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南省昭通市的李曰垓，1941年12月23日出生，1958年2月，剛滿１６歲被戴上"右派"帽子，可是"打"右派應該在這之前有一段批鬥的時間，因此說他"十五少年打‘右派'"就不成問題了。他大概算得上中國最小的"右派"。作為一名少年思想--政治犯，從１９５８年元旦開始至１９７８年底，度過了二十年零八個月的鐵窗勞改歲月，其間三次遭到逮捕關入監獄，長期戴腳鐐手銬，關住單人牢房......。有關他的檔案材料多達３００萬字。在右派中算得上是異類。
（一）１５歲的"右派"
已經有了好幾篇寫"右派"的文章，各自標示為最小的右派，其實都算不上"最小"。我找到一個名副其實的最小的右派--十五歲的小右派，名叫李曰垓。不過，這樣小小年紀的右派，現在"發現"了不止一個，只因為我有一篇記敘李曰垓的文章《石板底下的一棵小草》作參考，又和他通過電話，所以介紹他。
給李曰垓宣布戴帽是剛剛年滿１６週歲的時候，這之前當然有一個批鬥過程，因此我認為應該算是１５歲的右派，也因此他成了在世右派中年齡最小的難弟之一。
這個李曰垓是雲南省昭通市人，我和他隔得太遠，萬水千山，所以至今沒有見過面。
１５歲打右派？奇怪嗎？不過這是事實，用不著奇怪。
１９５７年５月１５日，毛澤東策劃於密室，決定要創造一個歷史的奇蹟--打右派。
什麼人算是"右派"？毛澤東在這個內部文件中沒有給出一個界定，中共中央沒有給出一個界定，全國人大常委會沒有給出一個界定，可是從６月８日開始，全中國，從北京到省、地、縣各級都打開了"右派"，打得轟轟烈烈，打得天昏地暗，打右派的"左派"，被打的"右派"，好像都心照不宣地知道什麼人屬於"右派"。這樣，當數以十萬計的人都打成右派之後，面臨著一個定案的問題，於是１０月１５日，也就是整整過了５個月，才下達了《中共中央關於"劃分右派份子的標準"的通知》，規定"凡言論、行動屬於下列性質者，應劃為右派份子"。標準一共六條，包括"反對社會主義制度，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反對民主集中制"等等。就憑這樣一個沒有任何操作性的文件，籠而統之的標準，沒有年齡的上限下限，沒有任何限制條款，於是全國５５萬右派就熱氣騰騰地出爐了。最為滑稽的是，後來確定是否"錯劃"的時候，也是這個標準。僅僅憑了這麼一點，也就證明反右運動是多麼的荒謬，荒唐，違憲，非法！
資本家、地主、工人、農民等等，大致上可以根據擁有財產的多少和在生產資料中的地位確定其身份，唯獨右派、左派、中右、極右和中派五類"分子"，只是根據他們的一兩句話，上綱到共產黨的政治傾向、思想、態度，並據此確定其政治身份，戴上"右派份子"的政治帽子。凡是戴上"右派份子"的帽子著，登記在 "冊"，成為無產階級專政的"敵人"，也就是政治賤民，與林沖略有不同的只是沒有在臉上刺字，這在全世界也沒有先例。這是毛澤東創造性地發展運用列寧、斯大林主義的一個範例，一個永遠釘在歷史恥辱柱上的偉大創舉！
正是有了這麼一個不受任何法治制約的非法運動，有了這麼荒謬荒唐的違憲政策，所以，對於把一個１５歲的少年打成右派就不用奇怪了。
右派是言論犯，思想犯，政治犯，１５歲的少年具有法律責任能力嗎？
昭通地區處在雲南省的東北角，面積約為臺灣的四分之三，現今人口則為其五分之一，相對於臺灣和中國大多數地區，確實是地廣人稀。這裡山高河陡，物產豐富。打開地圖一看，昭通好像雲南伸進貴州和四川兩省的一隻左手，手掌張開，拇指右邊是貴州，手掌左邊是四川。因此，紅軍長征途中，在貴州開過遵義會議之後，就西進雲南的昭通，穿過雲南的這隻"手掌"進入四川。
紅軍走過之後，在昭通留下了"革命火種"，建立了最早的川滇黔邊區游擊縱隊，簡稱"邊縱"，為雲南，也為昭通的革命史寫下了光輝的篇章，但是更為日後的政治運動留下了巨大的後患。此話何說？在"山頭"林立的解放初期，地下黨，軍隊黨，游擊隊，早期的，晚期的，南下知識份子，當地知識份子，來自"五湖四海"，在反擊右派的大旗下，誰有權勢，誰有心機，誰能抱團，誰能奪站道德的制高點，誰就立於不敗之地。反右運動是大面積清除異類的最好手段，因此，昭通地區１１個縣，正副縣委書記和正副縣長有14人個打了右派。本來，縣委書記們都早早拿到毛澤東的"絕密手諭"，他們本來都是"引蛇出洞"的獵人，怎麼會一個個成了獵物，自己掉進陷阱呢？實在不可思議。這在全國可能是極為罕見的特例，也足以說明這更是一個"獨立王國"。
在這種勢如破竹的反右形勢下，一個１５歲的李曰垓，昭通專署機關的機要員，被潮流裹挾就不奇怪了。
（二）"紅小鬼"幹部
中國南方人昵稱十來歲的小孩為"小鬼"。中共從創建根據地之後，就大量吸收少年入團參軍，對於這些名副其實的"小鬼"再冠上一個"紅"，例如文革前做過上海市委書記的陳丕顯１３歲入團，很快就擔任共青團福建省委兒童局局長，被稱為"紅小鬼"。
這種革命傳統代代相傳。李曰垓就是屬於"紅小鬼"一類的人。他參加革命工作的時候是１３歲。
１９５０年３月３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兵團十五軍四十三師進駐昭通。原來當地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滇桂黔邊區縱隊第六支隊五十六團也奉命進入昭通縣城。這時，李曰垓是一個８歲的孩子，到這時他還沒有上學，但是他在擔任教師的母親輔導下，已經達到小學三年級的水平，會背誦一些古文古詩詞，於是他只用了三年就讀完了小學的４、５、６年級，然後１３歲就初中畢業了。這種聰明穎悟使他比別的孩子提前兩年完成了初中學業。
在那時，初中畢業參加革命工作是常態。我本人１６歲半參軍，也是初中畢業。大家可以查一下現在６０歲以上的退休者離休者，包括那些３０、４０年代參加"革命"的人，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多在１８歲以前參加"革命"，以１５、１６歲較多，甚至於到文革時，１５歲上下的少年，成千成萬地上山下鄉也是常態。不過這時已經不叫他們是"紅小鬼"了。
這種"少年革命現象"是一個特殊歷史條件下的產物，永遠不可能重複了。當現在大學本科畢業生都發生求職難的時候，那個時候，倒退５０年，初中畢業就算得上知識份子了。到了連隊，可以擔任文書、文化教員，常常因為連長、指導員讀不懂報紙、文件、戰鬥文書，他們就成了連長、指導員閱讀的眼睛和代筆的手了。再退回到戰爭年代，那時補充兵員要緊，共產黨幾乎是荒不擇人，所以十三四歲也可以充數。在供給制時代，養活一個人需要的經費是非常低的，大灶的標準就是吃飽肚子，外加一點點津貼費、服裝費，所以那時軍隊和地方，成千上萬地招兵買馬不發生經費供給困難。反之，社會上、農村裡有些家庭太窮，送走一個孩子，減少一張嘴，所以這樣就有了一群"紅小鬼"。解放西南諸省後，讀不順文件的縣長，有的是，並不稀罕。國民黨的舊政府官員全部清除，到社會上招收新人員，凡是年紀大一點的，都是在舊社會混跡過的，政治歷史難免複雜，不可信用，中共建政之後，政權建設要另起爐灶，急於招兵買馬，因此，招收十幾歲的小青年知識份子，歷史清白，洗腦容易，價廉物美，成了唯一的選擇。那時，大多數縣裡的學校最高也只辦到初中，共產黨的用人經驗，初中也足夠應付了，再說，大多數幹部處在文盲半文盲狀態，招收一些十幾歲的初中青年，文化比他們高一點，卻高不太多，既能利用你，自己又有老資格老黨員可以炫耀，具有無可僭越的政治上的優越感，可以居高臨下教育你駕馭你，果真有大學生就不敢使用了。這些所謂的工農老幹部，既居功自傲，又內心自悲，所以，他們使用"小青年知識份子"還可以勉強相處，到了反右運動，他們就展開了大反擊，對於那些平時不順眼的人，摧枯拉朽，打得這些小知識份子無不俯首低頭。縣裡打右派，一部分就是這類小知識份子。至於當初南下工作團的大學生，在縣裡的大多也遭遇滅頂之災。
所以像李曰垓這樣具有初中畢業資格的１３歲少年，就輕而易舉地成了革命幹部。
他成了昭通專員專署的機要員，負責保管文件、電報、檔案，前後三年，工作負責，認真，盡職，沒有發生任何差錯和事故。
（三）１６歲的少年政治犯
被稱為巴蜀鬼才的劇作家魏明倫，生於１９４１年農曆８月１４日。他說，１９５７年幸而未到公民年齡，所以才沒有戴上右派帽子（見《魏明倫短文·我"錯"在獨立思考》，四川文藝出版社出版）。這話不對，因為在雲南有一個比他年齡還小一點點的人，李曰垓，打了右派。
李曰垓1941年12月23日出生，１９５８年元旦剛過，李曰垓在年滿１６歲的時候，被專署"下放勞動鍛練"。他背著行李，踏著冰雪，步行５天，到達距離３００裡的一個山區農場報到。場部管理人員告訴他："你是右派，編入右派份子勞教小組，明天出工。"李曰垓聽了驚訝莫名。自己怎麼會是右派份子呢？他的確響應黨的號召，提過意見，那也是為了改進工作呀！
這樣的事，今天看來並不奇怪。有不少１９５７年畢業的大學生，我認識的人就有，當他們拿著派遣單到達所去的單位報到的時候，人家告訴他：你是右派份子，因此工作工資要如何如何安排。這些人聽到之後，除了驚愕，已經是欲哭無淚了。那時候，決定一個人的右派命運，只需要黨支部整理材料，報到上級黨委批准，就大功告成。而黨支部的某個人，尤其是書記，只要抓到你的兩三句"反黨言論"就足以訂你的右派了。大多數右派劃定之後是要向群眾宣布向本人宣布的，但是不宣布也不違反什麼程序--因為反右就沒有法定的程序。
李曰垓成了一名少年政治犯。不過，這並不稀罕。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之前，十五六歲被槍斃的"反革命"，見之於佈告的就不少，可惜我沒有記下。
八十年代，中國拍了一部電影，叫《少年犯》，編導演員懷著高度的同情，演繹了一位打架鬥毆成了刑事犯的１６歲少年的故事，充滿了人性的關懷，故事淒婉動人，令人欲泣欲訴，轟動當時，學校組織學生觀看，以之當作教材。據說有的青少年看過電影之後，竟然萌發了想親身嚐嚐當"少年犯"的滋味。但是，如果拍攝一部像李曰垓這樣的少年政治犯應該更加具有歷史深度和社會意義。
李曰垓不能忍受這種不白之冤。一個月後，他決定上北京申訴。他從山裡的農場逃跑了出來，他要依靠雙腳，走到北京去。可是，只走出了幾十里路，他就被抓了回去。
雲南人鍛練出一付鐵腳板。舊時，雲南人計算距離的單位不是"裡"，而是"站"，一站約五六十華里，這是人馬一天步行的距離，因此一站路就是五六十華里。抗戰初起，二十萬滇軍在軍長盧漢的率領下，東赴臺兒莊參戰。他們從昆明出發，步行了兩個月才到達湖南長沙，那是令人肅然起敬的壯行。如今，雲南人最耿耿於懷的是臺兒莊紀念館中，沒有一處解說詞提到滇軍。沒有滇軍參戰，臺兒莊戰役休想取勝。
李曰垓犯了一個常識性的錯誤：他以為自己可以逃之夭夭，靠雙腳可以走到北京去。他不知道無產階級的勞改隊是不會讓你，一個逃犯，心想事成的。你自己認為你是忠誠於黨的，但是只要右派帽子給你戴上，那就只有認罪一條路可以走。
（四）２０年後，進京告狀，感動了"上帝"
不過李曰垓終於到北京告狀成功。這是整整二十年以後的事。那是打倒"四人幫"兩年之後，當地對於解決李曰垓的問題，表現消極，逼得他進京上訪，那時進京上訪，在胡耀邦時期，和如今大不相同，不圍追堵截，不打不攆，一般都能受到正常接待，許多老大難的問題，就是在中央的直接過問下才獲得解決的。公安部的同志聽取了李曰垓的訴說之後，非常同情他的遭遇，非常及時地採取了措施，解決他的問題。而且，公安部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徐盛龍同志隨後專程前往昭通採訪李曰垓的案情，查閱了多達３００萬字的檔案，訪問了有關的人員，最後寫了《石板底下的一棵小草》，給歷史留下了記載。該文收集在群眾出版社１９８１年出版的《春風化雨》一書中。這樣感人的事情，如今在中國已經成了絕響。北京，信訪局，上訪......都成了犯忌諱的詞語。
我在這里特別要指出，這位徐盛龍因為他的特殊身份，可以隨意查閱檔案，使李曰垓的冤屈更獲得某種官方的證明，因此我們要感謝這位心懷正義的作者。如今，那些檔案可能都散失了。
徐盛龍文章的第一個小標題是"他是右派嗎？"他說："李曰垓始終不知道自己犯有什麼錯誤，過了二十年後平反昭雪時，才知道自己有什麼所謂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可是，這些言論，都是當時在整風中響應黨的號召，在本單位負責人多次動員下說出來的，是符合實際的，是一個純樸的公民向黨進忠言......"五十年後，我們只好從良好的願望來破解這個歷史難題：大概當時昭通專署的領導們太年輕，沒有子女或子女都還年幼，沒有做人父人母的感受，不然怎麼會把一個十五六歲的孩子打成右派，送去勞改呢？這個推理是根據我的經歷：５０年代初期，我共事過的領導，參加革命時間最早的是１９３３年。他們的子女都不大。地委專署領導的年齡資歷一般不會更大更長。由此可見，反右運動已經突破了人性的底線。
（五）把監獄變成煉獄
我們回到１９５８年。
李曰垓不得不向命運低頭。他要重新規劃自己的生命。那麼，他怎樣規劃自己的生命呢？李曰垓首先要面對勞教所的生存秩序。
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透露，５５萬右派中，有超過一半的人受到勞教勞改的處罰。勞動教養是為了改造右派而設計出來的一種別具一格的懲罰手段，是毛澤東送給右派份子的一份大禮：從字面上看，勞動教養比勞動改造的懲罰管理力度要減輕一些，進了勞教所不至於完全喪失自由，但是，實際上僅僅是玩弄了一個文字遊戲，最可惡的是：勞教是無期徒刑。
那時，制度初創，設計人只想到怎樣把這麼一批既不是刑事犯罪份子，又不是經濟犯罪份子的思想犯右派份子"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給出一個比較"文明"的處置，於是極為聰明地設計出一個勞教制度。這個沒有任何法律根據，沒有任何先例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勞教制度匆忙問世，但是這個制度的設計者唯獨沒有考慮過這個勞教是不是"無期徒刑"，也許這正是設計者的初衷--把這批人關到死了拉倒。虧得毛澤東死得不算晚，胡耀邦起來後還有權，所以，勞教的右派在勞教２２年之後，終於走出了那個人間地獄，獲得了第二次"解放"，第一次是共產黨把他們從國民黨統治下"解放"。對於執政者來說，可以繞過司法程序的"勞教"是個"好東西"，毛澤東創造的這份法外之法的"勞教"遺產，中共至今仍然捨不得拋棄，規模大小不等的勞教所，還散佈在中國各地，勞教了勞教著數以萬計的不叫"右派"的什麼學員。
那時的勞教，主要還不在於創造勞動價值，而是在於"改造思想"。中共在理論上一向宣傳勞動光榮，勞動創造世界，但是在實踐上卻立足於勞動是懲罰，說得好聽一點，勞動是改造人的手段，"勞動改造"--簡稱為"勞改"，成了一個專有名詞，因此，李曰垓所在的農場當然要安排他們最繁重的勞動任務。
筆者收到廣西省百色市平果縣的許多老右來信，異口同聲訴說他們勞教的情景：凡是完不成勞動任務者，不給飯吃，晚上召開大會，吊打批鬥，拳打腳踢，慘不忍睹。
其他勞教過的右派都有這種經歷和見聞，最後能夠活著走出勞教所的人就算不幸之中的萬幸。
不過雲南到底氣候比較好得多，據打聽，沒有發生像甘肅夾邊溝那樣3000勞教右派餓死2500人的慘劇。
李曰垓在適應了勞教所的生活勞動之後，他下定決心學習。他到底只有16歲，懷著對前途渺茫的希望和兩個志趣相投的難友組成了一個"華夏學社"，互相鼓勵，互相切磋。
大家可以推想，這裡絕對不是一個可以學習的環境。第一，勞動繁重；第二，囚室極端擁塞；第三，來到這裡的右派大多已經心如死灰，度日如年。可是，這三個青年仍然孜孜不倦地讀起書來。他們讀了恩格斯的《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列寧的《哲學筆記》、《論左派幼稚病》，魯迅的《華蓋集》《南腔北調集》，馮定的《平凡的真理》等等。
二十年後，李曰垓走出了勞教所。他說："獄中學習成了我們最高的享受。"
正因為有學習陪伴，書籍中那些高尚的人類思想結晶，成了指引他在人生的黑暗隧洞裡追求的燭光，才不感到孤獨彷徨絕望。
李曰垓以後又轉移到一個硫磺礦勞改。這裡的勞動，主要是背運礦石，強度更為繁重。他把三年機關工作時用微薄的工資購買的全部書籍，託人取來，一一閱讀。這裡有大學文科自學的教材和參考資料二十多本，中外文學明珠近百本。
徐盛龍是這樣來描述李曰垓讀書的情況：多少個燈青火冷的冬夜，多少個蚊蟲肆虐的夏夜，多少個蟲聲唧唧、情景淒楚的秋夜，多少個細雨敲窗、冷暖未定的春宵，這顆孜孜不倦探求知識、追求真理的青春之心，排除了一切物質的困難和精神的煩惱，經久不息地堅持在刻苦鑽研之中。知識的清泉給予這顆心無限的滋養，給予他的生命以不竭的生機和青春的歡樂。
但是，取得這樣的歡樂，要付出多大的代價啊！李曰垓在筆記中寫道："當了一個犯人，還要這麼認真地讀書，作筆記，這是使某些人頗為不理解和頗為不快樂的事。但這又有什麼辦法呢？......"這箇中的原因，就是在思想深處，堅信自己不是"犯人"！我敢說：每一個右派都是"口服心不服"，不過，李曰垓走得更遠，他不只是"不服"，而且要以生命的毅力來抗爭！
李曰垓用四年勞改的時間讀完了大學文科的教材，寫下了二十萬字的讀書筆記，背誦了八百首詩詞，達到大學畢業水平。
一個沒有"刑期"的勞教分子，如此孜孜不倦地讀書，在那個環境中，那是異類，是瘋子，正常人，正常的勞改犯和管教人員都難以理解。不過，據我猜想，李曰垓所在的勞教所的管理人員，起碼是其中還不乏有點同情心的人，他們還有點愛才惜才之心，對於這個學習勤奮、文思敏捷、文筆流暢的"右派份子"，可以網開一面，施以某種寬容，甚至於還常常讓他操刀縱筆，起草各種文書材料。他們怎麼不明白：如果李曰垓不打右派，作為專署機關的機要員，那是他們難以企及的啊！這也是李曰垓能夠讀書的必要條件。
（六）熱情換來的苦果
李曰垓在日記中寫道："社會啊，你有時是無情的，你要拋棄我，但我永遠對你熱情！我要以全部生命獻給你！"
李曰垓在勞教所自學完了大學文科課程。這時他才二十歲出頭。可是，右派戴帽和勞教是"無期"刑徒，沒完沒了。李曰垓為自己設定了一個新的追逐目標：寫小說，一部計畫為６０萬字的長篇小說。生活是寫作的源泉這個唯物論反映論的基本觀點，在通常情況下應當是無可爭議的。李曰垓經歷了社會的巨變，自己的遭遇在這個社會巨變中也遇到了始料未及的巨變，他又閱讀了那麼多的文學巨著，因此為進入文學創作提供了能力、激情和素材。但是，他犯了一個低級錯誤：他忘了自己所處的監獄環境。本來中共建立的社會，就是一個對思想，對文字高度恐懼的大監獄。一個處身勞教中的右派份子起早貪黑地寫，寫，寫，對於那些苟且貪生的同類來說，他們無法理解，對於那個盛行告密立功的時代來說，那是某些人獲得提前釋放的機遇，結果，在寫了大約十二萬字的時候，李曰垓以"寫作反動小說"的罪名而關進一間１·５平米的黑牢，禁閉半年，其間不准洗臉、洗衣、放風，不給水喝。
毛澤東發動的政治運動，多數多是針對文化文藝的。因此一個右派份子寫小說，對於那些市儈主義者，對於那些反智主義者，對於那些不知小說為何物的芸芸眾生來說，簡直就是歪魔邪道。你這種人寫的不是反動小說是什麼？只要一寫，一動筆就錯。
在共產黨的監獄裡，在文革前，某些高幹，例如七大選出的中央委員、我們山東大學解放後的首任校長華崗，在住監獄期間，可以住單人牢房，可以讀書，而且寫了許多書。但是，總的說來，是沒有人道沒有人權。許多蹲過國共雙方監獄的老共產黨員老革命者，都認為，國民黨的監獄有人性，講人道。這一點我們可以讀讀《紅岩》，並且親自到白公館、渣滓洞實地參觀一下，那裡面關押的都是和國民黨不共戴天、立志要推翻國民黨的地下共產黨黨員，這些人在關押期間受到的人道待遇，足以證實上述印象。
李曰垓想以熱情奉獻社會，而這個社會卻是報以無情，賞給他一枚苦果。
（七）再次逮捕，關押６年
對於後來人，這裡要解釋一個概念：勞教，或勞動教養，主要是強制"勞動"，在生活勞動區域內也算有某種自由，可是如果在勞教人員當中，誰如果犯規，那就要施以重罰，時間短，就在勞教所內，時間長，就判刑關進監獄。李曰垓在文革期間被逮捕，關進監獄６年。
勞教場所本來是文革中的世外桃源，被屏蔽在烽火連天的文革之外，可是，勞教所裡也要搞大批判之類活動。大批判要找活靶子。李曰垓好讀書好動筆，一向是勞教人員中的"第一號打擊對象"。這時翻倒一下李曰垓的筆記，少不了鄧拓、吳晗這些人的隻言片語，因為反右之後，文化專制主義控制了中國媒體，文化人大多噤聲噤口，鄧拓、吳晗成了顯赫一時的筆桿子，而且他們的文章也能小心翼翼地說出幾句真情常理，被那些探索真理的小民欣賞，甚至於摘抄下來，找到知音。毛澤東發動文革就是從批判鄧拓、吳晗他們突破缺口。這時，誰如果平時說過鄧拓、吳晗，欣賞過鄧拓、吳晗，準能成為本單位大批判的活靶子。李曰垓這回幸莫大焉，成了 "硫磺礦的鄧拓"，還有"寫反動小說"，兩罪相加，罪莫大焉。萬箭鑽心，集中射擊李曰垓。他被關進了監獄。一關就是六年，沒有提審過一次。
成千成萬住過國民黨監獄的共產黨的老幹部，在文革中，也是這樣被關進了大大小小的秦城監獄。沒有法律依據，沒有任何起訴，沒有任何庭審，沒有自我辯護，自然也沒有刑期，一直關到某個高層領導重新得勢或者政局的重大變化的時候，才可能把你解放出來。打倒"四人幫"之後，他們脫離了無邊的苦海，終於有極少數人大徹大悟，由此醒悟到只有民主和法制才能使中國走向現代化。但是就全黨而言，大多數人仍然執迷不悟於明君情結，所以中國前進了３０年，沒有走進民主化的大門。
文革中，監獄外面大打派仗。監獄裡面表面上是不能分派打派仗，但是這時監獄的主管是軍代表。雲南省文革中是派性鬥爭全國名列前茅的省份，武鬥之激烈，全國有名。由於中共奪權雲南的歷史源遠流長，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集團，反右運動不但是整知識份子，而且也是整某個派別的機會，這樣就更積累了矛盾。到了文革，各種隱形矛盾都在擁護毛主席、"造反有理"的大旗下，顯露出來，獲得合法化的地位，於是發展到公開的大規模的武鬥，動刀動槍動炮，甚至於暗殺，例如昆明軍區司令員閻紅彥就是被暗殺的，始終沒有破案。為了維持穩定，中共中央決定派軍隊介入地方文革，實行軍管，但是，軍隊介入並不是聯合國維和部隊，可以採取中立態度。他們要奉命支持某一派，即所謂左派，於是產生了特定的稱謂叫"支左"，要有明確的立場和傾向，可是兩派鬥爭本質上並沒有是非可談，斗來斗去，就看誰會鬥，誰得到毛澤東的支持，因此就造成中央今天支持這一派，明天支持那一派的結果。軍隊支持錯了，也就要跟著換人，改派另一個部隊"支左"。這樣，在監獄中的軍代表也就換來換去。每個軍代表都希望得到監獄方面的支持、擁護。
李曰垓是一支筆，一支能幹的筆。軍代表、獄方都希望他能捧場，可是這個倔強的小青年就是不買賬。他憎惡這種反覆無常的派仗。他用恩格斯的話來回答他們： "一個人的思維具有至上性，只是在於我們不知道有任何一種權力能夠強制那處於健康而清醒狀態中的每一個人接受某種思想。"（《反杜林論》）經歷了文革的我們，今天回顧起來，那十年，真是"城頭變幻大王旗"，弄得糊里糊塗。誰敢說自己"清醒"過？
李曰垓為了堅守"思想的至上性"，他被戴上腳鐐和背銬，長達兩年半。這種根植於專制土壤的具有中國特色的表態文化，根深葉茂，至今仍然青春常在。深入骨髓的中國特色的表態文化，在政局的每一次變換中，仍然是觀察中國政治的一把有效而有趣的鑰匙。
為什麼中國的知識人今天喪失了人格操守，盛行犬儒主義呢？因為只有望風使舵，隨風逐浪，才能安身立命，才能投桃報李。
（八）李曰垓遇到了一個魔鬼
毛澤東不承認世界上有共同的人性，有人類之愛。他在道德觀上打著無產階級功利主義的旗號，以階級論泯滅人性論，調動人的思想中最醜惡、最自私、最利己、最虛假、最隱秘的部分，也就是獸性，使之合法化、合理化、放大化，堂而皇之地登入大雅之堂，掛上無產階級道德的金字招牌。今天胡錦濤大力提倡"以人為本"顯然是有糾正毛澤東階級論的含義，只是他不敢點穿而已。
政治運動的基點就是消滅人性、推廣獸性。有一些監獄管教人員，在經過長期的耳濡目染、身體力行之後，把自己身上的人性逐漸泯滅，替換成了獸性。李曰垓就碰撞到了這樣一個充滿獸性的管教人員手裡。
１９７３年３月，李曰垓得到釋放。在中國，監獄釋放人員很難回歸社會，融入社會。他們無論是刑事犯，還是政治犯，都受到由政策造成的社會歧視。於是，應運而生的就是政府建立了專門為這類人員"就業"的工廠。李曰垓到了一個鉛鋅礦就業，可是狹路相逢，這家礦的一把手是從硫磺礦調過去的。此人處身勞改管教行列，經過長期的潛移默化，已經消失了普通人的善良，一身邪惡，好像魔鬼的化身。
李曰垓已經三十出頭了，應該有一個家庭了。一個美好的家庭可能在相當程度上修復他心靈的創傷。作為礦上的領導，本來應該抱著同情之心成人之美，但是這位領導卻是使盡壞主意，利用他的職權，破壞李曰垓姍姍來遲的愛情。
李曰垓認識了一位住在４０裡路之外的農村女知識青年曾樹美。曾樹美才２１歲，比他小１２歲。一個勞改釋放右派份子，在當時人們都是躲之唯恐不及，但是因為李曰垓赤誠坦白，知識淵博，贏得了女孩的信任和傾心相愛。這位純樸的年輕姑娘透過被妖魔化的右派外貌，發現了李曰垓深藏的人格美。
但是李曰垓沒有婚姻自由。他把女方開出的大隊革委會證明信和自己的結婚申請交給礦上的領導後，這位領導出於人們無法破解的陰暗心理，拖延了半年不予批准，然後再次製造了政治冤案，把李曰垓逮捕入獄，隨後他又派人前往女方所在生產隊，捏造李曰垓的反動罪狀，向女方施加壓力，企圖拆散他們的婚姻。非要舉起狼牙棒打散這對苦難的鴛鴦。
礦方人員沒有料到曾樹美是一個深明大義的女孩。她斷然拒絕了礦方的惡意威脅，明確回答道："你們說他懷，我認為他沒有什麼不好的地方。我明確表示愛他，我願意當這樣的反革命家屬，跟他共患難。"
為了破壞李曰垓的婚姻，礦上派人到曾樹美家抄家，把這戶貧農列為"階級敵人"。農村公社召開了兩千人的批鬥大會批鬥曾樹美，把她捆綁了４個小時，關押了３天，甚至於在打倒"四人幫"之後，在生產隊幹部的縱容之下，曾樹美還遭受了"搶親"的凌辱。曾樹美母女被逼到絕境，只好賣了房子，逃到遠處親戚家避難。她到監獄探親，含著淚水對李曰垓說："你放心吧，哪怕關你十年八年，我堅決等你，決不變心！"
毛澤東的階級鬥爭路線培養出了一批這樣的幹部，他們最大的樂趣就是成人之惡。他們以整得你娶不著老婆，整得你走投無路，整得你妻離子散為樂趣。全國總工會打了６４個右派，經過組織拆散，有６１家婚。著名評劇演員新鳳霞就是因為拒絕和打了右派的著名戲劇家吳祖光離婚而戴上右派帽子。對於打了右派的人，隨後就要動員老婆跟他離婚，這個邪惡的主意，至今我也沒有讀到毛澤東或中共中央下達的指示，但是全國上下都心領神會，好像對右派非要叫他們弄得家破人亡不可。總之，中共搞政治運動已經形成了一套潛規則，黨內各級幹部都心知肚明。這位非要拆散李曰垓婚姻的礦長不過是按照慣例做事，並非原創，並非更惡劣，只是因為他人性喪失得一無所有，反把成人之惡，當作了樂趣，幹得更加起勁而已。
這樣一個管教人員和魔鬼有何不同？
（九）李曰垓成了"大同黨"反革命集團的首領
一九七五年五月，李曰垓第三次被逮捕關押。
有一個就業人員，為了"立功受獎"，爭取勞改隊批准他回家照顧老婆生孩子，想出一個害人的歪點子。有一天，他找到李曰垓，關起門說："我考慮一個計畫，由我們兩人協同才能辦成。我們趁這次批林批孔的機會，把張某和嚴某整一下，向幹部匯報，說他倆要謀殺幹部逃跑。對於這種高質量的檢舉，幹部會信以為真的，到時候你我都可以得到好處，這是改變你的處境的有效辦法。"
李曰垓聽了，心裏一陣緊縮。想不到人世間竟然有這樣卑鄙無恥的心腸！李曰垓的確想走出這個冤獄。他關進冤獄已經十八年了，從第一天開始，他就迫不及待地想要出去，但是他要堂堂正正清清白白地走出去，不能用這種卑鄙害人的手段出去。他毫不猶豫地拒絕他說："我不能同意你的做法！"
那個傢伙做了虧心事，怕李曰垓揭發，又施展毒辣的一手，先下手為強，誣告李曰垓"預謀組織反革命‘大同黨‘，要搶銀行，殺幹部。"同時，又拉攏其它一些就業人員製造混亂。監獄方面根據那個傢伙的"揭發"，又揪出另一個"首犯"。這樣一個以李曰垓等二人為首的"大同黨"反革命集團就鐵板釘釘，成了死案。李曰垓再次被逮捕，關押了三年半。
蒙冤受辱的李曰垓在監獄裡是怎樣申訴和鬥爭的呢？檔案中保存著一九七五年六月至八月兩個月內十二次審訊筆錄，現摘錄幾段，足可回答這個問題：
問：李曰垓，交待你的罪行！
答：我無罪。抓我關我不需要什麼證據，但要我李曰垓俯首帖耳接受迫害是不行的。我十六歲進監獄，現在三十一歲了，這次抓捕不過是舊戲重演！
問：不要攻擊，交待！
答：我的罪行就是不願接受那個負責人的迫害。......我沒有罪，事實證明你們這次抓人又是錯誤的。
問：根據你幾次審訊的態度，經上級批准，給你戴上刑具（腳鐐）反省。
答：不管什麼刑具折磨，搞逼供信，製造冤案，總會破產的。
問：你自己的罪行你自己清楚。
答：我清楚是受迫害。
問：你這個反革命集團首要分子，矇騙不了我們。
答：（冷笑）我沒有矇騙別人，也請別人不要矇騙我！
問：戴腳鐐是給你應有的懲罰！你攻擊無產階級專政。
答：真正的無產階級專政是不需要製造冤獄的。你們這樣做，是為了達到林彪以及某些人的目的，即：踐踏法制，蹂躪人權，故意製造冤獄，殘害無辜者，轉嫁民怨於黨，給無產階級抹黑。我可能會被迫害致死，但我問心無愧，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我相信毛主席革命路線會有勝利的一天。我活了短短三十多年，還沒有為祖國和人民作出貢獻，對此我覺得慚愧。但是我沒有當寄生蟲，也沒有作害人蟲。歷史將會證明：誰是誰非！
問：我們要將你這些惡毒攻擊的話記下來！
答：應該記下來，我希望你們記下來。
（十）不是尾聲的尾聲
李曰垓後來如何去到北京，感動了公安部信訪人員，得到他們的同情、理解。幫助，最後得到改正，這些細節，今天已經沒有交待的必要了。
這裡我要對曾樹美母女致以深深的敬意。正是他們堅貞不屈堅定不移的支持，使李曰垓獲得了莫大的精神支持！
有情人終成眷屬。李曰垓和曾樹美終於如願以償，成就了美滿姻緣。李曰垓後來到昭通地區財貿學校做了語文教師，直到退休。
（2007年11月27日住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