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吳國楨的口述實錄。我們這裡對吳國楨過去的評價不高，因為他是上了當年戰犯名單的人物。他在大陸的時候，做過武漢市長，國民黨退出大陸前，他是上海市長。這個人有非常強的行政才幹，也是一個具有極強民主理念的人。他後來到了臺灣，深得蔣介石的信任，做到了臺灣省主席。為臺灣的土地改革和經濟建設出過很大的力。後來他和蔣介石失和，最終離開臺灣到了美國。他到美國後，對蔣介石和臺灣的一些批評曾受到過胡適的指責，胡適不同意他對蔣和臺灣的評價，這個情況不細說了。
吳國楨早年出身清華，後來到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讀政治學，最後拿到的是哲學博士學位。我近年在研究中國自由主義知識份子時，較為看重他們早年的教育背景，因為一個人在他們成長過程中，早年的教育背景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他們的基本價值取向，對於學術界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是這樣，對於從政的自由主義官員也是這樣，雖然他們的人生道路不同，但如果放寬歷史的視野，就會發現，這些人最終價值理念的歸宿，都要回到他們早年所受的教育上。這是前代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一個主要特點，現在的知識份子是不是這樣，我不好說，但前代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大體是這樣的。
吳國楨和周恩來是南開同學，和聞一多是清華同學，雖然他們最後走的路不同，但在對民主的認識和理解上，吳國楨達到很高程度。他的從政也是要為中國走上民主和憲政道路所做的一種努力。
我們過去對這一類知識份子的評價不是很公平，以為一入宦海，就沒有什麼正派人了，至少從中國現代歷史的許多事實中不能得出這樣的結論，比如，像段錫朋友那樣的國民政府官員，其品質的高潔，在共產黨官員中就很難找到。
聞一多在武漢大學做文學院長的時候，吳國楨是武漢市長，他想到武漢大學兼個教授，聞一多還不同意。因為聞一多對吳國楨在清華時的一些表現有看法。這樣的事發生在兩個清華同學之間，其實是很正常的，可以見出各自的個性。在聞一多來說，他看不起做官的人，而在吳國楨來說，官至武漢市長，還想著做教授，也還不失他的一點書生本色。他在那樣的時代裡，在那樣的官場上，能盡其努力而有所做為，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樣的人，在他們有機會為民主盡力的時候，總還會有一些書生本色流露出來。
1950年，是蔣介石對吳國楨最信任的時候，有一次他和蔣介石一起過生日，在外出遊山時，吳國楨想到蔣介石對自己的信任，感受到應當對蔣介石做點什麼來表示他對他的盡忠。吳國楨在他的回憶錄裡講到：他對蔣說："有一件事我早就想同你講，但猶豫不定，因為不知道你是否喜歡我的想法，但我必須對你忠誠，所以不得不講。我想現在是國民黨鼓勵組織反對黨的時候了，這對我們只有百利，它可以使你成為比現在更為偉大的人物。"
對吳國楨的話，蔣介石一點也沒有表現出不悅，他問吳國楨："我們怎樣組織一個反對黨呢？最好的人才都在我們這邊，上哪兒去找能人、好人來組織一個反對黨？"
吳國楨說："如果我們找不到，那麼你為什麼不讓國民黨自己分成兩個黨？就像土耳其的凱末爾做的那樣呢？國民黨一直分成許多派，直到現在，有分歧時還只在黨內談，而未延伸到黨外。如你能將一黨分成兩黨，兩黨都承認你的領導，但只有一個黨執政，另一個做為反對黨，這樣就可以公開批評，我們就能逐漸發展成為真正的民主政府。不管哪邊掌權，你仍然是最高領袖。"（該書137頁）
蔣說："我要想想這個問題。"
吳國楨說，後來蔣介石並沒有按他的忠告行事。吳國楨對蔣介石一生有一個評價，說他太嗜權。
吳國楨為官多年，不能說他對官場沒有自己的判斷，但他畢竟是一個早年受過民主教育和訓練的人，能看出世界大勢。他後來和蔣介石分道揚鑣，雖然不是因為這一件事，但從他晚年的回憶中，可以感覺到吳國楨和蔣介石之間，最後分手關鍵是他們對於民主和憲政的期待不同，這是兩種文化難以溝通的地方。吳國楨官至臺灣省主席，但在他的內心裏還存有民主的夢想，這就是早年清華和後來留美教育結出的果子。
為官多年的人常喜歡嘲笑知識份子的不切實際，以為民主沒有他們想的那麼容易，在我們的生活裡，為官的人總是講民主的難處或者壞處，總是強調民主的不易實行；而知識份子中，也總有人以中國國情特殊為理由，對民主的實行說些怪話。其實一個真正對民主抱有誠意的人，並不會因他個人所處的地位不同，而對民主再別有它解。
我們現在缺少的不是對民主的瞭解，而是對民主的誠意。要說做官，現在主張民主要緩行的那些人，很少有吳國楨的官大，要說實際操作，吳國楨是從二十九歲就做武漢市長，到戰時做重慶市長和後來的上海市長，這些都是中國最重要的城市，也是問題最多的城市，還有比在這樣的位置上更知道民主操作難易的人嗎？但吳國楨在最能說話的時候，他說出的卻還是簡單的"民主"二字，而不是其它。
什麼是對民主有誠意，我以為吳國楨這樣的人就是對民主有誠意的人，臺灣最終能走上憲政一途，就因為官場中還有吳國楨這樣的人，還有一些有吳國楨這樣氣質的人，這些人才是民主的種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