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起事件中的受害人都不是普通的升斗小民。陝西那個校長，放在明清時最低也是一個掌管文廟祭拜的教諭，雖然只是一個正八品的小官，但是古代讀書人的地位尊崇，就是見了上官也是可以不拜的。至於那個朱文娜就更不了得了，《法制日報》可是被中共政法委欽定的喉舌啊！朱女士又是堂堂的主任記者，她的社會地位和人脈關係，恐怕都不是一個偏遠地區的縣委書記可以比擬的。但是就是這樣一些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仍然沒有被猖狂慣了的縣大老爺們放在眼裡，只要覺得不順眼，一樣是說抓就抓。
縣委書記論級別不過是個處級幹部，無論放在古代還是現代，都是真正的七品芝麻官，他們為何還如此猖狂呢？說穿了還是一個權。一縣的政權體系雖然分為黨委、政府、人大、政協四大班子，但是在黨領導一切的中國，縣委書記就是一個縣的土皇帝。縣委書記手中掌握著四大權力。一是人事權，一縣大小官員的升遷無不通過縣委書記拍板，他想讓誰上就讓誰上，他想讓誰下誰就得下。其二是財政大權，一個幾十萬乃至百萬人口的縣，方圓幾十萬平方公里地盤上的經濟資源，在縣委書記眼裡同他家的私產沒有什麼區別，特別是土地和礦產，他願意怎麼圈就怎麼圈，願意賣給誰就賣給誰；地方應當徵收的稅和費，只要有人送禮，他就以"優惠政策"的名義，想減多少減多少，願意給誰免就給誰免。其三是司法權，現在的書記和縣長雖然不像封建社會親自升堂問案，但是，重大案件他都要隨時過問。公安局長、法院院長、檢察院檢察長、政法委書記不過是縣委書記的四條狗，他讓咬誰就咬誰。像這次的"西豐進京拘記者事件"，如果當地的公安機關還有一絲半點獨立自主性，恐怕再借給當地公安局長几個膽子，他也不敢做如此違法的事情。最後一個是武裝權，雖然縣委書記沒有權力調動正規軍隊，但是縣委書記都兼任駐該縣武警中隊的第一書記，如果以維護地方治安為由，縣委書記可以調動武警鎮壓他認為的"不穩定因素"。2003年，成都市郫縣縣委書記陳爭鳴就曾出動一大批武警鎮壓紅光鎮反對拆遷的農民，這次衝突造成數十人受傷，六人被判處六個月到一年的有期徒刑。
由於縣委書記除了外交、軍事、國防外，擁有的權力幾乎跟中央沒有區別。更兼"上級監督太遠、同級監督太弱、下級監督太難"，導致縣委書記成了"一方諸侯"乃至於"山大王"。於是，瘋狂之下的權力就如一隻出籠的猛獸，肆意吞噬著公民的權利和自由。就像這次的"西豐事件"，商人趙俊萍不滿意私有財產被無端剝奪，編了幾句簡訊諷刺縣委書記張志國，張志國竟然動用公權對趙俊萍打擊報復，逼得趙出走他鄉。為了構陷幫趙俊萍仗義執言的記者，竟故伎重演，以"群眾舉報"趙的姐姐趙俊華行賄記者，在其斷然予以否認的情況下，仍以"莫須有"的受賄罪對朱文娜立案併進京拘傳。在整個案件中，我們看到了當地公、檢、法的集體性"出賣"和無恥"投靠"。
為了"媚權"，他們視司法的公正不阿與良心理性於蔽履，甚至翻手為雲，覆手為雨，上下其手，無恥構陷。法律在他們手裡，似乎成了麵團兒要方則方，要圓則圓，以至於公然赴京拘傳記者。把北京當西豐，把朱文娜當趙俊萍。想誣陷就誣陷，想拘傳就拘傳，就枉法判決就枉法判決，這樣一種一權獨大的政治權力場景，司法獻媚權力的可恥交易，公民財產人身權利岌岌可危的願景，實在是對當下民主法治建設的極大諷刺和挑釁。縛住縣委書記權力瘋狂的猛獸，祛除司法腐敗的毒瘤，再也不能遲緩和延宕了。
但是，在共產黨的統治下，又有誰來縛住縣委書記這頭瘋狂的猛獸呢？
