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3月6日早晨一上班，香港《太平洋》月刊的社長、總編輯歐陽勁先生就在我辦公室門口等我了。我領歐陽勁先生到文學院的草坪大樹下的石欄杆邊的石凳上坐下。
他看到我們身後有幾個晨讀的女生，他很緊張，對我說："這裡說話不方便吧。"
我笑起來，對他說："我的觀點和行動都是公開的，我都不怕，您怕什麼呢？"
他說："這正是我們感到奇怪的地方，你的文章、你的新民黨、你現在的狀態，都讓我們覺得很目眩。您能告訴我，你為什麼還是安全的嗎？"
我說："這很簡單，我的文章不是寫我的心聲，滿滿地寫的都是人民的心聲。新民黨也不是我組建的，而是苦難的人民自己成立的黨，只是請我做了代言人而已，我樂意為大家服務。另外，中國新民黨的目的在於終結獨裁，實現民主多黨競選，但是不是要消滅共產黨，只是想和共產黨一起接受人民的選擇而已。您說，中共有什麼理由對我們打壓、鎮壓呢？如果對我們鎮壓，不是反人民是什麼呢？不是與人民為敵是什麼呢？"
他問："我們很多海外朋友覺得這輪新民運來勢迅猛，而且與前面的民運，包括89年的民運有很大的不同，您認為是這樣嗎？您認為這輪民運有什麼特點呢？"
我回答："中國民運分為四種，第一種叫鐵窗民運，如徐水良先生、任畹町先生、劉曉波先生等；第二種叫文化民運，如余傑先生；第三種叫海外民運，如王軍濤先生、伍凡先生；第四種叫維權民運，如我和中國新民黨。" 歐陽勁先生問："這四種民運的特點分別是什麼呢？您屬於哪一種呢？" 我答："鐵窗民運的主要觀點是任畹町先生提出來的，他認為把中共牢底坐穿可以使人民覺醒；文化民運，其實就是民主啟蒙，倡導者認為民主必須先從意識上入手解決；海外民運情況比較複雜，是指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流亡海外的民主人士而組成的多個團體。他們的任務是聲援國內的一切民主運動，向民主制度國家的領袖、政府和其他組織要求促進中國的民主發展。我提出的維權民運，昭告只有終結獨裁、實現民主才有可能解決人民的實際維權，所以，維權必須和民主相聯。"
歐陽勁先生說："是的，我們發現了這一輪民運的這個特點。你能再具體地談談嗎？"
我說："我是89六四學生，當時我在街頭遊行的時候，有工人抱怨說，你們遊行擋住了我們上班的路，我們就沒有工資沒有獎金了。其他同學聽到這樣的話，就抱怨人民群眾不覺悟，但是我心中一懍，這說明我們超前了，人民沒有跟上，或者說，人民還沒有民主革命的要求，而我們這些大學生卻有了。民主，就是人民當家作主。我們大學生怎麼能代表人民當家作主呢？所以，最後中共以人民不答應的藉口鎮壓了89民運。現在的情況大不相同了，人民的苦難指數已經高到了難以置信的地步，一次性買斷工齡、企業軍轉幹部、經租房問題，高物價低收入問題等等，人民已經苦不堪言了。人民現在已經成為革命的主體力量，相反，大學生們已經完全不是革命的力量之一了。現在，我們接受1989年脫離人民群眾的教訓，我們的民主思想必須接受人民的選擇，努力做人民的代言人！只有當民主思想和人民需求完全吻合的時候，人民才是真正推動民主革命的強大力量。"
歐陽勁先生問："我們注意到您以前是以民族主義者的身份活躍在國內國外的政治舞台上的，現在以民主主義的身份出現，我們有些感到突然，請您解釋一下。"
我回答："是的，我被南方都市報評為兩個著名的反日憤青之一，還有一個是馮錦華先生。憤青就是憤怒的青年的縮寫，是指那些對看不慣之事之人會產生憤怒之情的人。我看不慣日本一直霸佔我釣魚島，所以我成為民族主義憤青，但是我也看不慣獨裁專制對我本人和人民的迫害，所以我成為民主主義憤青。單純的前者也叫愛國人士，後者叫民主人士，這兩者的結合，叫愛國民主人士。這三個情況，有一個遞增關係。例如，愛國人士未必是民主人士，但是民主人士都在某一個層面上也愛國，而愛國民主人士，則在兩方面都非常傑出。我想，從我走過的路，還是可以看出其中的端倪的。我現在既要愛國，也要民主！但是，我的愛國民主，愛國是建立在理性基礎上的，民主也是理性的。"
歐陽勁先生問："和你談話很愉快和輕鬆，這和我與其他海外民運人士談話有很大的不同，他們在談到中共的時候過於緊張。消滅、推翻、顛覆之語不絕於耳。而您卻絲毫沒有，這是為什麼呢？"
我笑著說，"這是兩種情懷的問題。海外民運的朋友分為兩批，一批是四五運動後被逮捕、入獄，刑滿釋放後出國的朋友，如徐水良、魏京生，另一批人員是八九運動後躲避打擊或刑滿釋放出國的朋友，如吾爾凱西、王軍濤、王丹。他們出國時的中國社會的總情勢和現在相比，當時的中共呈現出強壓的態勢，這是造成他們心情緊張的重大原因之一。但是，現在中共在複雜的社會問題上已經焦頭爛額、捉襟見肘，強勢不在，已成驚弓之鳥。所以，我們的新一輪民運，不是以消滅中共為旨歸，而是以揭露其管理之無能、統治之非法為核心。換句通俗的話，就是我不殺你，但是我羞死你。我不亮劍，但是我把你執政上的問題端出來給你看，端出來給人民看。讓大家看看，你懂不懂管理、會不會執政。如果人民用苦難生活，證明了你不懂管理不會執政，那麼你執政還怎麼能執政的下去？如果人民因為你不會執政，而進行維權，你的子彈怎麼能打到人民的身體上呢？"
歐陽勁先生笑著說："我在海外很多年，這是第一次聽到這樣的思維，很好，很智慧。"
我說："夫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全軍為上，破軍次之；全旅為上，破旅次之；全卒為上，破卒次之；全伍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我不要消滅共產黨，相反我還要保全共產黨。中國新民黨和中國共產黨的關係不是敵對關係，而是競選關係。當今世界，凡不是經過人民的票決上臺的執政黨，其執政行為都是非法的，因為，他無法代表人民。不能代表人民的執政黨，就是專制獨裁，就是在維護統治者的利益。這就是問題的要害。"
歐陽勁先生問："中國新民黨在兩會期間和奧運期間有些什麼具體的行動呢？" 我回答："中國新民黨不會有什麼行動的，但是，我想人民卻是會有很多行動的。兩會、奧運是國家最重視的兩個大事情，其實維權訪民的生活之事比這兩件大事情還要重要五倍。所以，廣大維權訪民想通過這兩個大事件，讓胡主席和家寶總理重視本該更重視的人民生活問題，也是可以理解的。我想，如果胡主席和家寶總理解決了這個比兩會、奧運重要五倍的人民生活問題，人民就不會到北京，最多也就是在家看看電視新聞品頭論足一番了。"
歐陽勁先生笑著說："是的。你說的對！"
我又補充說："另外，中國的訪民喜歡進京上訪，我認為是他們愛戴胡主席和家寶總理的表現。因為他們認為他們所在城市和省份的共產黨是壞的，而中央是好的。如果中國人民認為中央也是壞人的話，那麼中國人民才不想到北京去上訪，而直接到南京來找我了。中國人自古以來，都是反貪官不反皇帝，中國人這樣做的道理就是認為皇帝是好的，皇帝會主持公道的。現在，胡主席和家寶總理就是好皇帝，應該為人民解決實際困難。只有把人民的問題解決好了，人民才不會淪落為維權訪民。在民主制度的國家裡，兩會只是個政治娛樂節目，而奧運是體育娛樂節目，誰會拿這兩個娛樂節目說事呢？現在，如果中央不幫人民解決實際生活問題，相反卻用國家機器進行圍追堵截，那結果就不只是反貪官不反皇帝的問題了。那一定是貪官、皇帝一起反了！"
我們又聊了一會非政治的問題，然後歐陽勁先生幫我拍了兩張照片，立即告辭回去整理我們的這次談話內容了。
中國新民黨代主席 郭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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