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十八日上午，隨著溫家寶的中外記者會的結束，中共的又一出換屆大戲曲終人散。在官方媒體報導中，此次兩會似乎開得很熱鬧；但如果認真清點會議成績單，就會發現華麗包裝裡的殘葉敗絮。
抑制通貨膨脹的信誓旦旦，收到的卻是物價的高速上漲，行政干預已經第Ｎ次失靈。被外界解讀為政治改革先聲的大部制方案，結果卻是雷聲大、雨點小，只減少了一個部委。思想解放和政治改革成為兩會熱門話題，但卻沒有解決任何問題。
這種華而不實的最集中表現就是溫家寶的記者會。可以說，溫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表決心的豪言壯語再次響起，諸如「思想解放」、「政治改革」和「公平正義」等漂亮話也說了一籮筐，但當記者提到諸如西藏、奧運、人權、新聞自由等敏感問題時，溫家寶的每一次回答都是官樣文章，有時還霸氣十足。
言行背離是中共統治的常態，無論是江朱政權還是胡溫政權，他們所固守的改革模式仍然是鄧小平模式，那就是只改經濟而不改政治，用經濟高增長的政績代替道義合法性的重建，用花樣翻新的行政改革代替真正的政治改革。江朱政權曾經大搞精簡機構，現在的胡溫政權又在玩弄大部制，不過是安撫黨內外不斷高漲的政改要求的「畫餅」，決不會有動真格的政治改革，甚至連不會影響到一黨專政大局的局部性改革都沒有。
就拿此次人大會議來說，這個在中共《憲法》上的「最高權力機構」，在現實政治中的「橡皮圖章」地位，早已為人所詬病。此次會前和開會期間，也有強烈要求改革的呼聲，但卻沒有絲毫改變。從一九五四年的第一屆人大到二○○八年的第十一屆人大，中共一直進行三方面的操控，甚至連局部性的制度改革也沒有。
領導權的操控
全國人大和各級人大的領導層必須由黨權來安排，主要領導人必須由中共高幹出任，特別是人大委員長和秘書長這兩個關鍵位置必須在中共的掌控之中。
在胡溫上臺前，黨權對地方人大的控制逐步放鬆，省委書記兼人大主任的比例逐漸降低，有些省市的地方人大也逐漸活躍起來，甚至把黨權指定的候選人選下臺。但胡溫上臺後，「省委書記兼人大主任」的舊體制逐漸恢復。在十一屆地方人大的換屆中，除了四個直轄市和少數省份（大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出任黨委書記的省市）之外，其他二十四個省份的人大主任皆由省委書記兼任。更過分的是，黨權對地方政協的控制也在同步加強，許多省份的政協主席由省委專職副書記兼任。
立法與議題的操控
無論是全國人大還是各級人大，其主要功能是為中共背書。所有重要立法都要由同級黨權來確定，也就是通過人大將中共的意志轉化為國家法律。每次人大會議的議題也都是由黨權來提供，政府換屆的人事安排更要由黨權來敲定，今年當然也不例外。
十一屆人大為人事換屆大戲，中共更要預先安排。在各地方人大換屆會議召開前，中共十七大已經率先完成了各省市領導層的安排。全國人大召開前，中共率先召開了十七屆二中全會，為此屆全國人大提供主要議題和人事安排。於是，「大部制改革」方案也好，人大高層和國務院的人事換屆也罷，早就由十七屆二中全會敲定，人大不過是走走「蓋章」的過場而已。當貌似莊嚴的選舉結束後，所有當選人的名字早已在開會前盡人皆知。
對人大代表的操控
在西方的權力分立體制下，議員不可能擔任行政職務，行政官員也不可能擔任議員。但在中共治下，中國特色的「議會」一直是「議政合一」，執政黨黨員和黨政官員的比例佔了人大代表總數的大頭。近年來，人大代表中的黨員和官員比例又有大幅度上升，而非黨員和工農的比例大幅度下降。截至第十屆人大，僅佔總人口的二十分之一的七千多萬黨員，在人大代表中所佔比例卻高達百分之七十以上，這些黨員代表的身份構成又大多是各級官員；而佔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非黨民眾，在人大代表中的比例已經降到百分之二十。
與此同時，從毛澤東時代遺留至今的城鄉不平等也進入了人大，左右著人大代表的城鄉比例。迄今為止的人大代表的名額分配，佔全國總人口百分之七十的農民和百分之三十的城鎮市民，所佔全國人大代表名額的比例卻形成了本末倒置的百分之二十五和百分之七十五，即每九十六萬農民中才產生一位代表，而每二十六萬城鎮人口中就有一位代表。地區間名額分配的歧視也很明顯，如北京、上海和天津的代表比例最高，而河南、河北、甘肅等十二個省的代表比例則偏低。
在越來越大的民間壓力下，此屆人大增加了工農代表的比例，以凸顯胡溫政權的「親民」。但是，即便是被官方媒體大肆炒作的「人大代表結構優化」的亮點，也是奉中共之旨而行。早在去年中共十七大結束後，中共中央就十一屆人大代表名額分配發出指示，要求「一線的工人和農民代表人數高於上一屆」，「在農民工比較集中的省、直轄市，應有農民工代表」，「減少黨政官員代表的數量」。於是，我們才看到工農代表的增加，二億多農民工中才出了三位農民工代表。但是，作為「政治新星」的三位農民工代表的出現，不過是裝飾性的點綴，並不能改變城鄉代表比例、中心邊緣代表比例嚴重不平等的現狀。
更富有戲劇性的是，三位農民工的產生並非競選的結果，而是黨權欽定的結果，是自上而下的恩賜。據中央電視台名牌欄目《新聞週刊》三月八日報導，三位農民工代表之一的胡小燕對著鏡頭說：她事前根本不知道自己將當選為廣東省的全國人大代表。當領導告訴她廣東省人大會議選舉她為全國人大代表時，她正在車間工作。對自己的當選半信半疑，感到茫然。當她走進人民大會堂後，她對記者動情地說：「感謝政府給農民工這個機會和平臺。」
由此可見，只要一黨獨裁體制不變，無論每屆人民代表大會玩出多少吸引眼球的「改革秀」，實質上還是「萬變不離其宗」，黨權至上，官權第一，兩會仍然是變相的黨代會和官代會。
首先回到十三大的政改起點
民主不是說出來的而是做出來的。特別是當民主化已經成為普世政治常識的今天，由專制向民主的轉型，已經不需要多少理論解釋，只需要切切實實的行動。如果胡溫政權真要進行政治改革，根本不必搞什麼「大部制改革」，而只要回到一九八七年中共十三大的起點即可。
當年，趙紫陽報告已經提出七項政治改革措施，其中的基層民主、政企分離、黨政分離和建立民主與法制秩序尤為重要。十三大後，趙紫陽從改變權力過分集中的體制入手，把黨政分開放在政治改革的第一位，意在改變權力集中在黨委、黨委權力集中在書記的一言堂體制，進而改變「以黨治國」和「黨權高於一切」的政治制度。
趙紫陽推動的黨政分開的具體措施包括三方面的內容：一，轉變黨對國家的領導方式，劃清黨權和政權的各自職能，理順黨組織與國家政權機關、企事業單位、各種社會組織之間的關係；二，實行黨政分開就要明確中央、地方和基層所應採取的不同方式，先從中央和地方做起，之後擴展到基層；三，調整黨的組織形式和工作機構，撤銷各級黨委中不在政府任職但又分管政府工作的專職書記和常委，撤銷黨委機關中與政府機構重?對口的部門，撤銷政府各部委的黨組，黨的紀檢機構只管黨紀而不管法紀和政紀。
回歸十三大的政治改革路線，既具有黨內合法性和改革連續性，又能贏得黨內外和國際主流社會的廣泛支援，是政治風險很低的改革措施。
改善人權也是一個起點
如果胡溫真要進行政治改革，也可以先從低風險的改善人權入手，值此奧運年起碼可以做兩件事。
首先，廢除臭名昭著的惡法──勞教制度。勞教制度的邪惡乃千夫所指，不但與國際通行的法治原則相悖，而且與中國的憲法、立法法相牴觸。六四後的十八年來，中國民間力量、黨內開明派和國際主流社會一直在合力推動廢除這一惡法。二○○七年十二月四日，茅於軾、賀衛方等六十九位公民上書全國人大，建議廢除已經實施五十年的勞動教養，何不順應民意加以廢除。
其次，批准聯合國人權公約。眾所周知，江澤民政權在一九九八年簽署了聯合國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但至今仍然沒有得到中共人大的批准。今年，既是簽署此公約十週年，又是中國奧運年，的確是批准這一最重要的國際人權公約的好時機。
如果胡溫能夠作出上述二項有助於人權改善的改革，奧運年裡的中國政府形象將得到大幅度提升。即便二項無法全部做到，只要完成其中的一項，也可以算作動真格的政治改革。
民主不是「畫餅」，只說不做，說民主的調子再高，也不如少說多做，做民主的低調再低，也是在切實地推動中國的實質性進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