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道這可因動機而獲罪，真夠令人驚嚇，例如作為男性，見了什麼時誰沒有偶發戲想？難道就可因此有意欲姦淫之動機型犯事，而判定罪嗎？自古便有"飽暖思淫慾，飢寒起盜心"一語，難道竟可只憑這樣的"欲"或"心"就定罪加刑嗎？可是這種邏輯在那時就真是流行呢！那時節，只要是革命就絕對有理，"造反有理"、"革命無罪"就是最高的口號與原則，"革命不是請客吃飯"，革命是依靠暴力，它只講目的而從不講手段與程序的正義，甚至也不用對後果負責（參見前面251《講究對後果負責》一文），所以論起罪來就不是看手段、程序與後果，而是著重論動機。比如打砸搶、燒殺姦淫......只要是為了革命也不算犯罪，甚至還可作為立功呢！相反的，比如同情、悲憐、救生......只要不是為革命也可以算是犯罪，這就有了動機罪的確立並盛行，甚至作為衡量罪與是非的最高原則。可是這動機是內在的思想，所以，動機罪實際上就是思想罪，思想罪就是這樣風行起來的。
雖然說內心的動機（思想）與外現的行為有關聯，但是同一動機（思想）卻可以表現為許多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行為，而不同的動機（思想）也會有許多一樣的行為，我多次做過這樣的試驗：用任何一個動機都可以解釋可以作出任何一個行為。這就難以從行為來確認其動機（思想）了，其中出現冤假錯案不僅在所難免，而且是大量的、成批的、難以數計的、駭人聽聞的。這種情形也就只好當作為革命而付出的代價吧，說得輕鬆一點叫交了學費吧！萬不得已時來個"平反"或"改正"了事，說句安慰話叫"母親打錯了兒子"（革命的政權對於做錯了事最多發個"平反"，有時還只是"改正"，常常是不予理會，更多是封殺言評與要求，並堅持其錯行與罪行。連帝王有時也有"罪已"一說，而它則是從不認錯的！近日有《中新網》1月25日電韓國總統盧武鉉24日就上世紀50年代朝鮮戰爭爆發時，韓國前政權屠殺民眾的暴行道歉，並向死難者家屬致以慰問。以前也有馬英九代表國民黨向47年臺灣受國民黨政權迫害的民眾賠禮道歉，可從沒見過ＸＸ政權這樣做過的報導。）這對於一個特定的革命或戰爭時期還可以說得過去，可是，若這革命竟成了沒完沒了地不斷地"繼續革命"下去，就會造成整個社會的紐曲，我們就剛好是遇上了這樣的時代。
動機（思想）屬於個人內心世界，難以客觀考查與確認，這就給動機（思想）罪的認定帶來了極大的主觀任意性，其中一個辦法就是抓住隻言片語，斷章取義、上綱上線分析批判，這就有了"文字獄"的盛行。其實人的思想與外在的語言之間，也是一種獨特的（超邏輯的）關聯，不能用以作外部判斷的，何況思維也不都是靠語言進行的呢！可是革命的需要時則不管這些了，作為定罪的手段就相應有：查抄日記、書信，收集、偷聽言語，甚至個別的字句、隻言甚至與夢囈、亂寫亂畫，或聽取告密與揭發，編摘整理材料......，公開地可弄出無中
生有的來！這類東西還公然上黨報公示呢！更兼用逼供式的攻心戰術，讓你受不了時就會亂說而就範。這就沒有你不承認的事了，正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若需材料，何愁無有"矣！這裡插兩個例事。
我曾任職的閬中師範學校，歷史教員閻習昭因曾是黃埔學員，文革時被關進校內學習班專職認罪思過，時間一長真無所事事，某日突然自嘆曰：想吃回鍋肉。於是弄來大會批鬥，令其交代反動罪行，分折曰：回鍋意為重來，重來就是復辟，追問其復辟之具體打算，被逼得無法時，只好說：我想殺人！這個罪可是大了，這是階級鬥爭的新勝利，但要進一步查問要殺何人時，他只好說要殺毛主席。這使得全場驚呼：挖出了一個最大的現行反革命了！可下一步又怎麼辦呢，毛主席遠居北京，他手無寸鐵能殺嗎？於是又讓他老實重作交代......真是一場鬧劇。
另一件事也是發生在閬中。文革時在縣文化館辦階級鬥爭展出中，有街道青年趙某義務參與作看守展館的工作。有一日，閉館後發現該趙一人正式欲走進陳列有貴重金之展室，雖只進了一隻腳，便據以認定趙某欲偷金品犯罪，經再三逼問，趙被迫認了有此心後，就定刑入獄，刑滿回來仍入另冊不怠！為此，他申訴了多次也無用。
這兩件是典型的以認定一個不良動機就定罪的案例。這類事在當時是司空見慣的了。這以心論罪時，這人之心想了什麼，不僅他人無從認定，就是人的自己也往往講不明白，往往是漂浮不定的，就連偉大領袖也有浮想聯翩之狀態呢：我究竟曾經是如何想過沒有？是偶有此念一閃？或胡思亂想過？或如夢？......，人們的思維常常是瞬息萬變的，有時是高速運轉的，有時不是用語言進行的，更是難以表達的，而一個人被鬥爭急了、久了後，精神還更會恍惚與夢幻，這時正好被他人或被自己忽悠的（近幾年春節晚會上趙本山一次又一次地成功忽
悠表演就是證明）。加之我國傳統儒家文化講究自省自問，並有誅心一說，在嚴於律己的傳統下，更有"狠鬥‘私'字一閃念"，"個人主義是萬惡之源"流行，有"向黨交心"、"靈魂深處鬧革命"......之風，眾多知識份子便在這"思想改造"聲中，灰溜溜地背上了原罪。這思想罪一法真是收拾知識份子的一大祖傳法寶了。
這思想罪既然定罪這樣地方便與隨意，不受客觀的既定條文約束，就更可以順理成章地實現黨、黨組織直接對公民進行處置，而且在處罰上也就更可按需而擇了，必要時可以下獄甚至槍殺，但更多卻"一個不殺，大都不捉"以"改造"處之。這樣表面上既落個仁慈之好名，而實則更是教你生不如死地活著，以反面教員的作用來控制與威脅全民！讓這革命的無法無天永遠保持下去。就這樣實現了鐵的法西斯極權統治，長達近百年。這種以分析動機而定罪、不需程序認定，並可任意加罰與處刑的惡行，其最全面、最明顯、最生動、最持久、最聞名的事例就是1957年開創的"反右派運動"與1966年開創的"文化大革命"。前者是在1949年已取得革命奪取政權並鞏固完善建立了新政權後，又發動的一場無法無天的新的革命運動，旨在確立以思想治罪的"黨天下"統治。這時，有上百萬計的知識份子因思想罪而受難終身並株及親友！而後者則是前者的擴大到全民的實施。結果是建立了一個紅彤彤的法西斯天下代代傳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