點也不過分。
與此同時，"瓮安事件"和"萬州事件"發生在網路時代，官權的封鎖無法完全奏效，所以，敏感的大型公共事件發生後，總是最先現身於網路。最耐人尋味的是，凡是官民衝突事件的網路效應，必然呈現出網民一邊倒的民間立場，而官方老套解釋的勸誘力幾乎為零。如果說，大規模官民衝突所凸顯的是深刻的官民對立，那麼，網路民間在官民衝突上的立場所凸顯的就是官權公信力的極端匱乏。從自身上網的親歷中，大多數關心時政的網民都知道獨裁權力的說謊和造假。所以，只要有群體性的官民衝突事件爆發，網路民意必然群情激憤，向官權發出抗議和要求真相。
當下中國，官民之間力量對比的消長，一直呈現出民間擴張和官權收縮的景觀，"瓮安事件"是這種消長景觀的又一證明。
一方面，在沒有言論自由和司法獨立的中國，正當權益嚴重受損的民眾，不可能得不到體制性的輿論救濟、行政救濟和司法救濟，唯一具有救濟意義的上訪制度，本身就是畸形制度產出的怪胎，事實上早已名存實亡。
另一方面，今日民間不再是愚昧而訓順的群氓，而是權利意識逐漸覺醒和維權活動高漲的民間。他們對霸道上癮的官權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他們對欺騙成性的官權保持高度的警覺，致使官權的統治效力日趨下降，恐怖政治的威懾力也大不如前。所以，以維權運動為標誌的民間政治動員，決不會以當權者及御用精英們的意志為轉移，即不是當權者想不想要民間動員或民間動員可不可能的問題，而是這樣的民間動員在何時、以怎樣的方式大爆發，由分散的此起彼伏彙集成八九式全民動員。
因為，血腥屠殺後十九年的事實是，權貴們的作惡多端和平民百姓的持續受損，已經在事實上進行了多年的政治動員的準備，民間所積蓄的不信任及其怨恨和日益高漲的政治參與熱情，已經為發動一場龐大的社會動員積累了過多的民意資源。當民間的公正飢渴一直得不到滿足或緩解之時，當民眾的權利訴求和政治參與熱情一直處於被剛性壓制的狀態之時，壓制越剛性，飢渴就越嚴重，可能爆發的參與態勢就越激烈，這樣的持續積累一旦因某個偶然事件而在中心城市打開缺口──不管以怎樣的方式打開──被強制壓抑的公正飢渴和政治參與熱情，很可能演化為狂熱的參與爆炸。
對這樣的官民關係現狀，胡溫還是有所警覺，所以上臺後就提出"親民路線"，但也只能起到治標不治本的作用。胡溫執政已經進入第六個年頭的事實證明，只有自上而下的恩賜性"親民"，而沒有實質性的制度變革，無論胡溫的親民口號喊得多響亮，也無法遏制官權的普遍腐敗和劣質化。所以，如何通過為民間政治動員提供有彈性的政治空間，把民間釋放出的維權能量和政治參與熱情導入一種非暴力的法治秩序；如何通過政治改革來遏制跛足改革的惡性發展，來保障民權和遏制官權，來逐漸建立起有效的人權救濟制度，才是中共現行政權化解民間怨恨和社會危機全面爆發之正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