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用‘先生'稱呼這位偉大女性，是想傳達出一種歷史感---49年中共建政之前，‘先生'並非男士專用稱謂，具一定身份地位的女士被稱‘先生'，乃屬司空見慣。當然其中蘊含著相當的尊重成分。
正因為此，即將登基的毛在當時的北平，親筆修書給遠在上海的宋，就是這樣寫的：
慶齡先生：
重慶違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誠，與日俱積。茲者全國革命勝利在即，建設大計，亟待商籌，特派鄧穎超同志趨前致候，專誠歡迎
先生北上。敬希命駕蒞平，以便就近請教，至祁勿卻為盼！專此。
敬頌
大安！
毛澤東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九日
周恩來的親筆信也與此相彷：
慶齡先生：
滬濱告別，瞬近三年。每當蔣賊肆虐之際，輒以先生安全為念。今幸解放迅速，先生從此永脫險境，誠人民之大喜，私心亦為之大
慰。現全國勝利在即，新中國建設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敢藉穎超專誠迎迓之便，謹陳渴望先生北上之情。敬希早日命駕，實為至
幸。專上。
敬頌
大安！
周恩來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一日
此處不厭其詳地照錄毛週二函，除證明‘先生'一詞之用於宋，在將近六十年前最合適不過，亦藉已表明中共當時對宋敦請之殷。其結果是，宋雖然對廖夢醒說：‘北平是我最傷心之地，我怕到那裡去。'（陳廷一《宋慶齡全傳》，中國社會出版社，2004年，396頁）但考慮一個多月後，她終於還是同意北上了。
49年8月28日下午，宋慶齡由鄧穎超陪同自滬抵平。毛提前半小時到達車站迎候。這是毛僅有的兩次親臨車站接車（另一次是歡迎程潛）。朱德`周恩來等亦到場，屬於極為隆重的禮遇。
不過，事實很快證明，儘管宋在20年代末就加入了共產國際，而彼時中共只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但毛並不把她當做自己人。甚至連‘客卿'都不是。準確地說無非是花瓶，通俗的話叫做‘聾子的耳朵---擺設'。無論是擔任所謂‘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還是‘全國人大副委員長'，長期居於上海的她都沒有任何實權。她真正管得到的，恐怕只有多年前創辦的一個基金會。該會於1950年8月15日改名為中國福利會，主要從事婦女兒童福利工作。她將自己獲得的斯大林和平獎金全數捐贈給它。
57年5月中旬，毛決定從整風轉為反右，除通報黨內最高層劉`周`鄧等幾位之外，也向極個別黨外‘民主人士'打招呼。
據當時任職於《人民日報》的王若水回憶：
在六月以前，由於對‘雙百方針'的廣泛宣傳，大家都已接受了。現在突然又來這麼一個大轉彎，許多人思想不通。我記得有一天胡喬木來到報社，指示反右派宣傳。他坐在會議桌的一頭，開始的話就是：‘這次反右派是個考驗。郭老擁護，宋慶齡就不支持。主席說，他們兩人的表現就不一樣。。。'（王若水《新發現的毛澤東》，明報出版社，2002年，538頁）
不過，她畢竟是國內外矚目的孫中山夫人，又是所謂國民黨左派的頭面人物，毛還是給她面子。當年11月7日，蘇聯紀念十月革命四十週年，她被列入毛親率的中共代表團，出席在莫斯科舉行的各國共產黨代表會議，並在大會主席團位置就座。九年後的文革之初，周恩來親自列出要保護的十三名‘高級民主人士'名單，宋列首位，獲毛批准。當時她已喬遷北京，得保無虞。
可是她父母在上海的墓地，就遭紅衛兵肆意破壞，石碑被推倒，連骸骨也被挖掘出來，實行‘暴屍'。後雖得周恩來干預迅即重修墓地，但其心靈創傷仍難以平復。所以，當毛派江青來看望她，‘向她解釋"文化大革命"'時，聽著‘江青自命不凡地一個勁吹捧紅衛兵'，她‘忍不住打斷了她的談話，說道："對紅衛兵的行動應有所控制，不應傷害無辜。"'弄得江青下不了臺。（《宋慶齡全傳》，432頁）
1967年元旦，劉少奇實際已被打倒。宋仍吩咐，跟往常一樣，向劉的‘幾個孩子送賀年片`日記本和糖果，並親自簽上"宋媽媽"的名字。'工作人員提醒她：‘現在送這個合適嗎？'她很不以為然地說：‘有什麼不合適？越是這種時候我越是要送。'（同上，435頁）
當劉在68年10月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被‘永遠開除出黨'後，宋‘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少奇同志很好嘛，對革命有功勞。他不是壞人，為什麼要打倒他？""對劉少奇這樣的老革命家怎麼可以這樣對待呢？"義憤之情，溢於言表。'（同上，436頁）
另據有關記述，此前她就曾寫信給毛，為劉說項，稱劉無大過，應予解脫，以早日結束亂哄哄的局面。毛回信斷然拒絕，信中竟連劉的姓名也不提，只說‘個別人的問題很複雜，一時說不清楚。'她此舉使毛甚為惱火，一怒之下毛吩咐周說，你去告訴老太太（指宋--張注），她不高興留下的話，要去美國，香港，去哪都行。周深知此乃毛一時氣話，並未轉達。次日毛覺不妥，急召周問曰：你告訴老太太了嗎？周佯裝糊塗答稱：因事忙，此事未及辦理。毛說：那就算了。
劉死後直至1972年，宋名義上仍與董必武並列為‘國家副主席'，代行‘國家主席'職務，但再不就國事‘說三道四'。然而，其心中憤懣並未消解，終於在毛嗚呼哀哉`文革結束後噴湧而出。她致函中共最高層，痛斥其建政後種種倒行逆施，表達心中的不滿。對這樣一位享譽國際的耋耄老婦義正詞嚴的詰責，當局也實在無可奈何，只能不了了之。非但如此，出於統戰需要，四年後，當宋病危時還演出了一幕快速‘接納'其‘入黨申請'的活劇，並突擊授予她‘中華人民共和國名譽主席'的稱號。
1926年4月16日，即孫中山先生逝世五個月後，宋慶齡曾致函她在美國的好友‘阿莉'（亞歷山大德拉。曼。斯利普），表示自己將‘投身我丈夫畢生的事業，就是實現一個真正的中華民國'。可惜，努力奮鬥55年，到81年5月29日她以88歲的高齡辭世的時候，‘一個真正的中華民國'遠未能實現。幾年之後，海峽彼岸倒是開始了民主進程，而大陸則至今仍不見‘共和'即民主的影子，有的是‘中華（共）黨國'而非‘真正的中華民國'。
不過，可以告慰宋慶齡先生的是：孫中山先生的遺教‘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依然被國人銘記。孫先生當年的奮鬥目標---‘中國之自由平等'，最終必將在神州大地完全實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