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修改定稿之後，我才覺得剛剛對一個困擾了自己多年的問題有了一個比較清楚的認識，但已沒有時間去展開論述，這就是作為一個歷經一個多世紀、涉及數十億人的生死和命運的共產主義革命和整個人類文明之間的關係。簡單來說，共產主義是對人類文明的挑戰。凡是在理論和實踐上受到共產主義批判、破壞或者最起碼是限制的，都是人類文明最基本的制度、規範和成就，例如階級，財產，城市，家庭，商業，貨幣，教育，道德、宗教和藝術等等。在各個國家的共產黨革命最激進時期，這些都受到了徹底改造或者破壞。從根本上說，文明建立在社會區分和勞動分工之上，文明的發展也就是這種區分和分工不斷深化的過程，而共產黨革命就是要從財產制度和職業定位上徹底消滅這種區分和分工，創造"全面發展"的人，同時消滅和這種區分和分工相聯繫的觀念，甚至包括學生對師長的尊敬和外行對內行的服從。這就是馬克思主 義創始人所說的徹底決裂和毛澤東所提倡的破四舊。
文明的推動力離不開個人利益和個人追求，而共產黨革命要消滅的就是人的"私"。文明的進化也是人的自我意識不斷發展，追求自由和權利的過程，而共產黨革命就是要用"政治覺悟"和"階級意識"取代自我意識，用"階級"和 "集體"的自由和權利(實質是黨的利益)取代個人的自由和權利。文明要求一種起碼的普遍性的道德作為人際交往的規範，共產黨革命否認道德的普遍性，說只有階級的道德，凡是符合這個階級的政治需要的就是這個階級的道德，在這個意義上道德又被轉換成利益，所以共產黨統治下人際關係最終變成毫無遮掩的的利益關係。文明產生了禮儀、修養、優雅和品味，共產黨革命把這些一概斥之為虛偽、奢侈和矯揉造作，代之以赤裸裸的野蠻和粗鄙。知識份子之所以無一例外在共產黨革命中遭殃，就是因為相對來說他們代表著文明所創造的知識和制度。列寧、毛澤東和卡斯特羅等人對知識份子的鄙視的背後實際是對人類文明的敵視。不錯，馬克思主義者也談學習談知識，例如列寧說過"用人類產生的一切現有知識來武裝自己"，有人也許會說這難道不是提倡文明嗎？但這句話體現的恰恰是在文明面前的妄自尊大("一切")和實用主義("武裝")，它正好表明像列寧這樣的人不但不懂人類文明的博雅精緻，而且還把自己高高置於文明之上。也許它唯一值得稱道之處是畢竟好過毛澤東時代的"知識越多越反動"。
在反文明這個意義上，共產黨革命本身是一個不斷粗俗化和野蠻化的過程。《共產黨宣言》中至少還有一點知識，還有一點文明，雖然它們被用來裝點一個反文明的核心觀念，即用階級鬥爭史來取代人類文明史，看到的只有壓迫和鬥爭，沒有和諧和進步，高揚的是一種憎恨和憤世嫉俗。到了毛澤東那裡這種粗俗和野蠻不再有任何掩飾，簡化到只剩下四個字:"造反有理"。但正是這四個字畫龍點睛地道出了共產黨革命尤其是毛主義的革命就是要造文明的反的實質。毛澤東反文明的態度始於他20年代的《湖南農民運動考查報告》，到60年代的"打倒閻王，解放小鬼"，宣布知識份子是"臭老九"，揚言自己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乾脆用痞子語言取代意識形態概念而登峰造極。所謂痞子就是不承認文明規範和社會禮俗之徒。毛澤東一輩子最討厭的就是受"規矩"束縛，到了晚年尤其好稱"不信邪" 。這種"規矩" 和"邪"往大說是人類文明的政治、道德和職業規範，往小說是他自己這個黨內部的一些最起碼的運作程序。不過，毛澤東和許多共產黨領袖畢竟還為改造和限制文明的基本制度和規範而絞盡腦汁，發動了大規模的社會實驗，而紅色高棉(極端的毛主義者)則乾脆不再改造，而是把它們全部廢除。
共產主義革命的領袖和參加者常常感嘆他們事業的"艱難"，奪取政權後的社會改造要比武裝鬥爭更為不易，這是很自然的，因為奪取政權說穿了不過是歷史上屢見不鮮的改朝換代，而建立政權後的社會改造要破壞的是人類文明的基礎，要扼殺的是基本的人性，那當然決不會容易了。蘇聯和中國的農民對各自的政權要徹底毀滅傳統鄉村以個體家庭為基礎的生產和生活、建立"集體農莊"和"人民公社"的抗拒和抵制就是無數"反革命"的事例之一。
在這個意義上"改革開放"也可以有新的解釋。所謂"改革開放"到底是什麼？它實際是共產黨政權把文明破壞到了危及本身生存後，走投無路之際逐步向傳統和常規回歸，開始承認一些文明的基本規範，很多政策和"資本主義市場機制"其實並沒有關係。例如中國"改革開放"之初的一個重要政策是取消知識份子、幹部和知識青年的"上山下鄉"，不再強行把父母和子女拆散，這實際上是承認必須尊重家庭結構和親子關係作為人類文明最基本單位的完整性。應該指出的是，人類自有家庭以來，只有奴隸制才挑戰過這個制度(奴隸主可以隨意拆散奴隸的家庭，把夫妻分開，把親子拆散) 。改革開放之初的另一個重要政策是恢復正規高等教育和高校招生，這無疑是宣布"工農兵上、管、改大學"的反文明的"教育革命"的失敗。
然而，這確實是一個很大的問題，要把它說清楚，又需要另外一本書了。至於為什麼共產黨革命要革文明的命，它和其它反文明的社會運動之間有什麼異同，反文明又有什麼魅力，能夠吸引這麼多的參與者，招惹那麼多的朝聖者，至今還有那些"紅色記憶"在召喚恐怖幽靈，則是一個更複雜的歷史和理論問題了。需要指出的是，人類文明當然充滿了矛盾和問題。文明的發展(尤其是現代化)在社會的層面(政治經濟)和個人的層面(精神和心靈)上始終有兩面性，但毫無疑問的是，對於高級有機體和具有創造性的人類來說，文明終究勝過野蠻，對文明的批判不能逾越文明本身的底線，不能質疑或挑戰文明的基本規範和制度。共產黨革命對文明的破壞是在政治和社會意義上破壞了這個底線，摧毀了很多制度和規範，而當代西方學界很多時髦的學說則企圖從觀念上解構文明。在一定程度上，這種解構本質上是智力、語言和概念遊戲，是文明本身發展到一定階段後自我異化的產物，其導向是反文明的。難怪很多西方"後學"大師和信奉者對共產黨革命不但當時情有獨鍾，今天也還在千方百計杜撰出很多聽上去很有學問的廢話來為大躍進和文革辯護，因為無論他們是否意識到，共產黨革命在精神深處吸引他們的其實是那個反文明的傾向。在這個意義上，他們不過是當年"政治朝聖者"的嫡系後代。
本文是作者即將出版的《毛主義革命：20世紀的中國與世界》（香港田園書屋，2008）的後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